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及周边·学术动态
第42译】哈萨克斯坦考古学：在苏联遗产和民族建构政体阴影下

导论

在美国，人类学包括四个主要子领域：社会—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生物/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本文聚焦考古学，它现在是后苏联哈萨克斯坦人类学中最活跃的子领域。本文认为，尽管哈萨克斯坦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独立，但其考古学仍然表现出对前学术母国俄罗斯的考古学的强烈依附甚至某种依赖。除了依赖问题之外，哈萨克斯坦考古学中的后殖民性还体现在其参与国家和民族建构的过程。在哈萨克斯坦，考古学被广泛用作民族和国家建构的工具，以及想象民族（此概念源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关于民族建构的观点）的意识形态支柱。

这种将考古学作为民族建构重要工具之一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普遍存在，哈萨克斯坦也不例外。例如，在孟加拉国，政治家和哲学家将考古遗址和博物馆视为“文化遗产和民族认同符号的储存库”。津巴布韦的国家机构从历史物质遗存中汲取灵感。同样，在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当地民族主义者也将考古发现用作构建民族历史神话的来源。

哈萨克斯坦考古学仍然是“苏联式”的吗？

本文在开头提出一个问题：哈萨克斯坦考古学在1991年后是摆脱苏联遗产的影响，还是仍在其阴影下运作？本文的答案基于对在苏联晚期和2000年代初毕业于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国立大学的哈萨克斯坦考古学家的访谈。这些访谈表明，当代哈萨克斯坦考古学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子领域，仍处于“过渡区”（从苏联模式向哈萨克斯坦后苏联模式过渡）。尽管哈萨克斯坦学界已采取若干措施以推进其学术自主化，如在非俄罗斯学术中心培养专家、与欧美机构合作研究、在国际期刊发表成果等，但这一领域仍显著保留着对原苏联（现俄罗斯）学术界的依附性与受影响特征。

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在学术上的紧密联系背后有几个原因，而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后者（俄罗斯）在苏联时期就被建立和培养成了传统的学术知识生产中心。首先是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考古学家之间的长期纽带，这种纽带基于苏联时期共同学习的经历和/或在同一位学术导师指导下获得苏联副博士（kandidat）和全博士（doktor nauk）学位的经历。第二个原因是哈萨克斯坦研究人员对俄罗斯实验室和设施的使用。第三个原因是俄罗斯大学（特别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大学）仍在培养哈萨克斯坦的博士生，这些院校颁发的文凭在学界享有崇高声誉。此类培养机制促成了俄罗斯专家和学者在哈萨克斯坦研究项目中的合作。最后，第四个原因是哈萨克斯坦普遍存在的一种观念，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拥有深厚学术传统、并基于苏联历史经验和共同语言（俄语）而具有某种相似文化背景的国家。

在与几位哈萨克斯坦考古学家的访谈和会面中，我发现他们的导师许多都是毕业于苏联时期的哈萨克斯坦或俄罗斯机构和大学的杰出考古学家。例如，卡尔·拜帕科夫（Karl Baipakov, 1940-2018）1963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历史系（考古系所在地）。他在中世纪城市讹答剌（Otrar）的发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遗址已成为哈萨克民族建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象征。根据本文访谈，一些哈萨克斯坦学生会因为与导师之间既有且稳固的学术联系，前往俄罗斯学术中心（如新西伯利亚、托木茨克、克麦罗沃或车里雅宾斯克）进行论文答辩。这种根深蒂固的学术传统，通过当代留学俄罗斯的哈萨克斯坦学者们得以传承。而他们也反过来将苏联/俄罗斯人类学派的学术遗产在哈萨克斯坦延续下去。

俄罗斯考古学在后苏联空间享有盛誉。俄罗斯至今仍能吸引来自原苏联各地的研究生，原因之一是俄罗斯仍然提供副博士（kandidat nauk）学位和全博士学位，而哈萨克斯坦已转向欧洲学位体系，即所谓的学士（Baccalaureate）、硕士（Master）和博士（Ph.D）的“博洛尼亚三级体系”。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博士学位仍是“有声望的”，甚至比本土学位更受推崇。

此外，俄罗斯学位的效力还可被视为一种积极的文化延续形式。因此，一些考古学家倾向于在俄罗斯用俄语进行论文答辩，尽管这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在经济上并不容易。我们对曾在2000年代初在俄罗斯大学学习的哈萨克斯坦研究生进行访谈，从中得知在俄罗斯大城市靠每月的奖学金（俄语称 stipendia）生活并不容易，甚至从阿拉木图到俄罗斯城市的机票或火车票在经济上对他们来说也很困难。

然而，几位哈萨克斯坦考古学家对俄罗斯学位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就田野经验而言，哈萨克斯坦学生仍应回哈萨克斯坦参加暑期田野学校（这是世界各地训练考古学家的常规做法）。而且，哈萨克斯坦考古学家从俄罗斯大学毕业后，通常会留在哈萨克斯坦。为了展示哈萨克斯坦考古学的实力，一位受访者提到，他们在发掘“库尔干”（“俄语：курга́н”，是一种构建于坟墓上的坟冢，通常的特征是包含单个人体以及墓葬器皿、武器和马匹。）方面表现得非常专业，特别是对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草原墓葬及定居点的发掘和研究。根据这位受访者的说法，哈萨克斯坦考古学家认为他们在“库尔干”发掘方面比他们的俄罗斯同行更有经验，后者“……发掘的‘库尔干’数量远不如我们多，因为我们的草原到处都是‘库尔干’；全国有成千上万座这样的墓葬”。

尽管国家努力培养具有海外受训背景的本土人才（包括社会科学家），但哈萨克斯坦考古学家仍大多在国内接受训练。他们通常在哈萨克斯坦学术传统下接受训练，该传统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苏联时期的遗产，并且仍然与俄罗斯保持着紧密联系。在独立的三十年间，只有少数社会文化人类学家获得了欧盟或北美（加拿大或美国大学）的学位。然而，那些在欧盟或北美大学接受考古学训练的人中，返回哈萨克斯坦继续从事本国考古工作的并不多。在拥有西式学术项目的哈萨克斯坦大学中，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是唯一一所设有独立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系的大学，它开设并教授当代人类学。但即使是这所大学，也不授予该学科的博士学位。

实验室等研究资源也确保了俄罗斯人类学遗产在考古学中的延续。受访者和大众媒体都指出，俄语仍是实验室分析的核心语言，即使在包括各类文物（如石器和生物材料）在内的不同类型的实验室专业分析中也是如此。在回答“为何不选择西方大学？”时，受访者的主要回答是：价格、已建立的联系，以及俄语作为后苏联地区通用语（lingua franca）的传统地位。

哈萨克斯坦货币（坚戈）对美元和欧元的贬值使得国外的实验室对许多哈萨克斯坦考古学家来说昂贵得令人望而却步。然而，一些考古学家证实，尽管价格高昂，他们还是会把材料送到欧盟和西方的考古实验室进行更快速的分析。在这种情况下，资金通常来自国家拨款。虽然，哈萨克斯坦的人类学家近来也开始转向利用本土的资源（包括设施与专家），但当地考古学家表示他们仍然高度依赖俄罗斯的实验室和研究中心。

除了与俄罗斯学术界的训练和合作外，哈萨克斯坦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还继续使用俄语和在俄罗斯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这可以用语言依赖性、出版商与作者之间已建立的联系、以及资助周期和博士项目截止时间紧迫、压力大来解释。其中许多知名学者，如 V. 扎伊伯特（V. Zaibert）和 Z. 萨马舍夫（Z. Samashev），他们曾在苏联学术空间之外发表过文章，但现在仍在俄罗斯学术期刊上用俄语发表文章。俄罗斯出版社与本地考古学家之间的这种紧密关系受到两个主要因素的影响：（1） 大多数哈萨克斯坦考古学家不够精通英语（和/或其他外语），无法在非俄语期刊上发表文章；（2）哈萨克斯坦国家的博士项目（三年制）要求博士生在短时间内完成一定数量的在非哈萨克斯坦期刊（但不一定是西方期刊）上的发表。因此，主修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包括考古学）的哈萨克斯坦博士生实际上是被迫尽快发表文章，而对其中许多人来说，在俄罗斯发表更方便。

然而，在私下交谈中，几位哈萨克斯坦考古学家表示，尽管存在这些联系和既有的关系，但他们有时仍能感受到俄罗斯同行对他们展现出的某种“傲慢”，这种傲慢通常基于想象中俄罗斯学术界的“优越性”。使用“傲慢”一词可能反映了哈萨克斯坦学者对其俄罗斯同行的学术怀疑态度的假设。然而，哈萨克斯坦考古学家从后殖民角度理解这种批评，将其视为理解前殖民“学术主子”如何试图贬低当地成就并显示当地学术“欠发达”的一种方式。我不否认俄罗斯专家表现出的优越感，但这并非普遍现象。当代的考古学家主要是40-50岁的人，他们在苏联时期长大，但主要在苏联解体后的哈萨克斯坦接受训练，并带有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和许多哈萨克斯坦人一样，有着深厚的归属感和民族主义情感，这可以解释他们对俄罗斯同行批评的反应。

本节结尾想指出，哈萨克斯坦考古学有自己的议程，它拥有自己的研究生培养中心。自哈萨克斯坦考古研究所成立（1945年）以来，哈萨克斯坦考古学，如同所有其他学科一样，经历了学术人才的本土化。在此期间，苏联哈萨克斯坦内部出现了几代本地培养的学术人才。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考古学摆脱了中央（指莫斯科）专家的控制，获得了独立。但与俄罗斯“学术母国”的既有联系依然强大，并且这种联系在培养哈萨克斯坦学术人才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苏联的学术历史与当下的关联，不仅使当代俄罗斯学术界形成了一种依赖，还将人类学/考古学的发展与国家的民族建构政策相绑定，这一点将在下文展开讨论。

“金人”的“诅咒”

在过去七八年进行的田野调查中，我目睹了哈萨克斯坦社会不同代表之间的日常互动。这些互动表明，哈萨克斯坦社会，尤其是哈萨克族，正积极进行身份认同的探寻，族裔民族主义正是其中的焦点。哈萨克斯坦公众遵循着一种建构性宣传，这种宣传推崇一种民族主义的、光荣的历史叙事，历史在其中被高度神话化。这种神话在后苏联空间并非独有，邻国俄罗斯也发生了类似的过程，例如福缅科（Fomenko）的俄罗斯历史另类版本。哈萨克斯坦的民族主义叙事部分建立在另类历史、对过去的发明和阴谋论之上，“哈萨克历史被俄罗斯人/苏联人隐藏”的观点成为核心。

哈萨克斯坦国家及其官员无法忽视这种修改和重塑历史的呼声。例如，总统托卡耶夫最近宣布，哈萨克历史教科书应“……进行审查，检查‘错误’，并出版新教科书”。统治精英和高层官员不断强调对哈萨克斯坦青年乃至全体民众进行意识形态和爱国主义教育。在此过程中，他们常常遵循苏联的意识形态路径。一个例子是创建了类似共青团的“青年祖国”（Zhas Otan）组织，以及许多其他群众性倡议。

在一篇题为“伟大草原的七个方面”的全国性讲话中，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写道：“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让我们未能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塞种人（Sakas）、匈人（Huns）、原始突厥族群是我们民族族源的一部分”。尽管呼吁不要遵循欧洲中心主义观点，但领导层的信息中总是或隐或显地存在系统性地与欧洲国家进行比较和对比的意识。例如，纳扎尔巴耶夫在讲话开头就指出：“事实上，如果你思考一下德国、意大利或印度民族的历史，关于领土与这些民族在千年历史中取得的伟大成就之间关系的问题，确实值得探讨”。哈萨克斯坦社会和统治精英继续以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看待过去，通过无休止的日常比较滋生出一种从属感。在基层，人们将自己想象的过去与世界其他国家构建的“伟大”历史进行比较。

在独立之初，哈萨克斯坦精英希望看到有形的物质和文字证据，通过确凿的事实来证实哈萨克人民和哈萨克土地伟大而古老的过去。这种集体努力，首先是为了向前殖民母国展示哈萨克历史（一部游牧民的历史）同样古老，至少与邻国俄罗斯和/或中亚国家的历史同等重要，这是苏联民族政策的结果。根据该政策，国家大力推行进化主义。在这种国家支持的进化主义中，布尔什维克将哈萨克游牧民（连同中亚和西伯利亚的许多其他土著社群）划定为生活在“落后”条件下的人群，对布尔什维克而言，“落后”是社会历史条件的结果。当代精英和普通哈萨克斯坦人以创伤性的方式不断重塑这种国家进化主义。因此，寻找“光辉的过去”是国家赋予哈萨克斯坦学者（包括人类学家）的中心任务之一。

在哈萨克斯坦独立后掌权近三十年的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一直关注通过重新想象过去来进行民族建构。作为国家元首，他资助了多项倡议和全国性项目，如“文化遗产”（“Mademi Murat”）或“神圣地理”（“Sacred Geography”）。在这些项目中，本地学者深入研究了哈萨克斯坦的物质和文化遗产及历史。与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一样，考古学（以及广义的人类学）也无法避免地参与民族建构进程。然而，在与哈萨克斯坦学者的访谈和个人会面中，我听到抱怨说，一些国家资助项目和倡议接连仓促启动，随后又突然终止。结果，这些项目未能建立起稳定的科学研究过程或基础。

通过国家资助的项目发现的、位于中世纪城市中心的铁器和青铜时代的考古发现，被大众媒体广泛报道。随后，这些文物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基调被呈现和诠释，表现为“日常民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换句话说，考古文物的图像出现在学校教科书、海报或城市广告牌上，成为日常景观的一部分。它们还以市中心纪念碑、流行音乐视频和其他展示形式出现。关于新黄金考古发现的消息通过全国性国家报纸（如《主权哈萨克斯坦报》“Egemen Kazakhstan”）以及主要网络报纸和新闻网站进行了广泛传播。

如同在苏联一样，国家的影响通过对学术界的财政控制可见一斑，大学历史系和考古研究所在资金上几乎完全依赖国家。国家对学术机构和研究中心的资助是苏联遗留的传统之一。例如，哈萨克斯坦的重要机构哈萨克斯坦考古研究所依靠教育部的物质支持和年度国家资助项目征集来维持运转。资助的授予由一个学者和官员共同组成的委员会决定，他们决定哪些项目可以获得年度资助计划的支持。这种对国家资助的依赖是一个极其官僚化且耗时的过程，但它通常是哈萨克斯坦研究所、院系和研究中心内考古学家唯一的财务稳定来源。只有少数考古中心和考古学家有有限的替代选择，包括为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提供报酬丰厚的考古鉴定服务。很少有考古团队参与国际项目和资助计划，无论是否有外国合作伙伴。

由于国家项目的推行，大多数考古团队都迫使自己在草原上进行不间断的发掘，形成了大量的描述性材料。这种描述性叙事比对已发掘文物的分析更为丰富。我的一位受访者，一位哈萨克斯坦考古学家，在访谈中分享道：

“如果能够拿到钱，我们就会有我们的田野季。如果没有钱，就意味着我们没有足够的钱维持生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进行无休止的发掘，而不是专注于已经发现和保存下来的苏联时期及独立后文物的原因。我们的博物馆、研究所和考古档案中有大量未分析的材料，但我们需要这些资助来维持生存，是它们支付我们的薪水”。

一些知名考古学家，如 Z. 萨马舍夫（Z. Samashev），已经呼吁放慢考古发掘的速度，转而专注于对已发掘材料和保存在当地博物馆中的文物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尽管缺乏训练有素的专家来分析、重建和解释已发掘的文物和遗址，考古部门、团队和机构的负责人并不急于派遣他们的年轻同事去国外学习或进行长期实习。几位考古学家在访谈中提到，错过夏季发掘季不利于获得田野经验，这是不资助去（俄罗斯之外的）其他考古中心和部门学习或训练的原因之一。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大多数考古学家依赖国家资助，而考古团队的负责人（通常是学术权威）不让他们的年轻学者（通常是哈萨克斯坦的硕士和博士生）在后苏联空间之外接受教育。换句话说，这些资深学者利用新晋学者的智慧和体力来获得国家财政支持，以维持他们的研究团队。

本章的这一部分被称为“‘金人’的诅咒”。“金人”（Golden Man）是现哈萨克斯坦境内斯基泰时期（Scythian period）最著名和最受赞誉的考古文物之一。金人，哈萨克语称Altyn Adam，于1970年由哈萨克斯坦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K. 阿基舍夫（K. Akishev）领导的考古队在伊塞克地区（Issyk，阿拉木图附近）的考察中发现。金人已经获得了国家认可，并出现在书籍、纪念碑、图片甚至国立大学的标志中。伊塞克金人的象征（和物质）力量如此巨大，以至于这件考古文物成为一个陈词滥调的考古成功典范。现在，许多考古项目（的价值）常以其挖掘成果与金人相比的表现来衡量。

在后苏联时期，该国不同地区还发现了其他“金人”，它们通常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古代文化。但这些都被统称为“新金人”。发现并拥有“新金人”，事关国家民族声望和自豪感。拥有自己“专属”的金人或其他重大考古发现的想法，对地方各州（oblasts）的州长（akims）变得非常重要。地区领导人之间常常就哪个州拥有更多的“新金人”或其他类似的（伟大）考古发现而展开竞争。拥有自己“专属”的“新金人”也被用作获得名声甚至可能在国家层面获得影响力和认可的政治工具。它还同样被用作衡量州长职业成功的标准，以便在首都的中央机构面前表现良好。一些地方官员试图在发掘季为前来研究其管辖地区的考古学家提供财政支持和政治庇护。因此，国家、地区和地方官员成为了当地考古学的赞助人。

然而，对一些考古学家来说，伊塞克金人墓葬的象征力量变成了一种“诅咒”。它带来了来自中央和地方官员要求再发现一个金人的额外压力，并导致了对高价值发现和学术研究发展的特殊关注。几位考古学家以轶事和讽刺的口吻分享说，地方官员在会议中常常会问：“在某地区有可能找到新金人吗？”因此，考古学家获得的行政支持和地方资金的水平，可能部分取决于他们在寻找与“金人”相当的东西方面能发挥多大作用。

除了考古学内部的赞助关系，一些国家官员还通过与顶尖考古学家进行合作和联合出版，支持对本地区遗产的研究。题为“Saratchik”的书籍是关于金帐汗国的考古历史，由高级官员伊曼加利·塔斯马甘别托夫（Imangali Tasmaganbetov）与考古学家萨马舍夫联合出版。这本书是此类赞助与合作的一个例子，其中地方归属感、国家和学术界紧密结合。塔斯马甘别托夫在该国西部出生和长大，并在国家机构中担任过多个高级行政职务，如西哈萨克斯坦州州长（哈萨克语称 akym）、国防部长、首都市长和哈萨克斯坦驻俄罗斯大使。他至少出版了三本涉及西哈萨克斯坦地区历史的书籍。

结论

苏联学术遗产的影响并未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而终结。我们看到不同形式的合作，即使不意味着哈萨克斯坦方在某些方面对俄罗斯的依赖，仍在发生。在国际合作、专业知识和出版方面，哈萨克斯坦人类学/考古学仍在苏联母国的“阴影”之下运作。与西方相比，俄罗斯大学和俄罗斯学术学位对哈萨克斯坦研究生仍然具有吸引力。这些项目和学位的选择往往基于苏联时期建立的纽带关系。哈萨克斯坦考古学在地方和国际层面所使用的语言仍然主要是俄语，这是苏联留下的遗产之一。

哈萨克斯坦考古学中后殖民性的另一个方面，是它如今在哈萨克斯坦充当着民族建构的工具之一。民族建构与对过去的叙事和重新想象紧密相连，考古学可以提供草原上先前居民存在的物质证据来支持这种叙事。换句话说，考古学强化了民族主义叙事，即哈萨克草原并非“荒芜”之地，哈萨克人民的祖先在发达程度上并不逊色于邻国。国家是考古学家的主要财政和法律赞助人及“客户”，国家官员期望人类学家以及许多其他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提供强有力的证据，用以支持将哈萨克民族视为一个“永恒国家”的当代愿景。这种事业依赖于中央集中资助，而这常常导致为了不断发掘新文物而牺牲更详细的分析。

【编译者简介】

  贺承松，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2024级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兰州大学国际政治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