贺承松 蒋奇宏 编译
【文献来源】Gulnara Dadabayeva and Dina Sharipova, “The imagined nation-state in Soviet literature: the case of Koshpendiler”,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44, No.1, 2016, p.165-180.
导论
20世纪60至70年代，哈萨克苏维埃知识分子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界定“民族”（nation）的概念，并将其塑造为国家与民族建构项目的基石。俄罗斯版本的历史编纂学在界定哈萨克民族国家历史地位上的主导性，印证了萨义德（Edward Said）的观点：我们如今所认知的 “东方”，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学术建构的产物。类似地，在苏联范式的压力下，哈萨克历史学家缺乏自主构建其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空间。地方史家与俄罗斯史学工作者只能围绕官方认可的各类合法及非合法主题来撰写民族历史。在苏联时期，哈萨克斯坦历史学者的工作主要局限于阐释哈萨克汗国时期的族裔起源问题。大多数研究身份认同与国家形成议题的学者，倾向于以哈萨克语发表成果，以此规避党内官员的审查。知识分子正设法表达他们对现实中最尖锐问题的看法。民族文化精英将历史小说体裁作为表达自身国家观的主要平台。在这类文学作品中，作家们提出了在民族和国家建构过程中如何看待俄罗斯对附属哈萨克土地统治这一重要问题。此外，文化精英们关注宗主国与殖民地的二元对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后殖民理论成为了分析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互动的主要工具。
后殖民理论在中亚的出现，是历史、文学与哲学对殖民统治持续反思的集中体现。在文学和文化中，后殖民理论是“一组针对特定类型统治的情境化批判”，而非一种基于因果过程的科学方法。因此，作者认为“后殖民”（post-colonial）是一个术语，用来“涵盖从殖民化开始至今受帝国进程影响的所有文化”。本文认为，对哈萨克苏维埃文学的观察应在从俄罗斯进入中亚到苏联解体的历史进程中进行。由俄罗斯帝国及后来的苏联发起的所有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也在文学中得到了反映。通常，后殖民研究主要聚焦于文学，这是因为文学在殖民社会中需求旺盛，且知识精英的作用显著。
哈萨克作家的多数文本具有鲜明的后殖民性：它们试图多角度呈现哈萨克人与沙俄殖民帝国的纠葛。斯大林的现代化项目显著改变了民族社会中后殖民话语的格局。一方面，批判沙俄对哈萨克人殖民政策的后殖民文学兴起，另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出现了专注于哈萨克民族—国家建构的苏联哈萨克文学。作为一种文体，这些苏联小说并置两种张力：俄语苏联文学的强制性要求，以及哈萨克民族文学的反制性诉求，而后者蕴含着潜在的精神性与民族主义诉求。
哈萨克斯坦在20世纪20—50年代“自上而下”地解决了后殖民社会的大部分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了后殖民理论的主要假设与哈萨克斯坦现实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与此同时，苏联现代化项目的实施减轻了为创建构成国家基础的民族文学和文化而进行的斗争的激烈程度。在20世纪30—60年代，苏联大力支持民族作家、艺术家、音乐家以及其他文化和知识分子精英代表。它提供免费住房、教育和其他社会福利，从而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现代化项目也创造了大众文化，从而使普通民众能够接触苏联和世界文学。此外，霍米·巴巴所谓的“书的发现”（discovery of the book），意味着俄罗斯古典文学和苏维埃文学的大规模传播，催生了哈萨克民族精英主导的新民族项目。他们聚焦更深刻的进程，例如民族国家地位的根源、民族意识的形成，并涉及到某种程度上的族裔动员。在这方面，伊利亚斯·叶森伯林（Ilyas Esenberlin）的小说《游牧人》（Koshpendiler）是历史小说体裁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部小说在哈萨克文学中占有特殊地位，因为它是第一部涵盖了从15世纪到19世纪三个世纪历史的历史史诗小说。此前没有哪位作家像叶森伯林那样提出如此多的根本性问题。《游牧人》三部曲富有层次性和矛盾感，因为它涉及广泛的问题，包括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精英与大众的互动、民族形成以及社会不同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因此，小说在不同层面上的“混杂性”（hybridity）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承认的，后殖民国家的“发展主义”在现代性背景下正经历批判性重思，我们将哈萨克苏维埃文学的混杂性现象视为一种机遇，借此重构有别于俄罗斯叙事的本土历史版本。叶森伯林将可追溯到15世纪的哈萨克国家地位投射进苏联现实中，对历史事件提出有别于官方叙事的独特诠释。本文即通过对《游牧人》的分析，论证20世纪60—70年代苏联哈萨克文学已内在地处理了后殖民议题。
苏联时期的后殖民话语：以《游牧人》为例
任何殖民帝国的主要矛盾都存在于现代化进程中，这是一种普世主义意识形态与渴望保持原貌的本土精神文化的冲突。其结果是殖民社会分裂为两部分。一部分社会接受西方的普世主义价值观，承认其技术和工艺的优越性，而另一部分社会则坚持尊重其传统和精神文化。因此，后殖民精英最重要的项目基于混杂性，将西方的普遍概念（如民族国家）与地方对国家地位和民族的狭隘文化认知相结合。相应地，这种后殖民项目在文化，特别是在文学中的最终产物，可以用一句苏联谚语来表达：“形式上是苏维埃的，但内容上是民族的/地方的”。“苏维埃形式”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普世价值观的框架，其内容则可由任何地方性愿景来填充，以解决区域或共和国层面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哈萨克知识分子以及中亚其他作家们将关注点聚焦于民族国家建设与民族意识的觉醒，同时对国家形态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基于这些前提，我们认为《游牧人》是哈萨克民族精英在后殖民话语背景下实施的文化项目的鲜明范例。
《游牧人》出版的时期以民族政治和文化精英推动的国家民族主义兴起为特征。20世纪70年代，苏联人民享有政治稳定和相当程度的经济繁荣。苏联为公民提供社会权利并保障他们可持续的未来。人们获得了反思他们过去和历史的机会，而无需像战前和战后时期那样恐惧和匆忙。此外，共和国领导人库纳耶夫（Dinmukhamed Kunayev），以哈萨克知识分子和诗人的庇护者而闻名，帮助并保护了诸如苏莱曼诺夫（O. Suleimenov）、叶森伯林（I. Esenberlin）、阿利姆扎诺夫（A. Alimzhanov）等许多作家。库纳耶夫对那些提出与本土民族历史、领土、部落和族裔相关问题的知识分子尤其有帮助。在党中央委员会以及文化和科学精英中，有许多人支持库纳耶夫。叶森伯林是一名工程师，参加过二战，他的大部分作品以哈萨克语出版。他可以被称为“哈萨克民族主义者”，这意味着他对哈萨克民族形成和哈萨克族裔身份感兴趣。因此，该作品的问世是民族文化精英和政治领导层两种互动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
然而，我们认为，20世纪60和70年代提出民族形成问题的民族文学的兴起为哈萨克身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游牧人》阐释了民族—国家概念（nation-state）的形成、民族意识的构建、国家的领土完整以及精英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这些都可以统括在“哈萨克国家形态”的框架内。本文聚焦于小说中提出的最重要主题：哈萨克国家形态的出现、发展和衰落。叶森伯林在他的三部曲中贯穿了这一关键主题。他特意将重点放在15世纪，即哈萨克汗国形成的时期，然后转向18世纪，即哈萨克-准噶尔战争时代，那是哈萨克汗国乃至哈萨克人民的生存都处于危险之中的时代。最后，他着力于19世纪，彼时中玉兹可汗克涅萨热·卡西莫夫（Kenesary Kassymov）正为恢复哈萨克国家形态与俄罗斯帝国进行斗争。耐人寻味的是，三部曲的写作和出版是按相反的时间顺序进行的，从19世纪的俄罗斯殖民开始，以15世纪哈萨克汗国建立的问题结束。
1969年的第三部曲，《灾难》（Қаһар）或称《可汗克涅》（描写19世纪的故事），最先出版，也是最具反俄和反殖民性质的。在这一部分，叶森伯林聚焦于哈萨克人反抗俄罗斯帝国的反殖民斗争以及恢复他们自己国家形态的机会。这本书的出版恰逢社会要求捍卫自身历史、传统、语言和价值观的浪潮。
1973年，三部曲的第二部（描写的是18世纪的故事），《同胞》（Жанталас）或称《绝望》出版，描绘了哈萨克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当时准噶尔人征服并几乎灭绝了哈萨克汗国。然而，人民最终团结起来收复了故土，既守护了民族身份，又在阿布赉汗的统领下保持了国家统一。不过，阿布赉在哈萨克历史上是个矛盾的人物。一方面，他是残暴的统治者、凶残的刽子手和狡诈的政治家；另一方面，他又是渴望“为本民族赢得力量与权力”的领袖。
而在《同胞》前一本出版的，1971年的《金刚剑》（Алмас қылыш）或称《咒剑》则是三部曲的高潮，也设定在最遥远的过去（描写15世纪的故事，即在故事时间线上是这三部的卷首）。作家深入探讨了任何国家形态基础的最深层过程。叶森伯林探讨的主题包括对故土的归属感、从族裔（安东尼·史密斯意义上）向成熟民族的转变、民族意识的形成，以及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的关系。通过描述哈萨克汗国的头十年及其缔造者，叶森伯林提出了与创建民族国家和民族精神相关的哲学问题。
三部曲是多层次的。除了作家试图完成的任务之外，小说还作为一个历史来源，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的“帝国式苏维埃现实”。因此，对这部作品的分析需要双重回溯。作家“重建”过去，即创造“一个被想象的国家”，并通过这幅图景反映现存的帝国式苏维埃国家模式。小说通过对哈萨克汗国与其敌人，包括河中地（Maverannakhr）和呼罗珊（Khorasan）、准噶尔汗国、以及中国和俄罗斯帝国——之间关系的诠释，超越了后殖民话语。
叶森伯林的史诗小说让我们有机会从不同的视角看待殖民主义问题，这意味着叶森伯林脱离了非黑即白的二分法，提供了更复杂和多样化的描绘。毫无疑问，书中对俄罗斯帝国在哈萨克历史中的作用作出了负面评价。另一方面，叶森伯林也揭示了俄罗斯对该地区社会发展产生的某些积极影响。
本文认为，后殖民主义在苏联时期已然终结。正如现代史学研究指出，小说中提出的国家形态问题至今仍未被修正。在“准国家”的特殊条件下，苏联社会科学领域根本不存在探讨这些重要议题并将其问题化的可能。在这方面，历史文学，特别是历史小说，提供了一定的回旋余地，并提供了构建/创造地方精英愿景及其建构国家形态的机会。
此外，历史、文学和政治领域缺乏探讨后殖民问题的根本性著作，部分原因在于苏联曾是将原住民从沙皇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的解放者。这限制了苏联研究中后殖民话语的负面空间，导致社会科学领域引入了“最小危害论”。该理论认为，相较于中国可能建立对哈萨克汗国领土的统治而言，俄罗斯的进入是一种危害较小、破坏性较弱的力量。后殖民话语（即历史小说）中对俄罗斯殖民统治呈现的正反两面反应，创造了克服其他后殖民社会固有的东西方二分法的潜力。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悖论的解释在于“底层人”（subaltern）的概念。后殖民理论中的底层人被理解为没有机会直接发声的人。其结果，历史小说成为了“底层哈萨克人”获得表达民族主义情绪机会的渠道。国家形态、民族主义和民族意识的问题处于苏联社会研究的边缘。尽管这些问题得到了探讨，但它们受到苏联意识形态教条框架的限制。苏联哈萨克作家间接地表达了“底层哈萨克人”的关切和问题。因此，苏联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已呈现后殖民话语特征的时期。
通过想象中的现实解读文本
关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关系的基本问题之一是，思想、情绪以及某种程度上“无形的”价值观如何能被文学，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精英所捕捉。参照斯皮瓦克（Spivak）对反殖民（反抗情绪）传播过程的评估，我们可认为知识分子作为接收者，正将反殖民与反帝国主义的情感转化为“知识文本”（text for knowledge）。（此处“知识文本”意指知识分子/历史作家对意义/信息进行解读，提出自身诠释版本，并将其铭刻于文本之中）另一问题是这些情感 “发送者” 的身份，这需结合哈萨克斯坦后殖民时期与苏联现代化的辩证关系，其既包括支持民族主义反帝项目的政治精英，也涵盖聚焦后殖民议题的文化文学精英。
聚焦反帝国项目也至关重要，因其尚未成为成熟的民族国家建构方案，而“国家形态”概念的缺失是核心症结。苏莱梅诺夫《阿兹与亚》（1975）、阿利姆扎诺夫《讹答剌的纪念品》（1969）等作品的出版，以及哈萨克语地位提升、相关期刊数量增加及高校哈萨克语新系开设，为该项目创造了条件。
叶森伯林专注于寻找失去的国家形态及其所有属性。他三部曲中的后殖民意义，旨在界定哈萨克人在俄罗斯殖民化背景下的地位，而反帝部分则在于寻求哈萨克人自己民族国家的模式。换句话说，小说代表了精英们寻找独立民族国家理想模式的轨迹。
对于哈萨克文化精英而言，反帝议题与反殖民话语在文学中相互交织，因此我们需要界定叶森伯林小说中反殖民与反帝信息的边界。第三部《可汗克涅》承载着反殖民信息，聚焦俄哈殖民关系问题。此处核心问题在于：“文学中的反殖民话语由谁塑造？”是民族精英、政治精英，还是更广泛的公众？鉴于该小说1969年出版后在哈萨克斯坦公众中反响热烈，探究当时读者群体对历史过往产生兴趣的动因至关重要。
叶森伯林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委托；他将这份委托内化于心，继而向公众传递了他的独特诠释。《游牧人》中反殖民话语得到充分实现，受众覆盖精英与广泛读者，提出的问题能唤起全体哈萨克人共鸣。叶森伯林并非唯一在小说中探讨国家建构、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问题的哈萨克作家，其他作家也曾触及这些议题。但《游牧人》仍是苏联哈萨克文学中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小说，其独特性在于聚焦哈萨克民族及民族本质的探索。作品中 “朝圣者休憩沉思” 的隐喻，映射了民族意识根基、国家形态形成等核心命题，而叶森伯林运用的概念也成为现代哈萨克国家的基础。
民族—国家观
在三部曲首卷《金刚剑》中，叶森伯林指出，对统治乌兹别克各帐的阿布勒海尔汗而言，草原已变得陌生。普通哈萨克人说阿布勒海尔“习惯了喷泉流水声与穆安津的祈祷声”，更忧心其后代恐将摒弃游牧传统。尽管身为游牧部落首领，他却更倾心于河中地区与呼罗珊等定居文明核心地带的风俗，从当地迎娶妻室、延揽谋士，这些举动激怒了钦察臣民。游牧民对阿布勒海尔扶持中亚经济复兴深感愤懑，更关键的是，庞大游牧军队被迫为争夺无用的城市中心而战，哈萨克人被迫纳税却无回报。贾尼别克与阿吾勒老头人的对话，展现了历史上精英与平民利益一致的罕见时刻。部落头人说：“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汗国[我们为什么要支持阿布勒海尔的汗国]？”。叶森伯林认为，哈萨克人民已经准备好建立（创建）他们自己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贾尼别克扮演了族裔企业家（ethnic entrepreneur）的角色，他准备动员一个已经意识到自己与阿布勒海尔兀鲁斯精英“相异”的游牧民。
在第二部《绝望》中，作者提出了哈萨克人获取俄罗斯国籍的问题。主要人物阿布赉汗和布哈尔歌手之间有关于选择困境的对话。阿布赉对俄罗斯的感情是双重的：一方面接近俄罗斯 “不给中国龙割断他喉咙的机会”，另一方面意识到双方关系不止于军事联盟，承认需像俄罗斯人那样掌握“建造城市、种植树木、开采矿藏”的技能以防哈萨克人消失。布哈尔歌手说，在蒙古人到来并摧毁一切之前，所有这些东西都存在于哈萨克土地上。阿布赉回应：“或许我 —— 成吉思汗的后裔 —— 将重建昔日被摧毁的一切”。由此可见，叶森伯林对俄罗斯人在哈萨克社会转型中的作用持更积极态度。
叶森伯林对俄罗斯霸权统治后果的批评在第三部达到顶峰。书中克涅萨热与俄罗斯旅行者格布鲁德对话的情节极具寓言性。克涅萨热谈到祖父阿布赉当选前的预言梦：梦中他先后杀死狮子、老虎、狼、狐狸，狐狸生出蚂蚁、蠕虫、蜥蜴和鳌虾。布哈尔歌手解读阿布赉的梦境时如此阐释：当时代变迁时，他的子孙将沦为狼与狐狸般的存在。其家族氏族将走向衰亡，后代更将沦为蠕虫蜥蜴般的存在。叶森伯林对俄国殖民统治的悲观预言鲜明：哈萨克人终将在故土沦为最受压迫的底层人群。旨在重建哈萨克汗国主权的克涅萨热起义，是对此问题的间接回应。
也许我们可以观察到叶森伯林如何将沙俄帝国的殖民性质套用到 20 世纪 70 年代哈萨克斯坦现实。作者敏锐察觉到帝国（阿布勒海尔的汗国和俄罗斯帝国）与新兴民族国家（哈萨克汗国）之间迅速增长的矛盾。阅读其作品时，我们可以联想到建立一个强大民族国家而非苏联内部准国家（1930—1980年代）的必要性。叶森伯林以阿布勒海尔对蒙古帝国本质的反思开篇：专制权力、绝对服从、为统治者殉死曾是该社会常态，而阿布勒海尔统治时期却充斥着对其政策的反抗与批判：扩张征伐、苛税敛取、任用陌生顾问精英作为政治核心。
我们可以认为，作为祖国爱国者的叶森伯林将作品与苏联现实进行了类比。他含蓄地提出了创建独立哈萨克国家的问题。例如，叶森伯林指出“定居在土地上的人与留在草原上的人的利益分歧越来越大”，并且“贾尼别克和克烈更接近游牧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领导了创建国家的运动”。可见，这是基于捍卫民族利益的民族—国家观念。与帝国扩张（阿布勒海尔）相反，书中人物的核心思想是：“我们拥有自己的土地，无需他人的土地。”贾尼别克说：“我们不需要撒马尔罕的杏干和甜美的塔什干葡萄干。我们需要属于我们自己的南方城市。”在这段引文中，我们能观察到苏联现实背景下早期民族—国家固有的若干问题。首要问题是领土归属感。身为哈萨克人意味着对所居住的土地怀有强烈而独特的归属感。后殖民理论指出，这种对故土的归属感催生了对帝国殖民领土观的抵抗。哈萨克人既不适应希瓦也不适应河中地。在苏联帝国模式下，这种观念成为反帝反殖的破坏性力量。任何建立在征服掠夺基础上的帝国——无论是蒙古国、阿布勒海尔兀鲁斯还是俄罗斯帝国——都无法维系国家的统一与完整。在贾尼别克与克烈政治实体中土生土长的游牧民并不想与河中地区作战并征服它。该区域于他们而言是异域。他们只愿遵循自身生存之道，任由希瓦与花剌子模的人民自行其道。
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之间的相互关系
当贾尼别克汗为建立强大的哈萨克国家而武力“聚地集众”时，他的做法是否正确？用书中角色科坦歌手（Kotan-Zhyrau）的话来说，叶森伯林认为，尽管贾尼别克汗表面欢欣乐观，但他在众人面前隐藏了自己的泪水和艰辛。叶森伯林对这个角色抱有同情。贾尼别克采取残酷手段维护国家统一，为子孙后代奠定根基。但作家并未谴责哈萨克汗国的政治领导层，他理解现实世界的复杂性，领袖们不可能总是做出公正的决策。在反帝语境下，这可被解读为呼吁接受与苏联当局合作的必要性。更甚者，共和国领导人有时不得不采取不得人心的措施以在艰难时期生存。
可汗与歌手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从后殖民视角加以阐释。斯皮瓦克曾指出：“最优秀的本土知识分子......代表着他者的声音”，同时他们在表达不同群体利益时又呈现出异质性。一方面存在地方精英阶层，另一方面则体现着民众的政治诉求。这两类群体的关系可置于可汗—歌手二元对立的框架下界定。在三部著作中，叶森伯林始终遵循这一思路描述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关系。在第二部《绝望》中，作者描绘了未来哈萨克统治者阿布赉与布哈拉尔歌手的会晤。歌手曾经目睹年轻的阿布赉杀死了一个奴隶并指责他杀害老人。面对谋杀奴隶的指控，阿布赉说出了那句名言：“你应对此保持沉默，因为我将成为白帐汗国的统治者。而你将捍卫它的统一”。这表明尽管统治精英与民众之间存在裂痕，但在某些关键历史时刻，这种分裂背后存在着对精英阶层代表民众行事的权力的理解与部分认可。尽管布哈尔歌手将继续批判统治者，但他深知精英阶层的行为本质上是为民众利益而行动。
如今，哈萨克斯坦历史学家证实了土地与居住其上的人民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由此，他们为建立以哈萨克人为核心的国家与民族提供了坚实的一手论据。此外，现行宪法（1995年）坚持将哈萨克人确立为主体民族，这与民族的原生概念相契合。由此可见，当代政治精英从苏联文学中继承了建立民族国家所需的所有原生论框架。小说中提出的所有问题均可归入“国家形态”范畴，这一概念成为构建理想哈萨克独立民族国家的模板。
结论
1991年苏联解体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独立建国，使叶森伯林关于哈萨克国家与民族的部分构想得以实现。该书在后苏联时期的传播轨迹，或许可归因于独立哈萨克斯坦历史中的若干根本性因素。首先，小说中提出的“国家形态”概念终于成为哈萨克斯坦社会研究的焦点。由此可见，学者们并未努力寻求新的认知方法来解释独立后的现实。正如查特吉所言，在殖民社会中，政治领域受殖民者控制，而被殖民者因社会特性被排挤出政治空间。因此殖民地群体主要在文学中进行后殖民反思。随着苏联解体，哈萨克斯坦社会科学家与学者们抓住机遇，对苏联时期哈萨克文学中形成的后殖民话语模板展开研究。
话虽如此，了解当今社会科学领域能提出哪些新方法仍颇具意义。巴夫娜·戴夫在其著作中指出，去殖民化进程将包含对苏联时期涉及民族建构问题的认知方法的批判。然而，学者们仍观察到哈萨克斯坦社会科学中存在所谓的“衍生话语”。事实上，原生论仍主导着学术话语，并体现在多数哈萨克斯坦学者的著作中。我们认为，对既有认知方法缺乏批判的根源在于：后殖民话语从想象性文学向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哈萨克史学）的转移。因此，只要原生论民族主义方法主导话语体系，寻求新认知方法便无从谈起。该国发展的新范式将由全球化进程与区域一体化共同塑造，这终将迫使社会科学学者寻求新的理论框架。
本文篇幅有限，但值得提及的是，哈萨克语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所处边缘地位的问题——他们无法表达自己对苏联时期“帝国主义以历史中最佳形态”出现的态度。他们代表了知识精英中无法解决苏联后殖民话语问题的部分，因而成为所谓“底层群体”的一员。作为底层群体，哈萨克民族主义者无法在该话语体系中找到自身定位，也无法表达其关切。叶森伯林的小说曾深受苏联政治文化精英追捧；然而书中对哈萨克语地位的强烈民族主义诉求并未获得充分回应。在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这些问题于20世纪90年代尤为尖锐，当时哈萨克知识分子正寻求新的认知路径来阐释殖民历史。新方法未能出现，因为知识分子批判哈萨克斯坦历史中的殖民时期。因此，他们在寻求新认知方法时，仍受限于苏联旧有的底层研究工具箱。而今日我们或许能观察到，随着全球化进程模糊了本土与国际话语的边界，社会科学领域正涌现出新的认知方法。
【编译者简介】
贺承松，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2024级研究生。
蒋奇宏，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原理专业2024级硕士研究生。
【兰州大学中亚及周边动态编译团队】
兰州大学中亚及周边动态编译团队，依托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聚焦区域与国别时政动态和学术前沿，通过编译、分析与传播，促进人才培养，强化学科交叉，推动中亚及周边区域国别学的深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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