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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译】追寻哈萨克斯坦身份认同：哈萨克斯坦民族建构的社会认知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成为独立国家，其民族构成多样，这给新政权带来了巨大挑战。而由于哈萨克族在国内并不占绝对多数，哈萨克斯坦和其他原苏联共和国一样，必须制定新的身份认同政策，以应对其多民族状况。此外，政府必须在以哈萨克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阵营，和非哈萨克族群体（包括斯拉夫人以及非斯拉夫族群，如德意志人、乌克兰人、维吾尔人、乌兹别克人等）之间寻求平衡，他们都十分担忧自身在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中的地位。哈萨克斯坦政府在构建身份认同方面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是建立一个无差别的公民民族身份（undifferentiated national identity），要么是在多民族基础上构建一个具有更广泛群体身份（larger supra-group identity）的民族国家。本文旨在探究：在独立三十多年后，哈萨克斯坦是否开始出现一种去族群化的公民民族身份倾向，或者族群主导的身份认同是否仍在该国的身份认同中占据主导地位。与我们之前的研究一致，我们认为哈萨克斯坦当前的身份认同状况，是由苏联民族政策的长期遗留影响，以及哈萨克斯坦独立后身份认同和语言政策的模糊性共同导致的。然而，调查数据显示，哈萨克斯坦各民族中一种非族群化的归属感正在显著形成。

本文考察了哈萨克斯坦社会对身份认同问题的认知，以及官方政策的执行情况，包括民众对国家政策、族际关系、融合过程以及日常生活中语言使用的看法和歧视感知。在现有关于哈萨克斯坦身份认同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哈萨克斯坦在独立后构建身份认同的努力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苏联民族政策的持续影响、苏联末期政策的明显延续性、对新民族身份的不断追求，以及政府在防范族群冲突的同时，确保哈萨克族主导地位并给予少数民族一定代表性的长期战略。本文聚焦于区分哈萨克斯坦认同与民族身份认同的要素，并探究普通公民如何内化这些要素。

1999年、2009年和2021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清晰地展现了哈萨克斯坦人口结构的持续变化，这表明哈萨克族的优势地位在逐渐显现。近年来，哈萨克斯坦政府发布的政策声明和采取的举措，显示出国家对这种民族优势地位的肯定。这些举措强调哈萨克斯坦丰富的民族多样性，并试图从公民层面重新定义哈萨克斯坦人的身份。

根据1999年人口普查结果，哈萨克族占比53.48%，而俄罗斯族占29.91%。2009年，哈萨克斯坦总人口为1600万，其中哈萨克族占比高达63.1%（1010万人），占据明显多数，俄罗斯族占23.7%。最新一次人口普查原定于2019年进行，但实际在2021年开展（普查结果于2022 - 2023年公布），结果显示哈萨克族占比70.4%，俄罗斯族占比降至15.5%，跌破了具有象征意义的20%这一阈值。

哈萨克斯坦早期构建身份认同的尝试较为零散且不系统，政府在布鲁贝克（Brubaker）所提倡的报复性民族主义号召（revengeful nationalist calls），和更具包容性的政府声明（more inclusive discursive statements）之间摇摆不定。在独立后的整个时期，由于政治格局的变化（包括人口结构、领导层的更替和语言状况的演变），哈萨克斯坦的民族建构进程随时间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种民族建构项目的动态变化，反映在叙事、政策话语和主要政策文件的变化中。例如，1996年通过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身份形成概念》，虽然主要强调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国家身份”，但也提及了一些重要要素，如明确边界的领土、族际和谐，以及哈萨克斯坦人民的团结。

随后政府出台了更多以公民为中心的倡议，包括打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社群。关于“哈萨克斯坦民族”（俄语为Kazakhstanskaia natsiia；哈萨克语为Qazaqstandyq ult）的公共辩论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因是在俄语商业报纸《新一代》（Novoe Pokolenie）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这封信由大约150名杰出的、大多在西方受过教育的哈萨克斯坦年轻商人和政策制定者签署。在这封信中，他们呼吁创建“哈萨克斯坦民族”，该民族将涵盖哈萨克斯坦的每一位公民，不论其族裔背景如何。1997年，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哈萨克斯坦2030”战略发展文件中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尽管他更倾向于使用“哈萨克斯坦人”（Kazakhstanis）一词，而非哈萨克斯坦民族（Kazakhstani Nation），但他认为一个民族是在漫长的自然历史进程中发展起来的，并强调所有生活在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斯坦人有着共同命运。

2015年12月，哈萨克斯坦政府批准了另一份重要但时效相对较短的文件，即《巩固和发展认同和统一的构想》。该构想以“永恒国家——民族爱国主义理念”为基础，融入了多种价值观：诸如公民平等、信任、世俗主义等价值观，以及基于文化、族裔、宗教和语言多样性的价值观，还有对共同的过去、当下的认同以及对未来的共同责任意识。

与此同时，2024年，托卡耶夫总统还推动了从哈萨克汗国转向金帐汗国和术赤汗国的焦点转变，并将其视为哈萨克国家形态的前身。在这方面，国家层面的叙事倾向于将哈萨克的国家历史追溯到更早的时期。

在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地位方面，哈萨克斯坦政府展现出其践行国际主义理念以及促进国内各民族友好关系的决心。例如，哈萨克斯坦分别于1993年和1995年通过的两部宪法，都强调了国家致力于发展国内所有民族的民族文化和传统。

哈萨克斯坦宪法规定，人权受国家保护，并且严禁任何基于“出身、社会地位、官职、财产状况，以及性别、种族、民族、语言、宗教、信仰和居住地”的歧视行为。不仅如此，1997年和2014年通过的两个版本的哈萨克斯坦《刑法典》，均禁止基于族裔、种族、语言和宗教的歧视及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违法者最高可被处以约2000美元的罚款，或最高75 天的监禁。另一方面，法律还明确禁止以族裔为基础创建政党。根据苏联时期的做法，个人的族裔背景会被记录在国内使用的身份证上。这种制度化的族裔身份通常依据孩子父母的族裔来确定，或者在父母是异族通婚的情况下，由孩子在16岁时自行选择。

而语言问题仍然是哈萨克斯坦独立后施政过程中最敏感的国内政策问题之一。在苏联时期，尤其是在该时期的早期阶段，苏联政权在原本几乎没有哈萨克语授课学校的地区建立了大量以哈萨克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而在苏联后期，以哈萨克语授课的学校数量急剧减少。在哈萨克斯坦的俄语学校中，哈萨克语教学的数量和质量都很有限，大多数学生（包括俄罗斯族学生和城市里的哈萨克族学生）通常在毕业时几乎不会使用哈萨克语或仅具备极其基础的语言能力。此外，在苏联时期，俄语成为了获取事业成功所必需的语言。因此，大多数城市哈萨克人在俄语幼儿园、学校和大学接受教育，并将俄语作为主要交流语言。俄语逐渐在日常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日益与“现代”文化联系在一起，成为在苏维埃社会中实现职业发展的必备工具。在学校教育方面，哈萨克语授课的学校大多集中在农村地区，而城市里则大多是俄语授课的学校，许多在这些学校就读的城市哈萨克人转而将俄语作为主要的交流媒介，这使得哈萨克斯坦很可能是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中“俄化”程度最高的一个。

1993年通过的哈萨克斯坦首部宪法确认了哈萨克语的国语地位，并将俄语规定为“族际交流”语言。这一宪法安排明显延续了苏联时期的框架，该做法常常受到哈萨克民族主义者的质疑，他们认为哈萨克语同样也可被用作族际交流语言。1995年新通过的哈萨克斯坦宪法改变了这一状况，允许俄语“在国家机构和地方自治管理机构中……与哈萨克语平等使用”，但仍明确哈萨克语是唯一的国家语言。1997年7月通过的《语言法》进一步明确了这一地位，该法宣称“熟练掌握国语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每位公民的义务”。

尽管哈萨克斯坦政府宣扬国际主义理念，但一些观察家认为，自独立以来，一场未经官方正式批准的哈萨克化运动一直在进行。他们强调政府部门的族裔构成发生了变化，并指出哈萨克人几乎占据了中央政府、地区行政部门、执法机构以及其他公共部门的所有关键职位。这种解读与布鲁贝克提出的“民族化的民族主义”（nationalizing nationalism）观点十分契合。根据这一观点，哈萨克人会将自己视为这个新国家的合法“主人”，这恰恰是因为在苏联时期，他们在语言、文化和经济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在这一框架下，新成立的国家基于其主体民族的弱势地位，推行一系列旨在促进哈萨克族利益的新政策，比如鼓励哈萨克人迁移到斯拉夫人占主导的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以及在公共服务岗位中提出对哈萨克语的要求。俄罗斯人从哈萨克斯坦的外迁，再加上哈萨克人的国内迁移，以及哈萨克人较高的出生率，已经改变了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北部地区的人口结构和权力平衡。哈萨克民族主义团体认为，这些举措对于补偿过去因遭受歧视和被迫“俄化”而造成的损害是必要的。

另一个重要问题聚焦于“是什么将哈萨克斯坦的公民凝聚成一个团结的群体”，选项包括共同的历史经历、语言能力、公民身份、宗教信仰、外部威胁等等。按民族分类的调查结果显示，人们更关注公民身份认同。例如，“共同的祖国以及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和“哈萨克斯坦公民身份”是获得最多人选择的选项。有趣的是，依据史密斯（Smith）和霍布斯鲍姆（Hobsbawm）的理论，受访者对于“共同的历史”这一选项的认可情况更为复杂多样，其支持率在不同民族中有所不同，哈萨克人中有39.9%认可，俄罗斯人中有40.3%认可，乌克兰人中有51.9%认可，东干人中则有25.6%认可。这些结果似乎与2016年的调查结果相符，在2016年的调查中，许多人提及的是哈萨克斯坦公民身份、在哈萨克斯坦出生并生活，而非像会说哈萨克语这样的因素（见表5）。

当被问及作为哈萨克斯坦公民是否感到自豪时，大多数不同民族的参与者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其中哈萨克族占64.1%，俄罗斯族占50.8%，德意志族占60.0% ，车臣族占65.6%，东干族的这一比例最低，为32.5%（见表6）。

此外，当被问及究竟是什么引发了对国家的自豪感时，“对所有民族公正平等的对待”这一选项的得分一直很高——乌克兰人中占41.9%，维吾尔人中占39.4%，东干人中占22.5%，阿塞拜疆人中占38.1%。与此同时，“和平与族际和谐”作为自豪感的来源，在鞑靼人中得分相当高（45.6%），但在乌兹别克人（2.5%）、阿塞拜疆人（2.5%）和东干人（2.5%）中得分则低得多。同样，在所有民族群体中，表示想要改变自己公民身份的受访者比例都相当低（见表7）。

这些数据与 2016 年的调查结果大致相符，在那次调查中，大多数受访者也表达了对哈萨克斯坦公民身份强烈的归属感（见表8）。

部分调查问题邀请受访者说出引发其自豪感的历史事件，而非从列表中进行选择。有趣的是，“哈萨克斯坦的独立”是在各个民族中获得认可率最高的事件，但认可率在不同民族中有所不同，哈萨克族中为44.6%，东干族中为44.4%，乌兹别克族中为24.4%，乌克兰族中为29.4%。其他事件的提及率则相当低，平均而言，大多数事件被提及的比例仅为1%到2%；唯一的例外是2017年在阿斯塔纳举办的世博会，4.6%的哈萨克人、10.0%的乌克兰人、7.5%的德意志人和20.6%的鞑靼人提到了这一事件；还有被宽泛定义的“体育成就”，4.6%的哈萨克人、4.5%的俄罗斯人、4.4%的朝鲜人以及5.6%的塔吉克人认可这一事件能引发自豪感。

这项调查中的几个问题与哈萨克斯坦的语言状况、语言流利程度以及哈萨克语和其他语言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的认知有关。例如，当被问及是否因为不懂哈萨克语而面临过歧视时，约15%的俄罗斯人回答“经常”或“非常经常”；约12%的维吾尔人、12.5%的东干人以及约11%的高丽人也给出了同样的回答。有趣的是，约8%的哈萨克人（大概是说俄语的）也表示曾因不懂哈萨克语而面临过歧视（见表9）。

当受访者被要求思考“对于哈萨克斯坦公民而言最重要的义务是什么”时，这一点（学会哈萨克语）得到了印证。在众多选项中，“掌握国语（哈萨克语）” 这一选项的支持率在哈萨克人中为28.6%，在乌兹别克人中为36.3%，在塔吉克人中为28.1%，在阿塞拜疆人中为26.3%，但在俄罗斯人中仅为11.9%，在乌克兰人中为8.8%，在高丽人中为11.3%。

在另一个问题中，受访者被要求分享他们“对于掌握哈萨克语是一项强制要求的事务还是属于个人事务”的看法。不出所料，许多民族反对采取严格措施，而选择了后一种观点。例如，72.2%的俄罗斯人倾向于将其视为个人事务，同样，70.6%的乌克兰人、82.5%的德意志人、63.8%的鞑靼人也持相同看法。与此同时，36.8%的俄罗斯人反对严格执行对哈萨克语熟练掌握的要求，持此观点的还有45%的乌克兰人、49.4%的德意志人、43.8%的鞑靼人以及44.4%的高丽人。

基于这些调查结果，民众总体的倾向是反对实施更严格的以哈萨克语为中心的政策，许多人（包括哈萨克人）倾向于更广泛地使用俄语。例如，51.9%的哈萨克人、73.8%的俄罗斯人、76.3%的乌克兰人、79.4%的鞑靼人、73.2%的东干人以及68.1%的车臣人都支持“俄语与哈萨克语同等地位使用”（见表10）。

相比之下，在2016年的调查中，77.9%的受访者认为哈萨克斯坦的每一位公民都应该掌握哈萨克语。然而，不同民族群体之间再次出现了显著差异。更多的哈萨克人（87.3%）会认同每位公民都应该懂哈萨克语，而只有55.6%的俄罗斯人认同这一说法。尽管许多俄罗斯人（以及一些说俄语的城市哈萨克人）在学习哈萨克语时仍然感到不适应，但（认同公民应掌握哈萨克语的）这一比例已经相当高了。

在访谈过程中，哈萨克语的流利程度（或不流利）问题一直被提及。当被问及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提高人们，尤其是非哈萨克人的哈萨克语流利程度时，许多受访者提到要有更包容友好的态度，以及提供更多易于获得的语言培训课程。

本文在以往关于哈萨克斯坦身份认同问题的调查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诚然，这些数据集并非完全相同，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重叠之处，但为了解哈萨克斯坦民众对身份认同问题的普遍认知提供了深刻的视角。尽管许多研究依旧专注于国家政策以及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往往忽视基层层面的声音，但我们认为，理解国家身份政策所引发的社会反应，必须将基层视角纳入分析框架之中。本研究利用更新且更完善的数据推动了学术讨论，结果表明，在当代哈萨克斯坦的背景下，尽管人们对族裔民族主义的发展以及哈萨克民族主义团体的影响存在一些担忧，但公民身份在民众中的认同基础依旧坚实。

为了解决当代哈萨克斯坦社会中的族群分裂问题，政府尝试了各种方法，并提出了“公民意义上的哈萨克斯坦民族”这一概念。然而，当局在实践中倾向于回避激进改革或可能引发争议的讨论。正如本研究所示，民众对国家身份认同问题的看法凸显出他们对与其相关的几个关键问题存在不同理解，比如“国家归属权”，以及非哈萨克族裔群体在现代哈萨克斯坦中的角色和地位。本研究表明，基层民众对国家身份认同问题的看法虽然仍受族群因素的影响，但正逐渐向基于公民身份的认同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从公民角度构建的哈萨克斯坦身份认同对多数国民而言十分重要，但该身份的显著性与认同程度依情境而异，不同族群之间的认知也更具细微差异。换句话说，在哈萨克斯坦，这种“公民”身份认同并非是完全“去民族化”的，而是与现有的各个族群相结合而构建起来的，这与国家官方建构民族认同的叙事逻辑相契合。同样值得一提的是，非官方的公众和社交媒体上的反向话语可能在宣扬一种具有“族群排他性”（ethnically exclusive）的哈萨克斯坦国家理念。尤其在经历了2022年的人口结构变化与地缘政治动荡之后，这种民族主义叙事似乎正在获得更多社会共鸣与推动力。

【兰州大学中亚及周边动态编译团队】

兰州大学中亚及周边动态编译团队，依托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聚焦区域与国别时政动态和学术前沿，通过编译、分析与传播，促进人才培养，强化学科交叉，推动中亚及周边区域国别学的深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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