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及周边·学术动态
第22译】乌兹别克斯坦的扩大家庭主义：高出生率背后的收入照护机制与意识形态逻辑

陈贤钧 廖雨倩 编译

【文献来源】菊田悠. ウズベキスタンの拡大家族主義: 高出生率を支える収入とケア確保の実態とイデオロギー[J]. 2024.

一、引言

近几十年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总和生育率（TFR，指一个人口群体的各年龄段妇女生育率的总和）持续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少子化引发的人口减少问题对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引发广泛担忧。关于少子化的成因，学界观点不一。部分家庭社会学家认为，福利领域的家庭主义是主要原因之一。家庭主义由丹麦社会学家艾斯平-安德森提出，指家庭需对其成员的收入、照护等福利承担主要责任。艾斯平-安德森依据福利生产在市场、国家、家庭间的分工模式，对福利国家进行类型化分析，并将支持家庭承担重要福利功能的国家制度背后的意识形态定义为家庭主义。

家庭主义如何加剧日本（2022年的总和生育率仅1.26）与韩国（仅0.78）的少子化现象？日本学者落合惠美子、韩国学者张庆燮等指出，20世纪30至70年代，欧美出生率大致稳定在人口更替水平，期间育儿、养老等福利政策日趋成熟；而东亚国家因近代化起步较晚，在福利政策发展尚不完善时，便快速进入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时代，未能建成完善的福利国家体系。同时，强调家庭对福利承担主要责任的家庭主义观念在东亚社会文化与制度设计中根深蒂固。在这种观念影响下，结婚不仅代表着夫妻关系的缔结，更被赋予了抚养子女、赡养父母的责任。同时，家庭性别分工也较为僵化：男性普遍承担主要经济责任，为维持家庭收入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家人；女性即便外出就业，仍需承担家务、育儿及照护责任。这使得经济条件有限的年轻男性因难以承担家庭负担重而推迟婚育，女性则因担忧婚后生活失衡而对婚姻持谨慎态度。再加上社会对婚外生育的不认可以及子女教育成本，这些因素共同作用，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意愿，导致东亚地区出生率持续走低，跌破人口更替水平。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欧。自20世纪70年代起，北欧在福利体系中倡导个人主义，构建起单身生育与抚养保障机制，并由国家承担老年人照护责任。艾斯平-安德森将这一模式称为“去家庭化”（de-familialization）。此外，北欧积极打破传统性别分工，减轻家庭组建与维系压力，促使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出生率回升。因此，日本家庭社会学者普遍主张，东亚国家应借鉴北欧经验，推动“去家庭化”、倡导个人主义，以打破超低出生率困局。

曾为苏联加盟国的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过去面临高出生率与高婴儿死亡率并存的状况。随着苏联时期公共卫生条件改善和医疗水平提升，各国婴儿死亡率逐步下降，20世纪60年代后出生率也开始回落。苏联解体后，这些国家总和生育率降至2左右。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秩序恢复，中亚国家生育率显著回升，2021年除了土库曼斯坦的2.7外，其余四国总和生育率均超3。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例，其人口约为日本的五分之一，2022年出生人数达93万，比日本多16万。笔者长期研究发现，以塔什干、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地区，外国投资持续增加，经济建设热潮中多子女家庭明显增多。

中亚地区出生率的逆势上扬，并非得益于北欧“去家庭化”或个人主义福利模式。相反，苏联解体后国家福利大幅缩减，家庭主义意识形态在中亚反而强化，甚至超越日本。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例，尽管义务教育免费，但苏联解体后公共教育质量下滑，迫使许多家庭不得不选择学费高于平均工资的私立教育机构，单亲家庭在抚养孩子方面面临困难，且缺乏社会支持。在养老层面，中亚国家普遍将赡养老人视为子女义务：土库曼斯坦2006年立法要求子女承担赡养责任，并削减养老金；其他国家养老金也难以维生，叠加高失业率与薄弱的社会福利，家庭照护功能比苏联时期更为重要。

在性别分工观念上，占人口多数的穆斯林群体仍延续传统认知。尽管苏联时期女性社会地位有所提升，但家务与育儿事务仍被视为女性主要职责。国际劳工组织（ILO）2022年数据显示：哈萨克斯坦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为65.11%，其余四国均低于50%（吉尔吉斯斯坦45.39%、塔吉克斯坦31.33%、乌兹别克斯坦40.01%、土库曼斯坦47.45%），显著低于冰岛（71.17%）及东亚的日本（53.97%）、韩国（54.61%），反映出中亚地区“女性应侧重家庭”的社会共识。

为何中亚的家庭主义与性别分工观念根深蒂固，但其出生率却与东亚呈反向增长？笔者认为关键在于中亚穆斯林社会特有的“扩大家庭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以血缘或地缘为纽带，由多个核心家庭组成的扩大家庭承担收入分配与福利保障的主要责任，其责任主体范围比传统家庭主义更广泛。日本学者落合惠美子曾在比较东亚与东南亚福利制度时提及“扩大家庭主义”，但未深入探讨其对生育率的影响。而中亚的实践表明，这一模式与当地历史背景结合，成为支撑中亚地区高出生率的重要机制，也为理解其社会结构提供了关键视角。本文对相关概念定义如下：

扩大家庭：由血缘或地缘关联的多个核心家庭组成的共同体。

扩大家庭主义：主张扩大家庭对成员收入分配与福利保障承担首要责任的观念。

本文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主要研究国家，系统阐释扩大家庭主义的内涵、功能及其利弊。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理念与伊斯兰教“家庭是人生必需”的观念高度契合。该观念虽在中亚穆斯林群体中广泛传播，但并非宗教教义的直接衍生——乌兹别克斯坦的扩大家庭主义融入了当地特有的价值取向。在穆斯林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伊斯兰教与人口政策的关联差异显著，各国在育儿、养老等福利责任分配上亦存分歧。因此，分析人口与家庭动态时，不能仅停留在宗教宏观视角，还需考虑各国历史、经济结构、文化传统的独特影响。理解中亚近年出生率上升现象，核心在于剖析扩大家庭主义的作用机制。

本文结构如下：首先回溯苏联解体后扩大家庭主义如何维系民生，具体呈现为扩大家庭在收入保障、资源分配、照护分担等方面的运作模式，并结合民族志案例展开论述；最后分析扩大家庭主义的效能与潜在问题。

本研究的民族志素材，源自笔者2002年起在乌兹别克斯坦东部的费尔干纳盆地R市的田野调查及长期跟踪。作为该国人口最密集区域（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费尔干纳盆地自古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为主要产业。10世纪后伊斯兰教在这一地区逐步传播，16世纪乌兹别克游牧民族南下建立王朝。20世纪初苏联划界后，盆地大部分归入乌兹别克斯坦，R市即在其中。当地居民多以塔吉克语为母语，苏联时期乌兹别克族人口涌入，两族通婚普遍，生活方式渐趋一致。2002-2004年，笔者驻留R市，以乌兹别克语为主要工具，围绕地方产业、地域共同体及家庭制度展开调研，此后每年回访，停留时间从数周到数月不等。

二、扩大家庭主义的发展

20世纪初，中亚被并入苏联版图后，苏联以“去封建化”为名，通过政治、产业、教育及社会保障制度重塑当地社会，尤其着力干预家庭结构、照护模式与育儿方式。在福利政策领域，20世纪50年代前的收入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直至1956年苏联《国家退休金法》确立：国有部门劳动者满足工龄要求（男性25年、女性20年），可于男60岁、女55岁领取养老金，危险工种还享有提前退休及更高待遇。至70年代，养老金已足够覆盖老年人基本生活，促使大量女性进入职场，托儿所等托育设施应运而生。1964年，集体农庄成员亦纳入社会保险体系。儿童补贴政策则始于1936年，从最初针对5孩母亲逐步扩大覆盖范围，延续至苏联解体。

这一时期，中亚穆斯林家庭的照护责任呈现“国家+亲属”双重支撑特征：当父母工作时，孩子既可以被送往托儿所，也能由祖父母、叔舅姨表等亲属或邻居协助照料。赡养老人虽被视为子女义务，但国家福利体系也分担了部分照护压力。这种模式的长期存在与苏联严格的人口流动管控政策密切相关。在1974年之前，农村居民未经许可不得进入城市，多数中亚居民终身定居于出生地，从而形成了紧密的地缘与血缘网络。在费尔干纳盆地的R市等传统城镇，三代同堂家庭普遍存在，邻里熟知彼此家庭背景。长辈主导子女婚姻选择，引导子女多在亲属或同镇居民中择偶，强化了亲属网络的稳定性。

苏联对中亚产业的集体化改造，并未完全瓦解传统部族和当地社区团体，反而将其纳入体制框架，使部分地区的传统组织联系得以保留甚至强化。穆斯林的结婚、割礼等仪式虽褪去宗教色彩，却因能够在“关系社会”中产生有用联系而得以延续，成为维系地域共同体的重要纽带。

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失去统一的中央政府，产业分工体系崩塌，经济陷入混乱：国有企业私有化导致失业潮，物价放开引发恶性通货膨胀，教育、医疗及社会保障投入大幅缩水。在此困境中，基于血缘与地缘的扩大家庭主义迅速填补制度真空，成为民生支柱。

在吉尔吉斯斯坦北部乡村，苏联时期的集体化未能消解父系亲属网络，苏联解体后集体农庄解散，亲属关系转化为民营企业的协作基础与生活互助网络；哈萨克斯坦北部定居村落中，父系祖先祭祀活动超越血缘界限，吸纳姻亲与邻居，通过聚餐强化生存协作关系。而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及绿洲城市，以“马哈拉”（mahalla，街区共同体）为核心的日常互助更为频繁：亲属与邻里间频繁借取食物、家电及小额现金，繁忙时互相托育儿童，通过“吉亚普”（gap）聚餐筹集大额资金，形成立体支持网络。

苏联解体后的社会经济震荡，使扩大家庭主义从传统习俗转化为应对危机的制度性替代方案。在国家福利退场的空白期，这种以亲属与地缘为纽带的互助模式不仅保障了民众基本生存，更通过实践强化了其社会正当性，推动扩大家庭主义在中亚加速固化与传播。

三、总有一位家人在国外：扩大家庭的收入来源保障

本部分以乌兹别克斯坦东部R市为样本，解析扩大家庭如何通过跨国协作维系经济命脉，揭示海外务工在收入获取、分配体系中的作用。

自20世纪初以来，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赴俄劳务移民数量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趋势。这些国家独立后经济增速迟缓，叠加20世纪80年代高出生率带来的劳动力过剩，加之俄语通用、多国免签俄罗斯的便利条件，使得俄罗斯成为中亚劳工的主要目的地。其中，乌兹别克斯坦劳务输出规模最大，2010年突破200万人，并通过协议向韩国及海湾国家输送劳动力，劳务汇款与其他收入合计约占该国GDP的15%。

在R市，2010年后海外务工家庭激增。独立初期，当地凭借陶瓷餐具制造业维持生计，后因煤气成本上涨，行业利润锐减。2012年的调研显示，某街区12个家庭的45名适龄劳动力中，12人在俄罗斯等地务工。年轻人常通过海外亲属或熟人牵线搭桥，踏上异国打工之路。受“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影响，R市劳务移民以男性为主。女性婚后多留在家乡与公婆同住、养育子女，仅在丈夫工作稳定或子女成年后，才会前往团聚。

步入2020年，R市半数以上居民难以依靠本地农副业和陶瓷产业维持优渥生活。尽管当地粮食自给率高、蔬果价格低廉，但服装和日用品依赖进口，物价水平远超人均GDP（202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为2280美元）。此外，穆斯林传统中的出生宴、割礼、婚礼等仪式频繁，出席者需着正装、携厚礼，导致非生活必需品支出居高不下。因此，海外汇款成为家庭经济的“救命稻草”。当地流传的俗语“日子过得好，全靠海外有亲人”，生动体现了跨国汇款对家庭财富的支撑作用。2023年调研的20个家庭中，10个家庭有20-30岁成员在亚美尼亚、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工作并汇款回家，另有10个家庭依靠早年海外积蓄度日。

在汇款管理上，“长者为尊”的传统根深蒂固。家庭长辈不仅决定谁外出务工，还掌控汇款分配权。在R市，16个务工家庭的汇款均直接汇给长辈，而已婚男性也很少让妻子管理收入。常见的模式是，50-60岁的父亲或20-40岁的儿子在外打拼，母亲留在家乡掌管财务。

汇款用途呈现多元特征：一是覆盖家庭日常开销，如食品、水电、通讯等，本地收入优先支付小额费用，不足部分再动用汇款。二是承担“人生大事”支出，包括割礼、婚丧嫁娶、购房购车、教育医疗等大额开支。由于扩大家庭人口众多、生育率高，此类支出更为频繁。三是用于土地、商铺等生产性投资，实现财富增值。四是资助家庭女性成员，这一用途占比颇高。对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和塔吉克斯坦的研究表明，当地虽呈现父系继承特征，但婚后女性仍持续获得原生家庭的经济与情感支持，实际属于“双系制”。R市亦是如此，女儿婚后仍能从父母兄弟处获得经济援助。这一现象既源于历史传统，也与苏联时期延续至今的性别分工相关——女性经济独立性较弱，促使男性务工收入不仅惠及妻儿，也常流向姐妹等亲属。

四、扩大家庭主义的影响

乌兹别克斯坦的扩大家庭主义展现出显著的社会功能。首先，扩大家庭主义为家庭成员提供了现实保障和未来安全感。通过集体分配收入、分担照护责任，它鼓励生育与家庭组建，使个体在家庭互助中实现自我价值并获得社会归属感。苏联解体后，这一模式填补了国家福利崩塌的缺口，不仅维系了民生，更通过伦理重构稳定了社会秩序——当制度化保障缺位时，扩大家庭成为抵御风险的“安全网”。

在人口再生产领域，扩大家庭主义对中亚高生育率的维系功不可没。以R市为例，苏联解体初期出生率短暂下滑，随着经济转型与扩大家庭功能的强化，生育意愿回升。这不仅源于生活条件改善，更因扩大家庭主义这一意识形态从经济（育儿成本共担）与伦理（家庭延续责任）双重层面，赋予“多子多福”合理性，使家庭再生产被视为个体与集体存续的核心目标。

然而，扩大家庭主义也存在显著弊端。它构建了一套严苛的“人生脚本”：结婚、多生多育、贡献家庭发展被视为不容偏离的“规范”。偏离者，尤其是女性，将会面临巨大社会压力——未婚或无子被视为家庭名誉的污点，高学历女性常因“20岁前完成父母安排的婚姻”的社会期待，被迫放弃职业理想。即便配偶支持女性发展，婚后繁重的家务与照护责任仍使职业晋升变得极为困难。近年来，相关抗议已逐渐演变为对性别平等的人权诉求。男性同样受困于这套体系：为承担赡养父母、资助姐妹家庭及筹备晚辈人生大事的经济责任，他们往往放弃需要长期投入的职业，被迫选择高薪但缺乏发展空间的工作。此外，“男女平等但有差异”的二元性别观根深蒂固，导致社会对多元性别表达和LGBTQ群体的包容度极低。

更深远的负面影响在于裙带主义的滋生。当家庭互助超越基本照护范畴，资源分配便可能向“关系网”倾斜，阻碍社会公平竞争与法治建设。人情社会的潜规则挤压制度空间，使得公共事务决策常受家庭利益左右，成为中亚现代化进程中的隐性障碍。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剖析乌兹别克斯坦扩大家庭主义在收入分配和照护供给中的运作机制及其意识形态特征，揭示了这一模式所具有的双重影响。从区域研究视角看，这一案例为理解苏联近代化进程中的家庭形态变迁提供了独特切面——不同于资本主义体制下核心家庭化或“去家庭化”趋势，乌兹别克斯坦的扩大家庭主义既承载了传统互助伦理，又在苏联解体后的制度真空期演化为替代性保障体系，其特殊性值得纳入比较研究框架。

对于家庭社会学来说，乌兹别克斯坦的经验打破了“亚洲家庭主义单一化”的认知定式。它既非欧美“核心家庭化”的翻版，亦区别于东亚陷入生育困境的“家庭主义”，更与北欧“去家庭化”福利模式形成对照。这一案例凸显了家庭形态的多样性——当国家福利失效时，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扩大家庭通过集体协作维系了人口再生产，证明生育意愿不仅受政策影响，更与“维系家庭存续即个体价值”的伦理观深度绑定。

具体而言，扩大家庭主义的核心功能体现在三方面：其一，通过家长主导的资源调配机制，在经济动荡中保障了家庭成员的基本生计；其二，构建了代际互助的照护网络，为婚育决策提供了经济与伦理双重支撑，提升了社会安全感；其三，将个体价值与家庭繁荣绑定，使成员在遵循性别分工（男性务工汇款、女性操持家务）的过程中获得意义感——即便个人的自由受到限制，人们仍然可以从扩大家庭中获得安全感、归属感和人生意义进而认同这一模式。然而，随着智能手机普及，年轻一代逐渐接触多元价值观，开始萌发自我决定与个人主义意识。他们能否在“扩大家庭提供的安全感”与“个体发展诉求”之间找到平衡，将成为这一模式未来演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