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及周边·学术动态
第36译】迁徙与抗争:17-20世纪鞑靼人在中亚的历史

日期: 2025-07-12 来源: 互联网 点击: ...
   

陈贤钧、廖雨倩编译

【文献来源】シガブディノフリナット, 高橋巖根, タカハシイワネ. 中央アジアのタタール人: 第1章 中央アジアのタタール人の活動[J]. 流通経済大学社会学部論叢, 2012, 22(2): 193-205.

一、17-18世纪鞑靼人在中亚的活动

鞑靼人在中亚地区的活动最早可追溯至17-18世纪。当时,鞑靼人深受俄罗斯帝国倚重,为其在中亚及远东地区效力,鞑靼语曾是俄国与波斯的外交用语,鞑靼翻译人员既随俄国外交使团出行,又参与政府事务。如1675年,皈依基督教的波斯人瓦西里·亚历山大罗维奇·达乌多夫与喀山鞑靼人穆罕默德·尤素夫·卡西莫夫,共同出使布哈拉汗国并转道印度。卡西莫夫奉命调查“通往印度道路上的沙漠、河流、山脉”,尤其关注河流走向对领土扩张与贸易的意义,需查明“河流源头、流向、流域居民状况与沿岸国家的关系”。遗憾的是,该使团的官方记录已经遗失,如今只能从其旅费文件中推测其活动轨迹。

与此同时,鞑靼商人对中亚的商业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通过国内及对外贸易为俄罗斯帝国在中亚地区的经济扩张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中,奥伦堡的阿卜杜拉·哈亚林堪称最早的开拓者,1750年,他与合作伙伴出资3000卢布,组建了首个正规商队。商队获利后,他又组织了装载5000卢布货物的第二支商队,其商贸活动远至布哈拉汗国、巴尔赫、巴达赫尚以及喀布尔等地。

此外,托博尔斯克的鞑靼人也广泛参与商贸活动,他们开拓了通往塔尔巴哈台(塔城)的贸易路线,并成功组建商队,将茶叶从托博尔斯克运往塔尔巴哈台。1844年,首支托博尔斯克鞑靼商队正式启程,每支商队由70头骆驼、15匹马和12名工人组成。自商队首次出行取得成功后,运往托博尔斯克的茶叶数量逐年递增。

 

二、19世纪鞑靼人的多次迁徙

19世纪初,随着鞑靼商人在中亚商贸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俄政府开始大力扶持其商业活动,甚至诞生了专门经营布哈拉汗国商品的“布哈拉·尤尔特奇”商人群体。据卢布什金记载,“一部分富裕的鞑靼人与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波斯等地建立了商贸往来”。但后来,由于喀山地区强制居住者皈依东正教的政策,大量鞑靼人涌向中亚。

而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出现了第二次鞑靼人移民潮。因普加乔夫叛乱后宗教政策调整,鞑靼人常常被派往哈萨克草原“教化”游牧民族。同时,俄政府借此鼓励建设清真寺与宗教学校、出版伊斯兰文献,培养喀山鞑靼籍毛拉和教师,并推动贸易发展。久而久之,科克舍塔乌、帕夫洛达尔、塞米巴拉金斯克等城镇形成颇具规模的鞑靼社区。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又有大批喀山鞑靼人迁往中亚。其中,既有被征召参战后逃离的人,也有为躲避沙皇政府迫害的革命派鞑靼人。此外,迁往中亚的鞑靼人中还有不少前往布哈拉汗国和撒马尔罕的宗教学校学习的学生。据巴托尔德统计,截至俄国占领突厥斯坦,约有5000名鞑靼人定居在此。

 

三、俄国征服中亚与鞑靼人迁往突厥斯坦地区

很久之前,突厥斯坦地区已成为俄政府的重点关注地区。“叶尔羌汗国拥有金矿”的传闻促使彼得大帝多次派人勘探。但俄国的野心不仅限于金矿,还垂涎中亚巨大的商贸影响力。学者科斯坚科曾指出,中亚之于俄国具有双重意义:其一,中亚充当了俄国的货币兑换市场;其二,中亚也是俄国通往中国、印度的贸易通道。

19世纪中叶,为获取廉价原料、拓展市场并扩大势力范围,俄国发动对中亚的入侵。1865年5月17日塔什干沦陷,1866年占领布哈拉汗国的霍占德、乌拉秋别(现伊斯坦拉夫尚)和吉扎克,1868年5月2日撒马尔罕并入俄国版图。1864至1868年间,浩罕汗国与布哈拉汗国虽名义上保持独立,实际上已被俄征服。随之,俄国建立了以塔什干为中心的突厥斯坦总督区,分为锡尔河州、费尔干纳州、撒马尔罕州、谢米列契耶州和外里海州(19世纪末并入),前三州均由独立军事总督管辖,外里海州则由州长管理。

因突厥斯坦地区至1890年左右才完全并入俄国,塞拉夫斯、捷连特、卡阿夫卡等土库曼城市尚未形成较大规模的鞑靼社区,更多鞑靼人聚居在布哈拉汗国旧地(如霍占德、乌拉秋别、吉扎克等)。俄军进驻突厥斯坦地区后,大批鞑靼人以士兵、军官、翻译或军营商人(经营日用品与食品)的身份进入该地区。在中亚完全并入俄国后,再度兴起了新一轮鞑靼人移民潮,至19世纪末,突厥斯坦地区的各城市中已形成稳定的鞑靼定居社群。

 

四、19世纪末鞑靼人的聚居分布与身份困境

俄帝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世纪末中亚地区总人口为528983人,其中鞑靼人人口为18432人,占总人口的3.5%。多数鞑靼人聚居在城市地区(11609人,占比63%)。当时,中亚仅有塔什干、韦尔内(今阿拉木图)、阿什哈巴德(土库曼斯坦首都)三座城市的鞑靼人口过千,科帕尔(961人)、列普辛斯克(900人)、卡扎林斯克、普热瓦利斯克(卡拉科尔)等城市的鞑靼人口亦超500人。

对于鞑靼人而言,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的稳定是吸引其迁移的重要因素。从社会经济层面看,能够开拓贸易路线、建设商业中心、发展工业的地区更具吸引力,能为其提供良好的社会和经济环境。然而,当时沙俄的国内政策对鞑靼人迁移造成了一定阻碍。在行政层面,军事要塞与屯田队的人员构成以俄罗斯人为主,这一人员配置客观上对鞑靼人形成了移民壁垒(如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堡仅18名鞑靼居民,含11男7女)。更关键的是沙皇政府推行的“仅允许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人”移居突厥斯坦地区的政策,直接导致19世纪末该地区俄罗斯人口超过鞑靼人。以锡尔河州为例,俄罗斯人占总人口3%,鞑靼人仅占0.3%;撒马尔罕州俄罗斯人占比为10.4%,鞑靼人则为0.3%。

 

五、鞑靼人在突厥斯坦地区的经济活动

在突厥斯坦地区的商业版图中,鞑靼人活跃于各个领域,其既是俄国行政机构的翻译、探险队的向导与领队,也承担税务征收官、乡长等职务。早期,有部分鞑靼人进入工厂、油田与矿山劳作。凭借其商业天赋,鞑靼人在连接半游牧民族与定居居民的商贸网络中占据了关键地位。巴托尔德记载,1872年的布哈拉汗国虽然有俄国商品流通,却不见俄国商人,所有交易均由当地人或鞑靼人操持。

19世纪下半叶,中亚贸易命脉被喀山、奥伦堡、乌法等商业中心掌控,喀山的门格利、阿特纳等村庄也依赖对中亚出口维系经济。以托博尔斯克亚乌舍夫家族、奥伦堡赫斯耶诺夫与萨利姆加诺夫家族、喀山卡里莫夫家族为代表的鞑靼商人,占据了突厥斯坦地区29.5%(5446人)的贸易份额。这不仅反映出鞑靼人优秀的商业能力,更折射出其跨地域商业网络建构形成的竞争优势。

其次,在工业领域同样可见鞑靼人的身影。19世纪末,2832名鞑靼人(占当地鞑靼总人口16.1%)投身工业发展,部分鞑靼人已持有规模化的企业。如萨里霍夫在米坦乡查尔多尔村拥有一座由两台螺旋式压榨机和清洗工厂组成的企业;亚乌舍夫家族在20世纪初已在塔什干及克勒斯市设立商业据点,开设棉纺厂、商铺,雇佣300余名员工。

此外,鞑靼人在农业领域也颇有建树。19世纪末有4987名鞑靼人(占比28.4%)从事相关劳作。谢米列契耶州的法蒂赫·斯莱曼诺夫凭借养马场声名鹊起,其改良的马匹品种被突厥斯坦军区骑兵与炮兵部队采用。同时,当时的鞑靼人在租借的204公顷土地上种植小麦、黑麦和大麦等多种谷物,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链。

 

六、沙俄对鞑靼人的限制政策

至1880年,鞑靼人在经济领域影响力的扩大,已逐渐威胁到沙俄政府的统治根基。作为俄罗斯人的有力竞争者,俄政府认为其不仅迅速成为草原地区的经济主宰,更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传播者。为此,俄政府将其视作突厥斯坦地区的“不安定因素”,并开始对其采取限制措施。

首先是严苛的居民登记制度。鞑靼人凭借警察出具的“思想温和”证明,方能在城乡完成登记。部分试图规避限制的鞑靼人也遭当地官员设障刁难,甚至被迫行贿;其次,1886年《突厥斯坦地区管理条例》的颁布,进一步限制了鞑靼人的财产权与经济活动。例如该条例第262条明令禁止非俄籍、非东正教(原住民除外)群体购置土地及不动产;最后,该条例第207条更是全面禁止鞑靼人相关的不动产租赁等行为。即便是沙俄统治前就已定居突厥斯坦地区的鞑靼人,也需不断自证其“原住民”身份,方能保住立足之地。

在文化思想上,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受资本主义思想影响,鞑靼人社会萌发了新兴思想,聚焦于培育能引领贸易和工业的民族领导阶层,以及世俗知识阶级。面对鞑靼人的文教活动,俄政府采取诸多压制措施,甚至提议禁止其在突厥斯坦地区开展教育工作。1911年,突厥斯坦地区规定马赫塔布(初等宗教学校)教师须为当地民族出身,限制萨尔特和鞑靼出身的教师进行跨族群教学。同年1月起,沙俄政府下令关闭鞑靼人的马赫塔布学校,这迫使鞑靼人教师只能在鞑靼学校任教。

同一时期,鞑靼人发行的进步出版物也在突厥斯坦地区的伊斯兰教徒中产生一定影响。巴托尔德指出,1906-1908年间,在突厥斯坦地区发行的《进步日报》均由伏尔加的鞑靼人主导,此后当地陆续出现了其他类似出版物。这些出版物大多使用鞑靼语,致力于在伊斯兰教徒中传播包含伊斯兰社会生活在内的多样信息,其中也不乏对政府和地方官员命令的批评,这在俄语出版物中极为罕见。有记者观察到,鞑靼人的活动及其影响力已跨越哈萨克草原,延伸至锡尔河畔。沙皇政府因担忧其目标与俄国整体利益相悖,开始逐步削弱突厥斯坦地区的鞑靼人在社会思想文化传播领域的影响力。

 

七、结语

在沙俄统治中亚后,突厥斯坦地区鞑靼人的处境愈发艰难。当地俄罗斯人将他们在经济与文化生活中的活动视作威胁。同时,俄政府也担心鞑靼人借伊斯兰元素挑战帝国统治。为此,沙俄政府颁布诸多法律,试图限制并削弱鞑靼人的竞争优势。这些举措不仅降低了鞑靼人的社会地位,也致使突厥斯坦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发展停滞不前。但意想不到的是,这些限制反而成为突厥斯坦地区鞑靼人在民族认同、宗教信仰与文化传统上愈发团结的催化剂,其面对外部压力及社群内部的凝聚力空前增强,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编译者简介】

陈贤钧,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

廖雨倩,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

【校对者简介】

刘柯岐,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

赵原,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

【兰州大学中亚及周边动态编译团队】

兰州大学中亚及周边动态编译团队,依托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聚焦区域与国别时政动态和学术前沿,通过编译、分析与传播,促进人才培养,强化学科交叉,推动中亚及周边区域国别学的深度发展。

 

本文编译仅供学术参考,文中观点不代表发布机构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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