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苏联的解体迫使原加盟共和国们面临一系列新挑战。其中一项挑战便是迫切需要创建新的意识形态体系，为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基础。而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代表着过去，与新的政治现实需求不符，已经无法用于构建独立的民族国家、。
这一任务对中亚共和国而言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地方当局和广大民众都未对苏联的解体和民族独立做好准备。对于中亚政治精英来说，独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外部环境逼迫的结果。
从独立初期开始，中亚各国政府及政治精英便开始集中探寻新的意识形态范式。在这一探寻过程中，所有新独立国家主要依赖两类在苏联解体前形成的意识形态和哲学概念：一是19至20世纪由苏联的哲学家、政治学家及历史学家提出的“民族理念”（或“民族意识形态”）（‘National Idea’ or ‘National Ideology’)概念，这一概念成为多数后苏联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的理论框架；二是苏联时期由所谓“民族知识分子”群体发展的区域历史解读。到苏联末期，每个中亚共和国已形成自身的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即关于中亚历史、文化遗产及各民族历史作用的一系列理念与方法。虽然这套历史解读常常相互矛盾、彼此排斥，但却逐渐被调适并纳入上述“民族理念”的框架中。
本文旨在探讨后苏联时期中亚共和国“民族理念”或“民族意识形态”这一现象及其形成过程的各种理论与实践。
理论框架：民族意识形态与国家构建
“民族理念”有多种定义，这一现象可用“民族意识形态”、“国家目标”（National Purpose）或“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等不同术语表述。
在西方传统中，“民族理念”一词很少使用，近几十年来“国家目标”和“国家利益”更为常见。从实践角度来看，民族意识形态更多被理解为涉及政治外交、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问题。摩根索在定义“国家利益”时指出：“任何对外政策均在国家利益标准下制定”，其是国家生存的手段。“国家利益”和“民族”以及“民族国家”等概念息息相关。
然而，在犹太（以色列）和俄罗斯（及苏联）传统中，“民族理念”（民族意识形态）一词使用更为广泛，其不仅涉及对外实践，在许多层面上还是哲学乃至精神与宗教研究的对象。俄罗斯学者对此解释说，这是由于俄罗斯在历史上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心态和地缘政治上都处于东西方之间的中间位置。这种长期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俄罗斯需要不断探寻其在世界中的位置与角色，以及俄罗斯国家存在的真正目的。
因此，在俄罗斯（苏联）语境中，民族理念是一种哲学概念框架，在特定情况下可被政治与知识精英采纳并动员，以实现特定政治目的，如民族统一、民族意识形态创建、民族意识形态发展及权力强化与集中。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在这方面曾指出：
“民族理念” 这一术语没有科学内涵。我们可以认同，它有时是一种关于民族理想生活类型的流行观念，为多数民众所共享。这种统一的理念或观念可能有用，但绝不应由当局人为设计或强行灌输。
这一哲学路径在俄罗斯及后苏联学术文献中对民族理念的多数定义中得到明确强调。例如，《俄罗斯哲学词典》将该术语描述为“民族自我意识的系统化统一”和“民族存在本质的问题”。民族理念主要被定义为民族对自身的认知，以及民族对其在世界和人类历史中的角色与地位的认知。它常被描述为关于如何认知国家目标和民族身份的对话，即民族如何看待自身以及希望被他人如何看待。
俄罗斯“民族理念”概念的主要特征在20世纪初已形成。后来，其部分特征被纳入苏联国家意识形态，苏联解体后以各种形式复兴，对后苏联民族意识形态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族意识形态：“民族理念”概念对后苏联中亚现实的调适
尽管苏联官方宣扬国际主义，但苏联在中亚的官方意识形态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在各民族共产党层面促进本土民族主义和民族身份认同。许多苏联共和国的领导人保护和支持当地学者和知识分子、作家和记者去寻求新的民族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往往具有开放的民族主义特征。同时，每个苏联共和国都有广泛的学术和研究机构网络，专门研究当地“主体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它们通过定期会议和专业联盟网络（如作家、记者、电影工作者联盟）传播研究成果，还会制作大量书籍、电影和期刊，来普及和颂扬过去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在苏联时期，后苏联国家的民族意识形态的初步基础就已经奠定。到20世纪 60-70 年代，每个共和国都已形成一套历史符号（historic symbols）。各国对历史和历史符号的解读常常相互矛盾，这在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官方历史编纂中尤为明显。例如，乌兹别克历史学家将帖木儿纳入民族的“英雄万神殿”，视为乌兹别克民族国家的创始人。而视为塔吉克苏联文学创始人的萨德里丁・艾尼创作了《帖木儿・马利克》（Temur Malik）和《塔吉克文学范例》等书籍，其中赞扬了反蒙古起义的英雄，帖木儿却被描绘为无情的暴君，他用“塔吉克人的头颅建造了尖塔”。塔吉克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发展了自己积极和消极的历史符号，这与邻国乌兹别克斯坦接受的符号形成鲜明对比。不仅如此，两个国家正持续对文化遗产进行争夺：争议涉及历史上的每一位科学家和作家，从中世纪的比鲁尼和阿维森纳到18-19世纪不太知名的诗人。各方使用完全不同且相互矛盾的神话学方法，例如，在乌兹别克历史编纂学的框架内，他们使用所谓的“领土原则”，即所有在乌兹别克斯坦领土上生活的诗人和作家都被视为“中亚人”或乌兹别克人，无论他们在作品中使用何种语言。而塔吉克历史编纂学则强调文化人物或历史人物的语言和族群。
莫斯科经常干预共和国间的争议和话语，扮演最终仲裁者和控制者的角色。同时，中亚人也经常向中央寻求支持和仲裁。例如，在该地区民族领土划分过程中，一群塔吉克活动家和官员向巴托尔德、安德烈耶夫和贝尔特斯等著名俄罗斯东方学家求助，以证明塔吉克人民拥有自己民族国家的权利。此外，在20世纪40-50年代，乌兹别克政府利用著名俄罗斯东方学家雅库博夫斯基的权威，试图修订关于乌兹别克民族形成问题的经典历史路径。
大约在20世纪70-80年代，历史辩论逐渐超出了知识分子群体的狭隘圈子，开始涉及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这得益于苏联时期有效的教育系统和宣传机器。一些学校书籍、杂志和报纸文章发表了关于中亚历史存在矛盾的观点，其中许多以隐藏或公开的形式相互攻击。这导致了民族主义、偏见和刻板印象在各民族共和国人口中的增长。
结果，在苏联时期的几十年里，所有民族共和国都形成了一系列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或关于该地区历史和文化遗产的观点与方法——它们往往相互矛盾。同时，由于莫斯科政府的严格控制，对“经典”历史进行公开修订是不可能的。例如，在整个苏联时期，乌兹别克政府和各种乌兹别克知识界群体试图将帖木儿的形象经典化，将其描绘为乌兹别克民族和国家的主要创始人。然而，由于莫斯科多数苏联历史学家拒绝乌兹别克国家与帖木儿之间存在任何直接联系，这些尝试大多未获成功。
苏联解体后的民族意识形态：形成过程
苏联的解体为民族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苏联意识形态失去了主导地位，中亚统治精英对寻找合适且有效的意识形态替代品产生了浓厚兴趣。独立为民族意识形态获得官方地位提供了机会。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地方反对派团体和政党得到了具有民族主义和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支持，这些知识分子宣扬民族复兴、独立和民族国家地位的口号。
获得独立后，情况迅速变化。中亚各国政府采纳了反对派的大多数理念和口号，并将其纳入新的意识形态体系。只要当局追求并实施（至少在口头上）民族独立和国家的理念，他们就会获得更广泛的当地知识分子阶层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支持部分解释了中亚政权的可持续性和当今反对党的弱势现状。
共同特征与特殊性
随着权力结构的加强，中亚各国政府加速了构建新国家意识形态的进程，这些意识形态由从反对派借用的民族复兴口号和部分前苏联意识形态构成。这一系列不同的理念旨在对统治精英的长期利益进行塑造。可以说，苏联启发的“民族意识形态”在适应后苏联语境的过程中获得了官方地位，转变为“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过程。国家意识形态的发展过程仍在进行中，而所有现有的民族理念都具有一系列共同特征：
对稳定与保守主义的特别强调：所有现有民族意识形态都特别强调稳定与保守主义，旨在加强现任政权并维持现有的权力体系。
在这方面，所有中亚民族意识形态都宣称民族国家地位的优先性，这与稳定和独立的概念密切相关。因此，稳定直接与当局，尤其是与领导人相关联。任何挑战甚至批评当前权力体系的尝试，在公共话语中都被视为对稳定的侵犯，甚至上升到对民族国家地位和民族利益的侵犯。
不仅如此，国家意识形态极具个人化：官方宣传有意夸大领导人在民族建设和政治稳定中的作用。在所有中亚国家，领导人都被描绘为稳定和独立的主要象征与保障者，以及民族及其统一的主要保护者。
国家与民族国家利益的优先性：所有民族意识形态都强调国家和民族国家利益高于经济、政治和公共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这意味着，若当局定义的“最高国家利益”需要，限制人权和自由是合法的。例如，塔吉克亲政府研究员阿卜杜洛・拉赫纳莫（Abdullo Rahnamo）最近解释了限制某些被视为对政治稳定构成威胁的民主规范的必要性。根据他的观点，在经济危机加剧的情况下，“捍卫国家利益、稳定和安全的必要性比（政府）公开信息更为重要”。
相应地，中亚民族意识形态越来越以强烈的反西方情绪和信念为特征。这一趋势从2014年开始占主导地位，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与西方进行直接的地缘政治对抗，其意识形态影响渗透到中亚。普京的宣传专家在乌克兰危机期间开发的意识形态已成功输入中亚。
历史神话化（historic mythology）现象：中亚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另一个特殊性是所谓的历史神话化现象，这意味着该地区历史的官方解读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换句话说，“历史神话化”一词可定义为有目的的历史伪造，这反过来成为中亚民族身份进一步形成和发展的基石。科学的历史研究常常被一系列历史“神话”或简化的故事所取代，以解释民族历史、习俗和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在中亚的当前现实中，这一现象被用来证明现有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国家意识形态精英付出巨大努力，将执政首脑的形象与过去的象征性历史人物联系起来。
官僚化与去知识化（dumbing down in education）：一方面，民族意识形态的发展过程变得极其“官僚化”，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主动发起并定义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方面和内容。如今，民族意识形态的一切都集中在当局手中，独立知识分子逐渐被排除在这一过程之外。这导致其缺乏创造力（创造力仅在当局划定的狭窄空间和边界内被允许），以及民族理念的极端政治化，这些理念完全为执政政权的利益而塑造。
另一方面，地方社会正逐渐进行去知识化过程，换句话说，教育、科学和民间社会对意识形态构建的参与普遍降低。与苏联时期相比，民间和官方研究机构的研究与分析能力也大幅下降。
这导致知识活动质量的整体下降，并对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效性水平产生负面影响。这些意识形态越来越被教条主义方法所主导，因此缺乏灵活性，无法对快速变化的环境、新出现的威胁和新挑战做出适当反应。
结论
后苏联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尚未完成。迄今为止，中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以相对连贯、结构良好和全面的形式阐述其民族理念。此外，民族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仍深受地方当局、政治派系和高层官员的影响，他们依赖个人意见、偏好和政治利益。在政权、政治领导层更迭的情况下，当前意识形态体系将引入一系列新的修正。同时，民族意识形态的主要元素、特征和特殊性已经勾勒出来——尽管仍较为笼统。
中亚民族意识形态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编纂学——关于该地区民族和政治历史的一系列观点。每个后苏联国家都发展了自己对该地区历史和文化遗产的看法与解读，以及自己在历史中的作用，即使这往往与证据相矛盾。苏联解体后，新政权启动了对历史相当大的修订，而且其经常使用直接伪造历史的方法。这导致真实历史现实与官方认可的历史想象版本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
此外，苏联和后苏联中亚的历史也可以基于建构主义关于民族主义的某些组成部分来解释。事实上，在该地区历史的最后几十年（尤其是苏联时期），政权施加了巨大且有目的的努力，旨在构建新的身份和创造新的政治、经济和地缘政治现实。这导致中亚社会的深刻转型和人口心态与身份的重大转变。
然而，苏联政权在构建中亚身份和意识形态中的作用不应被夸大。苏联领导层成功启动并组织了构建地方政治精英的过程，但未能维持对该过程的控制。苏联的国家政策旨在为苏联民族在一种被称为“苏联人民”的新社会现象中的进一步融合创造有利条件。从这个角度来看，本土化政策和民族建设本应只具有临时性质。但事与愿违，苏联知识界变成了构建新兴中亚民族的民族身份和发展地方民族主义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政治精英多年建构主义经验的最终结果与最初的计划和期望相反。
因此，中亚的经验为重新审视知识分子在构建民族意识形态和身份中的作用提供了依据。在当今中亚，民族知识分子常被视为次要角色，主要服从于执政政治精英。相应地，政府被视为主要的社会建构者，而知识分子主要被视为来自上层的社会命令的执行者。然而，实际情况似乎更为复杂：自苏联时期以来，政治和知识精英之间的界限始终相当模糊且相互渗透。例如，塔吉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波波炯・加富罗夫（Bobojon Ghafurov）以学者身份开始职业生涯，在被解职后继续其学术生涯。苏联知识分子不仅是“民族复兴”理念的主要设计者，还通过为国家官方机构工作或支持政治反对派，积极参与推动这些理念的实施。这意味着苏联和后苏联知识分子并非执政政权的被动仆人，而是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领域仍然是最具影响力的参与者之一。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苏联时期形成的民族意识形态，为今天中亚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后苏联执政精英已将民族意识形态调适到自身需求，将其转变为意识形态工具。民族理念的发展过程完全由官方机构控制，而独立知识分子、民间社会团体和公众总体上正逐渐被边缘化。结果，当前民族意识形态反映的越来越不是民族和广大民众的利益，而是日益狭窄的政治和经济精英群体的利益。此外，高层政治人物、领导人在民族意识形态产生中的作用也大幅增加。
在许多方面，后苏联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如今的形成旨在维持政治和权力分享现状，以避免任何重大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或许，这种意识形态僵局是中亚当局在经济和社会改革领域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一，这种情况加剧了当局与社会其他群体之间的差距，因为民族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发展没有实际让广泛的非政府、独立和自由思考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参与。缺乏多元主义，创造力仅在当局划定的狭窄边界内被允许，这对话语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结果，国家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不考虑多数民众、各种社会阶层、族群和宗教群体的意见、愿望和立场。未来，这可能导致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不被多数民族或相当一部分民族认可和接受的情况。如前所述，如果民族理念从上至下强加且缺乏民众支持，民族国家将无法长期可持续。
第二，我们今天可以观察到，现有民族意识形态正在成为中亚的主要冲突产生因素之一，与资源竞争、权力分享和地缘政治问题并列。在国内，民族意识形态日益扮演分裂角色，加剧了主体多数与少数民族、主导中心与地区、世俗与宗教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此外，现有的各个国家意识形态往往具有相互对抗的性质。
第三，正在逐渐出现与官方的民族意识形态相对的意识形态替代方案。中亚的特殊性在于民间社会的弱化和世俗政治反对派的瓦解，以及教育和科学整体衰退导致的智力潜力逐渐下降。世俗知识分子要么被纳入政府结构，要么在政治上被动并移居国外。因此，今天，由于缺乏其他选择，中亚民族意识形态的替代方案主要由宗教激进团体塑造。
对于这种现状，只有当更多世俗知识分子对政府推动民族国家理念和价值观的能力感到失望，进而在社会经济危机加深的背景下动员起来组建新的世俗反对党，并制定一套新的世俗意识形态替代方案以取代现有民族意识形态时，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得到改变。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现有官方民族意识形态的世俗替代方案似乎越来越不可能。民族理念要可持续，必须在知识自由的条件下发展，让不同知识分子群体推动关于国家利益、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各种方法和愿景。在这种情况下，中亚国家将能够发展一套更具包容性的民族理念——类似于汤姆・纳林（Tom Narin）所定义的“自由民族主义”。与此同时，中亚最可能的情况仍是“威权民族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其被多数民众接受和欢迎的可能相当不确定。
编译者简介
蒋奇宏，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
【兰州大学中亚及周边动态编译团队】
兰州大学中亚及周边动态编译团队，依托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聚焦区域与国别时政动态和学术前沿，通过编译、分析与传播，促进人才培养，强化学科交叉，推动中亚及周边区域国别学的深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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