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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译】敲开天堂之门：俄国、中亚与国际社会的中介化扩展

李子怡 编译

文献来源：Costa Buranelli, F. (2014). Knockin’ on heaven’ s door: Russia, central Asia and the mediate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42(3), 817-836.

一、研究背景

本文的研究背景基于对英格兰学派“国际社会扩展”理论的反思。英格兰学派的传统理论通常将国际社会的形成与扩展视为一个由欧洲主导、文明对未开化地区单向传递的过程，忽视了非典型欧洲国家在这一进程中的能动作用。俄罗斯帝国作为一个“中心地带的边缘者”（the periphery in the centre）国家，虽在形式上进入了19世纪的欧洲国际社会（European International Society），但其亚洲性根源、专制传统以及模糊的文明身份，使其在西方主流叙事中始终处于一种被排斥、被怀疑的位置。这种模糊的身份定位，既限制了俄国对外扩张的正当性，也促使其不断通过改革等寻求西方承认。

在这一背景下，俄国对中亚的征服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帝国扩展，更是一个中介化的政治行动。文章指出，俄国在19世纪对中亚的统治和整合过程，伴随着外交手段、商业互动、铁路网建设等现代中介手段的深度介入。这些手段不再只是技术工具，而成为俄国身份塑造和合法性建构的重要资源。通过这些手段，俄国在对中亚进行秩序重构的同时，也努力向欧洲展示其“文明化者”的形象，以此敲开欧洲国际社会的“天堂之门”。

此外，本文亦关注欧洲国家对俄国行动的回应。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国的“亚洲性”被重新唤起并放大，成为其国际地位下降的重要标识。在欧洲国家眼中，俄国的征服行动并不等同于英法的殖民事业，反而显露出其“未完成欧洲化”的身份裂隙。正是在这一张力中，俄国通过“中介扩展”（mediated expansion）的策略，一方面模仿欧洲的帝国手段，另一方面又将中亚构建为“野蛮者”，借此获得文明帝国的象征认同。文章将此过程概括为一种“中介化的规范扩展”，提出相较于“扩展”或“接纳”，俄国的路径是一种更为复杂的“中介角色”。

二、研究问题

本文的研究问题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文章探讨了俄国在对中亚扩展过程中是否真正被视为“文明化者”，质疑其作为欧洲国际社会成员的合法性。尽管俄国通过模仿欧洲的制度与规范扩展其影响力，但其“亚洲性”始终使其在欧洲被视为“不够文明的教化者”（less civilised civiliser）。

其次，作者提出“中介扩展”概念，研究俄国如何作为“中心地带的边缘者”者，在自身曾被西方社会化之后，又对中亚进行不完全的制度输出，从而寻求自身“文明”身份的确立。

最后，文章关注中介的角色，分析俄国如何通过报刊、条约等手段将中亚构建为“野蛮的他者”，以此重申自身的欧洲性与现代性，并借此“敲开天堂之门”，试图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

综上所述，本文的问题共同指向一个核心：俄国作为“中介”如何通过殖民实践重塑其在欧洲国际社会中的位置。

三、研究目的

研究旨在通过重构19世纪俄国在欧洲国际社会中的身份与中亚殖民扩张的关联，突破传统西方中心主义叙事，揭示国际社会扩展的多元逻辑与文明等级体系的内在张力，具体包含以下核心目标：

1.解构传统框架，重构俄国的“中心地带的边缘者”角色

针对英格兰学派将俄国默认视为“完全欧洲文明大国”的简化认知，研究试图证明：俄国在欧洲国际社会中始终处于“中心边缘”位置——虽被纳入主权、均势等制度体系，却因亚洲地理根源、专制传统及改革不彻底性，被欧洲视为“不够文明的教化者”。其对中亚的殖民扩张并非单纯的领土征服或欧洲制度的自然延伸，而是主动的“身份建构”：通过在中亚推行欧式制度（如边界划定、司法改革、废除奴隶制），俄国试图模仿英法等核心国家的“文明使命”，将中亚作为证明自身欧洲属性的“试验场”，以洗刷克里米亚战争后被贴上的“亚洲野蛮民族”标签。这一目的旨在纠正传统研究对俄国殖民动机的单一化解读，凸显其深层的文明身份焦虑与策略性模仿逻辑。

2.提出“中介扩展”理论，丰富国际社会扩展的多元模式

针对传统理论将国际社会扩展简化为“欧洲核心到非欧洲边缘”的单向“纳入”过程，研究通过俄国案例提炼出“中介扩展”这一新型分析范畴，强调其三重特性：

地理与文明的中介性：俄国介于欧洲核心与中亚边缘之间，既是欧洲国际社会制度的“接受者”（通过西化改革被动融入），又是向中亚的“输出者”，形成“双向中介”角色；

扩展的不完整性：因自身“半文明”身份，俄国向中亚输出的制度（如国际法、外交规范）带有策略性妥协（如保留中亚汗国部分自治权、混合使用军事管制与欧式行政），被欧洲视为 “片面且有缺陷的文明化”；

身份建构的反身反馈（reflexive feedback）：扩张不仅是制度扩散，更是俄国通过“他者化”中亚（将其界定为“野蛮无序”）来强化自身“欧洲性”的身份博弈过程。证明边缘国家的殖民实践可能形成区别于核心国家的特殊扩散路径，为理解国际规范传播的复杂性提供新模型。

四、研究方法

1.文本分析

研究以19世纪俄国官方文件、欧洲外交档案、学者论述及思想家观点为基础，通过文本解读揭示“文明”话语的工具性。在俄国自我表述中，官方将中亚征服定义为“欧洲文明使命”，强调废除奴隶制、引入国际法与欧式行政制度等举措，试图通过“文明输出”证明自身属于欧洲文明圈。而在欧洲的他者化话语中，列强通过贬低俄国殖民实践的文明程度，巩固自身作为文明核心的合法性（如克里米亚战争后将俄国与中国类比，否定其欧洲资格）。通过对比双方叙事，研究凸显俄国“模仿式帝国主义”的本质——其殖民策略是对英法等核心国家的制度模仿，而欧洲的持续质疑则反向强化了俄国的边缘地位。

2.比较研究

通过横向对比英法海权帝国与俄国的陆地连续型殖民，揭示其模式差异：英法通过海洋分隔殖民地，设立专门殖民机构推行同化政策，而俄国因中亚与本土接壤，未设独立殖民部门，治理上兼具军事控制与权宜妥协（如保留布哈拉、希瓦汗国部分自治），边界与身份认同更为模糊。纵向对比俄国国内“西方派”与“东方派”话语，前者主张彻底效仿欧洲殖民实践，后者强调俄国的亚洲历史遗产，二者博弈反映其身份撕裂——既渴望被欧洲接纳，又无法摆脱亚洲根源。官方“文明使命”表述与军事高压实践的落差，进一步暴露殖民叙事的工具性本质。

五、主要观点

文章通过对19世纪俄国在欧洲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困境及其对中亚殖民扩张的分析，提出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结构清晰的主要观点：

首先，文章强调俄国虽形式上融入欧洲国际社会（EIS），却始终处于中心的边缘。尽管俄国采纳了主权、国际法、均势等欧洲制度，并参与欧洲战争与外交，但其“亚洲性”出身及未完成的现代化改革，使其在欧洲眼中仍是“半文明”甚至“非欧洲”的国家，特别是在克里米亚战争后，这一身份裂隙被再次放大。

其次，文章提出“中介扩展”的核心概念，指出俄国在向中亚扩展过程中并非完全作为一个“文明的扩展者”，而是一个既曾被欧洲社会化、又试图向其他区域输出规范的“次等文明化者”。这种扩展不同于传统的“扩展”或“接纳”路径，而是通过自身的模仿与再生产来争取文明身份的“敲门砖”。

第三，文章指出俄国通过“模仿式帝国主义”构建其国际合法性。在中亚，俄国引入了行政区划、法典化制度、外交代表机制、市场经济和基础设施等“现代治理手段”，以此展现自身作为“文明化者”的角色。这一过程是对西方帝国模式的“战略性学习”与“仿效性学习”，也是俄国争取欧洲承认的表演性实践。

第四，作者强调“他者化”策略对俄国身份构建的功能。通过将中亚描绘为“野蛮”“落后”“无序”的他者，俄国得以将自身塑造为“拯救者”“教化者”，强化其欧洲性认同。这种“贬低—自我肯定”的逻辑，使俄国能够在欧洲面前重新主张其“文明帝国”的地位。

最后，文章指出，尽管俄国试图通过对中亚的征服实现身份的“转正”，但由于其地缘位置模糊、制度建设不彻底、现代性内化不足，其文明身份始终处于不稳定与悬而未决（tra color che son sospesi）之中。因此，中亚不仅是俄国的“他者”，也是其未竟现代性的镜像，是其欲“叩响天堂之门”却迟迟无法进入的象征性关口。

综上，本文通过俄国—中亚—欧洲三者关系的重构，挑战了传统国际社会扩展的叙事，提出了一个关于“不够文明的教化者”如何借助中介、模仿与规范进行身份争取的复杂路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