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及周边·学术动态
第41译】新叙事和旧神话：哈萨克斯坦的历史教科书

贺承松 编译

【文献来源】Aziz Burkhanov and Dina Sharipova , “New Narratives and Old Myths: History Textbooks in Kazakhstan”,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51, No.5, 2023, pp.1-16.

导论

本文通过分析学校历史教科书，探讨哈萨克斯坦当代及其独立后的历史叙事修订轨迹。无论是关于民族认同的经典学术著作，还是该领域的最新研究，都将学校和国家教育系统视为对青年输入国家和爱国话语来发展和培养民族认同感的核心机制。本文聚焦教科书在民族认同建构中的作用，呈现哈萨克斯坦官方认可的国家与历史版本，旨在揭示该国历史教科书中占主导地位的认同观念，以及围绕关键历史事件所推广的叙事。

此外，本文亦尝试就中亚的后殖民议题展开讨论，探析哈萨克斯坦在独立后的历史叙事中是否对苏联遗产进行了批判性重估与反思。本文考察其教科书叙事是否摆脱了苏联框架，并解释为何在哈萨克斯坦难以实现“彻底的”历史重审。具体而言，本文运用后殖民理论阐释官方历史叙事克服苏联遗产的局限，以及特定苏联神话与符号仍被教科书沿用的原因。有一种论点认为，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仍然与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和经济联系，而俄罗斯领导层仍将前苏联空间视为其专属势力范围，这种论点可能存在一定的道理。与此同时，也可能存在其他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彻底重构苏联遗留问题尚需时日。

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指出哈萨克斯坦官方史学的巨大困境：一方面，该国与俄罗斯仍保持（相对）紧密的外交关系，且苏联晚期许多政治人物仍活跃于现政界；另一方面，建构新的民族叙事势必触及俄罗斯帝国、苏联及其遗产（包括诸多阴暗篇章）。

研究学校历史教科书有助于厘清其向青少年传递何种叙事，强调或忽略了哪些时期与事件，以及如何回应受众关于民族过去的疑问。教科书通过讲述起源神话与归属情感，展示“过去”在民族建构中的运用，从而体现国家力图塑造的认同与国族观念。在多族裔与后殖民社会中，历史叙事尤能映射身份论争与社会话语的复杂性。在哈萨克斯坦，民族建构政策并不始终一致，曾推广多元叙事与信息，故考察历史教科书有助于将这一中亚国家的民族建构过程置于复杂语境之中加以理解。

本文首先回顾关于教科书在民族认同建构中作用的既有研究；继而概述哈萨克斯坦教育与民族认同背景；最后呈现我们的研究发现与数据解读，并讨论探究的意义。

文献综述

民族认同领域的经典著作认为，学校教育是构建民族归属感的基石，这一过程通过对年轻公民进行社会化以及向其传递基本的民族价值观和实践实现。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学校历史课程传递的知识可能并不总是中立的，而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斗争和妥协同时产生的结果”，其叙事往往反映了主导群体的观点。

世界上许多政府广泛依赖教育系统，特别是历史教科书来塑造其公民的民族认同。相关研究者断言，政府通过选择性地强调或淡化某些事实和事件来回应对其合法性的威胁，为历史创造了一种特定的愿景。德·西丽娅 (De Cilia) 强调，构建认同感的一个常见策略是关注概念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也有学者强调了“他者”(Other）的形象。

过去二十年关于民族认同的各种研究考察了不同国家背景下的历史教科书和民族认同，揭示了官方叙事在处理身份议题的方式上存在许多相似之处。

在过去的几年里，对中亚和苏联背景下的历史叙事和课程的研究极大地扩展了关于历史叙事的学术讨论，这些研究既关注课程变化，也关注对“他者”的描绘。例如，布莱克瑞德（Blakkistrud）和纳济莫娃（Nozimova）考察了塔吉克斯坦当前的历史教科书，并将其与苏联教科书进行比较，探讨了认同叙事的连续性和变化。他们强调了民族“自我”和新“他者”（乌兹别克人）认知的变化，并引入了两个中间变量：作为“外部自我”(External Self)的苏联/俄罗斯遗产和作为“内部他者”(Internal Other)的伊斯兰教。类似地，伊斯梅洛娃(Ismailova) 探讨了课程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重点关注课程的本地化(indigenization)，这是对先前存在的殖民政权长期控制、忽视和贬低本土人民的文化、语言和传统的回应。这一叙事建立于对后殖民主义在政府治理、大众庆典和文学中的各种表现的讨论，以及关于后殖民理论在中亚适用性（及其局限性）的更广泛辩论基础之上。戈尔舍宁(Gorshenina)认为，在俄罗斯学术界（可能对中亚史学产生了一定遗留影响），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是俄罗斯和苏联历史“本质上是非殖民的”，因为只有某些经典殖民地才被承认是殖民的。此外，她补充了一个与外交政策相关的重要视角，指出“沙皇俄国与苏联政权被视为殖民化的程度，取决于相关国家与俄罗斯的当前关系”。

关于课程非殖民化的问题，基桑（Kissane）在研究哈萨克斯坦自1990年以来的中等教育历史课程计划的后社会主义转型时也进行了探讨。该文章考察了哈萨克斯坦如何通过对学校课程的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推行一种新的民族叙事，从而构建“去苏联化”和“再哈萨克化”的民族认同。类似地，乌美特巴耶娃(Umetbaeva)在吉尔吉斯斯坦的背景下讨论了独立后历史教科书中对苏联的描绘。该研究强调了关于苏联的两种相互冲突的叙事之间存在的矛盾心理：苏联既是殖民压迫者，又是现代化的推动者。诺尔詹诺夫(Nourzhanov)注意到塔吉克斯坦历史叙事中类似的变化，巴斯玛奇运动(Basmachi movement)开始被描绘成反对突厥压迫的民族主义运动，而不是基于阶级的反抗。阿萨昂诺娃(Asanova)通过比较苏联和后苏联时期的文学教科书，在哈萨克斯坦的文学课程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模式。该文章讨论了在哈萨克斯坦文学课程中持续存在的苏联制度和文化遗产，同时也指出了文学和文学教育中普遍存在的族裔中心主义话语。然而，历史和文学课程内容的变化并不总是带来教学方法的改变。尽管哈萨克斯坦开展了雄心勃勃的教育改革，但在哈萨克斯坦的教学界，苏联教育体系仍经常被称为“成功的、基础性的、世界上最好的”。

鉴于哈萨克斯坦是一个正在进行民族建构的多民族后苏联国家，其国内不仅存在规模客观的少数民族，且存在两种语言在媒体与日常生活中均广泛使用的现象，因此，它与其他后苏联中亚国家一道，为探讨关于民族认同的公共话语提供了典型案例。通过分析教科书中关于民族认同政策的公共话语，本文旨在揭示哈国国内就应当实施何种认同政策所存在的不同观点与叙事。 

方法论 

哈萨克斯坦及部分前苏联国家（虽存在一定差异）教育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全部课程均由教育部统一审批。教育部将学校历史教育视为呈现国家官方历史叙事的核心手段，因为现行课程包含两门独立的必修科目——哈萨克斯坦历史与世界历史。两科分设课时、成绩及教材：其一为《哈萨克斯坦历史》，其二为《世界历史》。《哈萨克斯坦历史》自五年级起开设，内容包括该国历史的各个片段，六至九年级则系统讲授自上古至当代之史事；十至十一年级再度复习并深化，同时衔接毕业考试及统一国家考试（Unified National Test）。《世界历史》始于六年级，其结构类似：六至九年级概览，十至十一年级深入，但依学校类型与专业方向分为科学导向与人文导向两种方向。

课程内容由阿尔滕萨林国家教育学院（Altynsaryn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负责监督，该机构同时承担着制定哈萨克斯坦学校教育的整体标准和原则的职责。2018年颁布的《国家教育标准》明确指出，《哈萨克斯坦历史》科目应使学生能够：（1）了解 “中亚及欧亚草原文明形成的各个阶段”“哈萨克民族的民族历史”以及“哈萨克斯坦多民族社会的历史”；（2）理解“中亚地区展开的历史进程”“中亚各民族成就对全球文化历史进程的意义”以及“传统哈萨克社会民族社会组织的特点”；（3）掌握“以历史思维界定文化时空中中亚的支柱性作用”；（4）分析“全球历史背景下的哈萨克斯坦历史发展”；（5）综合“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完成研究性与创造性作品”；以及（6）评估地理、人口、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哈萨克斯坦发展的影响。该标准设定相当全面，但除了标准化大学入学考试外，是否有其他具体工具用以检测这些基准尚不完全明确。

历史教科书也依据该学院制定的标准与指南编写。尽管近期有关教科书修订的讨论不断，但现有可选教材仍相对有限，基本由阿拉木图两大出版社——Atamura与Mektep垄断。教科书由独立作者（通常为公立高校或研究机构的教授、研究员）撰写，并经教育与科学部审批。值得注意的是，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的教科书因由学术研究者而非一线教师编写，屡遭诟病，被认为不适合中小学生。事实上，本文所审查的一些教材篇幅冗长，学术气息浓厚，插图极少，它们充斥着大量需要死记硬背的事实、日期和人名，使学生不堪重负。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哈萨克斯坦哈萨克语和俄语学校五至十一年级的历史教科书（2010—2020年Atamura与Mektep出版），因历史课程由中央统一审批，教材具有官方叙事代表性。本文研究采用质性内容分析法，聚焦三个争议性历史时期与事件：（1）18世纪哈萨克—准噶尔战争（被描绘为民族存亡之战）；（2）18—19世纪哈萨克汗国并入俄罗斯帝国；（3）苏联时期 1930 年代初的大饥荒。这些节点在独立后的国家叙事中最为突出，常见于官方政治话语与影视作品（如国家资助的准噶尔战争题材电影），并与当下政治举措相关（如 2020 年托卡耶夫总统设立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委员会）。本研究旨在阐明关于历史国家传统、俄罗斯及苏联遗产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或其缺失）等问题的国家叙事，从而更好地理解哈萨克斯坦民族认同建构项目中的历史维度。

分析

教学和事实特征

哈萨克斯坦历史教材主要采用以事实为主的叙事方式，较少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分析能力。许多历史事件在教材中仅以简单的年代顺序呈现，缺乏置于更广泛区域或全球背景下的讨论。教材配套作业常常鼓励机械记忆，例如要求学生记忆事实或简单抄写，而非进行分析。此外，部分表述的有效性值得商榷：例如，七年级的教科书称突厥文字体系“比学术界所说的要古老得多”。一些苏联时期的学术术语和意识形态表达依然在教材中出现，如将“人类学”理解为传统的体质人类学，将“族群”“民族”等术语按照斯大林式定义解释，以及使用“资本主义国家”“反革命势力”“资产阶级文学”等词语。这些现象表明，尽管教材增添了新的叙事视角，但对苏联时期的旧意识形态框架（如“并入俄罗斯帝国”一说）尚未进行充分反思。

哈萨克汗国与准噶尔的战争

哈萨克汗国及其在17-18世纪与准噶尔汗国的战争，是哈萨克斯坦历史叙事的核心。哈萨克汗国在1465年建立后迅速扩张，最终因与准噶尔的连年战争陷于衰弱，并在18-19世纪被迫分裂成三个玉兹（部落联盟），这些玉兹逐渐丧失主权，并在18-19世纪被不断扩张的俄罗斯帝国吞并。学校历史课程按年级分阶段进行：从小学的概览到中学系统地讲述汗国兴衰、并入俄国过程。早期教材介绍了该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以及邻国对哈萨克汗国的严重外部威胁，同时也提及哈萨克人内部的争端和缺乏团结。

关于哈萨克汗国面临生存威胁的叙述，是关于准噶尔战争和被俄罗斯帝国吞并的叙事的基石。两个版本的俄语八年级教材都描述了汗国四面受敌的困境（尽管如此，准噶尔汗国仍是最迫在眉睫的威胁）。不同于俄语教材，哈萨克语版本的教材并未包含许多关于邻国威胁的内容。相反，它们提供了更多关于表彰哈萨克军事和“战斗精神”的细节。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教材中，哈萨克汗国被相当一致地描绘为受害者——它被描绘为准噶尔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但它自己对邻国的攻击和反击，除了一段关于头克汗(Tauke-khan)“预防性攻击”的简短文字外，均未提及。

教材同时指出，汗国内部的可汗和苏丹间权力斗争和缺乏团结加剧了衰落，普通人民在保卫国家的斗争中起了决定作用；许多英雄式将领，如哈班拜巴特尔(Qabanbay Batyr)等，被颂扬为民族防御战争的领导者。这种对重要人物的崇拜体现在该国的地名中，并对后苏联哈萨克斯坦的民族建构项目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教材强调被俄罗斯帝国兼并是被迫选择而非民众自愿。相关叙事提到由于准噶尔的侵扰和内部危机，部分哈萨克贵族向俄罗斯帝国求援，但这一决定并没有得到所有贵族的一致认同。这种叙述沿用了苏联史学的观点：哈萨克“加入俄罗斯帝国”是个别贵族与沙皇政府签订条约的结果，并非人民意愿。教材称民众进行了抗议，但未形成全国性起义。整个殖民统治过程被形容为“强加的”，“殖民者”“殖民策略”等词汇强调了俄罗斯帝国扩张的殖民性特征。抵抗运动如克涅萨热·卡西莫夫起义被称为民族解放斗争，旨在维护尚未被吞并的哈萨克土地的独立。总体而言，俄罗斯的殖民被评估为因哈萨克汗国艰难的政治经济局势、贵族内部争端和准噶尔侵略而被迫和强加的。与此同时，叙事试图通过添加一些关于积极成果的叙事来平衡负面描绘，然而，这些结果并不能为俄罗斯的残酷殖民统治辩护。

同样，俄罗斯帝国的殖民扩张也没有被置于18-19世纪其他欧洲国家殖民活动的更广泛话语背景中（例如，8年级教科书中关于俄罗斯帝国在中亚殖民统治的叙事仍然与更广泛的殖民主义话语脱节）。因此，对于1860年代俄罗斯帝国向中亚扩张的原因，书中未加探讨，整个行动被描述为“沙皇政府在中亚殖民政策的强化”，没有具体说明背后的原因或因素。11年级《哈萨克斯坦历史》教科书概述了俄罗斯帝国在哈萨克斯坦的殖民统治，并将18-19世纪的哈萨克起义定性为“反对俄罗斯帝国殖民政策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哈萨克人民反对沙皇俄国殖民政策的斗争”，但也没有尝试将俄罗斯帝国在中亚的殖民统治与英国或法国的殖民扩张进行背景化或比较。

苏联时期：饥荒、镇压与现代化

20世纪的经历是9年级和11年级教科书的重点。教材由国内学者编写，对苏联时期中亚的叙事更为复杂和分裂。一方面，它们无法回避描述1920-1930年代的严重危机：大规模饥荒、强制定居以及斯大林时期的政治镇压。另一方面，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相对稳定和繁荣也是苏联遗产的一部分，因此去苏联化叙事面临挑战。总的来说，教材既不否认苏联时期的压迫性质，也承认一部分发展成果，但始终强调哈萨克人民为独立和民族利益所做的斗争。

教材强调集体化政策的失败和苏联政府对哈萨克土地的殖民化——苏联当局为了安置大量移民，将哈萨克人的土地征用，类似沙皇时期的做法。教材指责了1930年代饥荒，将其归咎于苏联当局糟糕的农业政策（如向不种粮者征粮食税）。教材将悲剧归咎于当时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戈洛谢金（Filipp Goloshchiokin），他被描绘成应对饥荒负主要责任的人。哈萨克斯坦共产党的其他成员以及国家行政其他层级的作用和能动性未被讨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在哈萨克教材中占据重要篇幅。教材延续苏联史学传统：只关注伟大的卫国战争（1941-1945年）而非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哈萨克斯坦试图重新评估其在整体胜利中的贡献，但仍然继续使用苏联的象征和英雄，如潘菲洛夫28勇士、阿莉娅·莫尔达古洛娃和曼舒克·马梅托娃等。潘菲洛夫28勇士的故事被塑造为民族叙事基石，尽管这一事件已被历史研究证实为苏联记者编造。此外，俄语版的10年级世界历史教材还批评了一些西方国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复仇话语”，强调当代青年应铭记卫国战争的英雄事迹。

教科书中的多族裔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其多族裔构成。因此，哈萨克斯坦政府面临着在多族裔环境中构建民族认同的挑战。一方面，政府不得不承认哈萨克斯坦的多族裔构成；另一方面，它必须发展一种以哈萨克为中心的叙事，以合法化新国家以哈萨克为主导的话语。

关于民族和认同的叙事出现在11年级的教科书中。在此之前，7年级教科书包含一个名为“哈萨克民族体形成”的简短部分，8年级教科书包含一个名为“哈萨克斯坦族群形成的开端”的章节。10年级教科书有两个部分，名为“哈萨克民族的形成”和“哈萨克民族的民族构成”。总体叙事聚焦于14-15世纪哈萨克族的民族形成，围绕哈萨克斯坦中部和北部钦察(Kypchak)部落与南部乌孙(Ulsuns)部落之间的联盟展开。

这一叙事在10年级教科书中得到进一步强调，并通过添加一些详细阐述进行了扩展。值得注意的是，教科书作者决定引用著名哈萨克诗人、社会活动家奥尔扎斯·苏莱曼诺夫(Olzhas Suleimenov)提出的关于突厥语和苏美尔语相似性的陈述，尽管大多数证据对此持反对意见。

此外，教材还补充了俄罗斯帝国时期哈萨克斯坦境内其他民族的细节，如1897年人口普查中俄罗斯人占12.8％、乌克兰人约2％、鞑靼人约1.3％等统计数据，并提及长期生活在邻国的哈萨克人因社会环境迁移的情况。

这种叙事在11年级的教科书中得以延续，并进一步聚焦于苏联政府的移民政策。教科书详细论述了斯大林时期将波兰人、日耳曼人、朝鲜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及其他民族强制迁移至哈萨克斯坦的各个阶段，随后则提到了与“处女地”运动和工业化相关的“苏联时期的计划性移民”。

最后，教科书在“哈萨克斯坦的民族问题”章节中也包含了关于独立后哈萨克斯坦多族裔构成的段落。主要论点是苏联的民族政策未能团结苏联人民，因为“苏联人民”被证明只是由极权制度团结起来的，并且在苏联末期民族意识正在觉醒。教科书声称，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将民族和睦、高度文明的族际关系作为哈萨克斯坦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教科书还证明了在独立初期（1991-1995年）给予哈萨克族某些特权的合理性，包括宣布哈萨克人为“国家形成”(state-forming)民族：

“在这一时期，有必要宣布国家为[哈萨克]民族国家。首先，所有在这一时期独立的国家，都称他们的国家为形成该国的民族的国家。其次，有必要支持几个世纪以来逐渐失去独立并在自己国家成为少数民族的人民。第三，需要这样的政策来复兴和发展文化、传统和语言，以增强民族自豪感。”

这种叙事与官方民族认同话语高度一致，突出国家的哈萨克属性。值得注意的是，教材在整体课程体系中对“哈萨克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叙述相当一致且覆盖广泛，尤其在九年级和十一年级占据重要篇幅。主要关注点是哈萨克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连续性——从18世纪的准噶尔战争，一直到20世纪反苏情绪的高涨，直至最终独立。引言部分将民族解放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1) 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目标明确——阻止俄罗斯的扩张；(2) 20世纪初——在哈萨克知识分子领导下的运动；以及(3)反对苏联政权的运动。1929-1931年发生了反对强制集体化的起义，1979年的事件是苏联民族政策失误的结果。1986年12月阿拉木图的起义标志着哈萨克人民争取独立的漫长民族解放斗争的结束。

结论

本文考察了哈萨克斯坦关于历史的叙事及其在民族建构中的作用。对学校教科书的分析为了解国家支持的关于民族认同和历史的观念提供了一个窗口。研究发现，哈萨克斯坦官方史学面临巨大挑战：一方面，哈俄外交关系仍相对紧密，许多苏联末期政治人物仍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占据显位；另一方面，建构新型民族叙事必然触及沙皇俄国、苏联及其遗产（包括部分黑暗篇章）。

文章表明，哈萨克斯坦在处理苏联统治下的悲惨事件时选择了非常谨慎的方法。20世纪30年代的饥荒被框定为当地统治者的个人“种族灭绝”决定，而莫斯科的苏联统治者以及当地哈萨克官僚的整体责任则未被触及。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叙事倾向于重复和强化苏联话语。相比之下，18世纪与准噶尔国家的战争被描绘成关乎哈萨克人民生存的生死之战。另一个显著的细微差别是受害者化倾向——哈萨克国家被塑造成遭受侵略的受害者，其自身的军事远征（包括对外行动）则在叙事中被回避或未被讨论。

如前文所述，哈萨克斯坦是否已出现“去苏联化”历史叙事，最终取决于国内政治进程与外交考量。哈国对苏联过去的批判性重估确已发生，尽管它采用了一种与苏联截然相反的叙事逻辑：将殖民统治归责于去人格化的俄国“沙皇制度”，或将 1930 年代饥荒归咎于戈洛谢金的个人决策，而不触及苏联制度核心。

此外，在评估苏联在中亚统治的特殊性时，可能还存在代际因素。正如卡西姆诺夫所言，与苏联早期不同，中亚地区在1960–1980年代表现出相对的经济繁荣、城市化和稳定。因此，中亚各国普遍不愿彻底否定苏联遗产。未来中亚历史叙事的可能走向是：既承认苏联现代化的部分成就，又对其最显著的悲剧事件（斯大林镇压、1930 年代饥荒等）进行批判性反思。所有这些都支持对于哈国及中亚各国历史重估进程相对缓慢的论断。伴随代际更替与 2022 年以来的地缘政治动荡，国家或将进一步重新审视此前未被触及的苏联叙事，这可能成为未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