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叙利亚迎来新的发展前景，由沙姆解放组织（HTS）领导的过渡政府正面临诸多重大治理问题。叙利亚不仅需要从长达十三年的内战中恢复——这场内战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将水资源武器化，还需解决阿萨德政权时期数十年水资源管理不善所遗留的问题。在战后重建的背景下，水政治问题起初可能显得无足轻重。然而，近年来中东地区接连遭受的旱灾，已将水资源与武装冲突之间的关联凸显出来，这使得HTS领导的过渡政府初期成为重新定义叙利亚水资源治理方式的关键时期。
在叙利亚，水资源不仅是一种重要资源，从历史上看，它更是政治领导人维持稳定与巩固政权的手段。对水资源的控制已成为叙利亚各治理团体战略考量的核心要素，这既源于水利基础设施在展现叙利亚全境控制权方面的重要作用，也因为灌溉农业目前是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目标的“必要条件”。这一认识有助于为新政府制定水资源政策提供指引——在这个历来将水资源视为战略性敏感资源的国家。
本简报探讨了新生的自由叙利亚面临的两大机遇：首先，分析采用分权式水资源管理模式以促进各派系间合作的潜力；其次，论证重新规划灌溉农业角色以更好地应对国内水资源和粮食安全问题的必要性。随着叙利亚坚定步入重建阶段，本简报旨在初步分析哪些治理领域需要改进，以缓解与水相关的冲突和不稳定局势。
水利基础设施与领土控制：多元化治理路径
沙姆解放组织（HTS）下属的叙利亚救国政府在2024年5月成为国际新闻焦点，当时该政府成功重启了伊德利卜省巴拉/巴拉阿水库（Bala/Al-Balaa reservoir）。这座水库在内战期间关闭多年，重启后使周边农田得以恢复灌溉，这一举措令当地农业社区欢欣鼓舞。然而，这一行动实施之际，阿萨德政权正采取激烈暴力手段试图加以阻挠。在叙利亚内战过程中，对水利基础设施的控制已成为宣示特定领土主权的重要象征和战术手段。然而，这种军事化和对抗性的水资源管理方式，显然不利于叙利亚的重建进程。本部分认为，未来必须在以下两方面取得平衡：既要考虑控制水利基础设施的安全因素，也要抓住机遇，加强不同派系间的水资源共同治理机制，从而推动和平建设。
控制水利基础设施的战略优势
对某些分析人士而言，大坝是中央集权式发展的象征，代表着现代化与强权。控制、维护和运营大坝能彰显三大要素：一个组织的技术管理能力、守卫重大脆弱目标的信心，以及推动国家迈入现代发达阶段的实力。阿萨德家族疯狂兴建水坝的举动，正是为了展示其构建、运营中央化水电网络的能力，以及对叙利亚国土与地貌的物质掌控。截至2009年（内战爆发前两年），联合国粮农组织记录显示叙利亚境内共有160余座水坝——其中多数支撑着灌溉农业体系，这对争取周边农业社区支持至关重要。未来执政当局若想证明其具备治理乃至发展更广袤领土的能力，很可能延续类似策略。
控制水利基础设施如水坝、水库、泵站等还能在不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将影响力辐射至远超设施本身的广袤区域。其运作逻辑在于：夺取可开闸制造洪灾的水坝，或控制为大片区域提供饮用/灌溉用水的泵站。正因这种高回报特性，袭击民用水利设施成为叙利亚内战几乎所有参战方的惯用战术——从叛军占领为大马士革亲政府社区供水的费杰泉，到“伊斯兰国”夺取关键水坝，再到土耳其军队系统性切断东北部库尔德地区水源。阿萨德政权更通过代理人武装实施空袭和地面进攻，摧毁反对派控制区的水厂与泵站，此举既削弱对手，又通过恐吓平民强化威慑效应。
阿萨德政权时期，中央计划式水利基建还在强化对偏远地区（特别是库尔德聚居的东北部）控制中扮演关键角色。塔布卡大坝等工程是“阿拉伯地带项目”推行地区阿拉伯化的核心工具：建设过程中通过蓄水淹没特定区域，使国家得以征收库尔德农耕地，继而用阿拉伯人定居点取代库尔德村庄。
分权式水资源治理的机遇
叙利亚内战期间，水利设施控制权始终与宣示领土主权、压制其他武装团体紧密相关，使得水资源供给成为分裂、冲突与恐惧的源头。但在HTS宣称支持政治多元化的“后阿萨德时代”，水资源协作管理或许能为内战各方提供对话与和平建设的契机。
水资源作为切入点具有特殊优势，因为大多数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和河流都跨越多个管辖区域。即便在内战期间，交战各方在水利设施运营方面也曾达成某种程度的合作与妥协。例如2013至2017年间，“伊斯兰国”与阿萨德政权曾达成协议：政权继续向“伊斯兰国”控制的塔布卡和提什林大坝工作人员支付工资，以换取持续向政府军驻地供电。2019年在卡米什利市，阿萨德政权与库尔德武装达成颇具争议的轮值协议，双方每日交替监管饮用水水源。
HTS在控制大马士革后，也展现出与不同治理实体合作的适应意愿。叙利亚研究员蒙齐斯·奥斯曼·阿加指出，2024年12月HTS已开始与部分非逊尼派城镇，包括基督教徒为主的瓦迪纳萨拉和什叶派聚居的扎赫拉地区地方领袖谈判，旨在保留对恢复基础服务至关重要的地方自治举措。
与此同时，叙利亚东北部大部分地区由库尔德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SDF）通过“北东叙利亚自治行政机构”（AANES）治理。SDF与HTS的主要分歧包括双方与土耳其的关系，以及库尔德东北地区未来自治程度与其武装部队地位问题。HTS获得土耳其支持——而土军对叙东北水利设施—最近一次是提什林大坝—的空袭持续加剧着与SDF的冲突。尽管如此，HTS与SDF领导人近期宣称进行了“积极”会谈，据报道包括建立联合军事委员会，探讨将SDF纳入叙利亚国防体系的可能路径，但进展仍缓慢且充满变数。
内战期间叙利亚形成的这种“碎片化”治理格局，最终可能转化为优势：推动去中心化治理模式，打破水利基础设施与极权控制的传统关联，终结将民生基础服务武器化的恶习。通过重启跨越前军事分界线、服务多元社区的水利网络，这或将成为不同群体间建立信任的起点。
当然，决策者必须权衡多方竞合诉求。当前HTS在推行中央集权治理方面立场强硬，该组织十分清楚若允许其他武装派系控制水源可能带来的战术优势。总体而言，重建“统一叙利亚”的政治诉求，可能促使当局倾向于水利基础设施网络的集中管控。但鉴于过渡阶段特有的历史机遇，叙利亚新政府若能把握时机推动协作式、分权化的水资源治理机制，将具有深远意义。此举不仅能使长期军事化的水利设施重归民用领域，更可能成为与叙利亚民主军（SDF）开展合作的破冰之举。
粮食自给与可持续用水的平衡之道
过渡政府对叙利亚的核心要务之一，是恢复包括灌溉农业在内的基本物资供应以保障粮食价格稳定。尽管随着全国军事检查站的撤销，粮食价格已有所回落，且HTS正寻求增加粮食进口，但近期关键目标仍是重振国内农业以实现粮食自主供给。在叙利亚相对干旱的气候条件下，规模化农业高度依赖灌溉——颇具象征意义的是，HTS早在去年12月设立的11个“准部委”中，专门命名为“农业与灌溉部”而非单纯的农业部。但本节认为，面对叙利亚严峻的水资源压力及其与内部动荡的关联，过渡政府有必要制定适度务实的粮食自给目标，更应在农业政策设计中充分考虑水资源稀缺性，重点发展适生作物与可持续耕作模式。
国家安全视野下的粮食安全
长期内战导致超半数叙利亚民众面临粮食不安全问题，其诱因包括阻碍面包生产的小麦持续短缺。阿萨德时期，农民将小麦短缺归咎于国家定价与实际生产成本，尤其是灌溉成本的悬殊差距。灌溉小麦生产成本近乎旱作小麦的两倍（收获前成本分别为0.3美元与0.16美元），但在叙利亚连年干旱的背景下，灌溉往往成为唯一选择。国家收购价常低于农民成本，促使他们转而向土耳其走私而非供应国内市场。
阿萨德政权保障粮食安全的能力缺失，被普遍视为其民意基础瓦解的重要原因。“拉马迪因人”（Ramadiyeen）指那些只求“稳定与服务保障”、不问政治的叙利亚民众，但内部观察人士指出，政权连这种底线需求都无法满足，意味着“拉马迪因人已不复存在，除既得利益集团外全民皆敌”。当粮食危机与低效专制治理相互叠加时，其本质已非暂时性危机，而是政权治理深层次失效的表征，最终反噬政权安全本身。
农业生产自主权重回叙利亚议事日程还有另一重原因。2022年俄乌武装冲突的爆发（乌克兰长期以来是中东北非地区最大的小麦供应国，2021年市场份额达20.8%）导致全球小麦价格飙升，暴露出依赖粮食进口的巨大风险。对经济脆弱、外汇储备匮乏的叙利亚而言，这一风险尤为致命。一位阿拉伯分析师甚至将这种风险与地缘政治动机相关联，指出“让阿拉伯国家形成对经济霸权国家的粮食依赖，是这些国家分裂、削弱阿拉伯世界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观点在当地颇具市场。
为应对这些风险，中东北非其他粮食进口国正在重新审视农业政策，如伊拉克近期就加大了旨在提升粮食自给率的补贴力度。换言之，叙利亚实现粮食自给的安全意义具有双重维度：对内关乎政治支持度与社会稳定，对外则涉及抵御进口中断风险的脆弱性。
叙利亚灌溉农业的发展历程
叙利亚的粮食自给战略最初（且成功地）是通过高度优先发展耗水型农业政策实现的，这一战略主要推行于哈菲兹·阿萨德执政的1970年代。其标志性工程包括建设兼具发电功能的塔布卡大坝及其蓄水形成的阿萨德湖，该枢纽构建的庞大灌溉渠系网络彻底革新了叙利亚农业生产格局。在三十年间，叙利亚灌溉面积迅速扩展至约15万公顷，其中约80%集中在被称为“粮仓”的杰济拉地区，依赖地下水和河流灌溉。配套实施的全面农业改革强力推动灌溉技术普及：政府通过政策激励农民种植高耗水作物，提供廉价钻井贷款及燃油补贴以运营机动水泵。这些措施共同见效：叙利亚最终在1991年实现了小麦自给。
然而，这种对灌溉农业的过度依赖最终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使诸多发展成果毁于一旦。当这些高耗水农业政策在1990至2000年代逐步取消时，地下水位因过度开采已急剧下降，不当的灌溉技术和缺陷的排水系统导致肥沃土壤盐碱化，两条重要河流（巴利赫河与哈布尔河）更因过度取水周期性断流。水资源枯竭使叙利亚在2006-2011年大旱来临时毫无招架之力，旱情迅速演变为饥荒。
面对日益干旱贫瘠的农田，加上政府灌溉补贴的终止，叙利亚农民开始大规模弃耕。随着农民涌入大城市周边的贫民窟，这场突如其来的城乡迁徙在2009年已演变为全国性流离失所危机。德拉市成为接收失地农民最多的城市之一——2011年3月，正是这里爆发了最初的反政府示威。有分析认为，包括灌溉激励在内的惠农政策终结，象征着阿萨德政权赖以维持统治的民粹主义社会契约的破裂，尽管其统治本质残酷，但此前正是这类政策保障了政权稳定。
农业用水的前景展望
叙利亚的历史经验深刻警示：推行违背自然环境的农业政策具有危险性，同时凸显了极端水资源压力与社会动荡间的致命关联。过渡政府在权衡集约化灌溉农业对粮食安全的潜在效益与水资源枯竭引发的安全风险时，这将成为关键考量因素。
中东北非作为全球水资源压力最严峻的地区，预计到2050年将有100%人口生活在极端缺水环境中。在未来重建进程中，新任“农业与灌溉部”及“水资源部”部长切忌简单回归战前最大化灌溉的老路。当前正值独特机遇期：许多叙利亚农民刚刚重返故土，尚未基于“灌溉系统将恢复如初”的预期进行重大投入。过渡政府及其继任者若能把握时机，便可主动设计新型农业政策——聚焦长期可持续性，培育环境适应性作物，发展适应日益干旱气候的耕作方式。无论成败，这些决策都将对叙利亚产生深远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但通过制定可持续农业政策，有望缓解可能衍生的国内安全风险。
结论
历经十余年内战，叙利亚水利基础设施已处于全面损毁状态。随着重建进程启动，如何运用水资源治理实现战略目标仍具关键意义——特别是当HTS领导的过渡政府扩展控制区域，各政治派别开始选择水利设施重建的区位与方式时。鉴于河流与灌溉渠道贯穿多个行政区划，任何重建工作都难以单边推进。
这个新旧政权交替的特殊时期，为构建水资源与国内安全的新型良性关系提供了独特机遇。虽然水利基础设施历来被用作权力投射与领土控制的工具，但现在有机会通过推动分权式水治理来增进各派系互信，同时证明国家实力足以容纳部分权力下放。同样，过渡政府必须重新审视农业灌溉的功能定位，以妥善应对水资源极度短缺引发的内部安全隐患。无论如何，水资源管理都将继续深刻影响叙利亚民众的安全境况。新政府应当把握转型契机，彻底告别过往模式，确保各项决策能引领国家走向和平与可持续的未来。
编译者简介
董岩，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4级博士研究生。
校对者简介
尹鑫玉，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
【兰州大学中亚及周边动态编译团队】
兰州大学中亚及周边动态编译团队，依托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聚焦区域与国别时政动态和学术前沿，通过编译、分析与传播，促进人才培养，强化学科交叉，推动中亚及周边区域国别学的深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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