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鑫隆 编译
【文献来源】Khalaf A Z. American attitude towards Iran and its reflection on Iran policy towards the Arab region[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024, 9(4): 318-331.
美国对伊朗态度及其对伊朗的阿拉伯地区政策的影响
阿斯比·扎伊德·哈拉夫
埃及吉萨，开罗大学，政治学系
摘要：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奥巴马政府至特朗普政府期间，美国对伊朗外交政策变化的过程，并分析伊朗在奥巴马与特朗普时期对阿拉伯地区外交政策的变化，旨在揭示美国政策变化是否引发了伊朗地区政策的调整。文章聚焦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三国，同时考察了伊朗与美国在阿拉伯地区的国家利益以及伊朗的地区角色与干预行为。
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外交政策分析法，通过解析事实与事件，结合国家角色与利益的框架，对美国领导权更替背景下对伊政策变化进行系统分析，同时评估奥巴马与特朗普任期内伊朗对阿拉伯地区政策的差异。
研究发现——研究表明，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变化是由奥巴马政府向特朗普政府领导更迭所引发，两位总统对国家利益的不同理解导致对伊政策产生分歧。美国政策转向加剧了伊朗在阿拉伯地区政策的扩张：在奥巴马时期，美伊趋于和解，伊朗地区活动受限于不触碰美国核心利益；而在特朗普时期，随着对抗升级，伊朗加大了在也门、叙利亚与伊拉克的政治与军事介入，成为对美国利益的直接威胁。
研究价值——本研究首次系统性地比较了奥巴马与特朗普时期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变化，评估了这种变化是否同步引发了伊朗对阿拉伯地区政策的转向。
关键词：美国态度、美国外交政策、伊朗外交政策、阿拉伯地区、奥巴马政策、特朗普政策
引言
伊朗地处战略要冲：北邻里海，南临波斯湾与阿拉伯海，正好位于中亚、高加索和海湾这三大世界主要石油储区的交汇处。长期以来，美国及西方国家不断试图控制这一地区。此外，伊朗还掌握着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通道的数个岛屿，其石油储量约占全球总储量的9%。
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中东地区局势因苏联解体、中亚伊斯兰共和国的崛起，以及21世纪初“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等重大事件而发生了深刻演变。这些主要发生在伊朗周边的变动，导致美国加紧了对伊朗的封锁，包括曾经在中亚设立军事基地、在海湾部署舰队，使得伊朗实际上陷入了某种“战略孤立”。
在美伊关系方面，除巴列维王朝时期及奥巴马总统任内出现过和解外，历史上大多时间充满敌意。2015年5月，美伊签署核协议，标志着双方关系的一度和解。然而，随着特朗普上台，美对伊朗态度急转直下，2018年5月宣布退出此前的伊核协议，并重新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美国对伊朗外交政策因领导人更替而发生变化后，是否直接导致了伊朗对阿拉伯地区外交政策的调整。
1. 文献综述
1.1 文献综述
文章综合现有文献分析发现，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奥巴马或特朗普时期美国对伊政策的变化，或探讨伊朗在特定阶段对阿拉伯地区的政策表现，但很少有研究直接分析：美国对伊政策变化是否导致伊朗对阿拉伯地区政策同步调整。作者认为本研究正是填补这一空白，首次系统检验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1.2 研究问题
美国行政当局的更替往往伴随着对部分重要议题上外交政策方向的调整，进而引发一系列区域性与国际性的连锁反应。奥巴马与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对外政策变化的研究，便为此提供了重要例证。特别是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外交政策在实现国家利益的路径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伊朗问题上表现为退出伊核协议并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
据此，本研究提出的核心问题为：美国对伊朗外交政策立场的转变，对伊朗的阿拉伯地区外交政策产生了何种影响？
为了更系统地回答上述核心问题，本文进一步细化出以下四个具体研究问题：
1.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伊关系缓和对两国关系的演变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2.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对伊朗外交政策发生了哪些实质性变化？
3.奥巴马任内，伊朗对阿拉伯地区外交政策呈现出哪些基本走向？
4.在特朗普主政期间，伊朗对阿拉伯地区政策是否出现了明显转变？
2. 研究的理论框架
本文认为，国家外交政策不仅受到内部因素的影响，外部因素——无论是区域性还是国际性——同样在国家对外交往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外部决定因素为决策者设定了约束与可能性，深刻影响着国家在外交行动中的选择空间。
外部环境不仅决定了国家可采取哪些行动，也限制了其可行性选择。当外部压力减弱时，国家政治体系的机遇空间通常随之扩大。因此，外部因素成为理解国家对其区域与国际环境政策选择的重要切入点，因为区域与国际层面的交叉利益要求决策者在最大化收益与最小化损失之间权衡。
外交政策学者长期以来探讨了国际体系对国家外交政策的深远影响。麦克利兰（McClelland）等人将国际体系划分为不同类型，如权力均衡体系、松散两极体系、紧密两极体系、普遍体系、等级体系与联合否决体系。
根据相关学者的观点，国家的外交政策不仅是内部动因的产物，更是国际局势的映射，国际环境通过经济联系、国际联盟与协调机制对国家政策产生影响。沃尔兹进一步指出，国际体系的结构会限制国家的外交选项，国家需在预期利益与可能代价之间作出理性选择。
二战后，国际体系从多极格局转变为美苏两极格局；而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单极主导力量。这一变化导致小国在外交上的自主空间进一步被压缩。美国通过施加压力与控制手段，迫使相关国家追随美国利益，形成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战略体系。
在伊朗外交政策的外部决定因素中，本文特别关注两个层面：
区域环境层面：涵盖西南亚、中亚、中东以及海湾国家等地区。尤其是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局势动荡，为伊朗提供了干预空间。
国际环境层面：包括影响伊朗外交决策的国际性力量，如美国、欧盟、俄罗斯及国际组织。
伊朗的外交决策必须在以上双重外部环境下进行权衡与调整，而美国作为主导性国际行为体，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伊朗政策的自主性与弹性。
3. 美国对伊朗外交政策的变化：奥巴马与特朗普时期的对比
3.1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对伊朗外交政策
在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政策理念下，美国奉行一种以实现国家利益为中心、兼具温和与灵活特征的外交路线。他强调应通过对话与合作，而非冲突与军事干预，实现美国利益，改变外界对美国“偏好动武”的固有印象，提升美国软实力形象，并修复盟友关系。因此，奥巴马排除了动用军事手段对付伊朗的选项，转而积极开辟谈判通道，以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伊核争端。
奥巴马在开罗大学演讲中提出，应“摆脱历史的陷阱”，以相互尊重为基础，重建中东外交格局。他主张，在伊朗问题上，不应重蹈布什政府拒绝与伊朗接触的老路，而应保留谈判与外交渠道。
尽管核协议在美国国内遭遇了共和党多数派、部分民主党议员乃至一些州长（如印第安纳州州长彭斯）的反对，担心对伊朗解除制裁将对美国投资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但奥巴马仍坚持推行新战略：通过消除伊朗核威胁，避免中东新一轮战争，从而维护美国核心利益。
最终，在2015年，伊朗与P5+1（即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及德国）达成核协议。协议内容包括：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则逐步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核协议生效后，美国与西方国家自2006年以来对伊朗实施的金融与经济制裁大部分被解除，冻结在海外的数千亿美元伊朗资产得以解冻。
总体而言，奥巴马在伊朗问题上的外交实践体现了通过外交手段而非军事压力推进国家利益的战略转型，促进了美伊关系的有限缓和与经济互动。
3.2 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伊朗外交政策变化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向。他强调“美国优先”，主张减少对外干预、削减国际责任，推动盟友承担更多经济与安全负担。
针对伊朗问题，特朗普公开指责伊朗为“全球恐怖主义最大资助者”，批评伊朗发展远程导弹系统，指控其威胁国际与地区安全。
在2017年联合国大会首次讲话中，特朗普直接将伊朗称为“腐败的独裁政权”，并于2018年正式宣布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制裁。这些制裁首先针对伊朗非石油领域及货币交易，随后扩大到港口与能源行业，打击了伊朗经济命脉。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2018年5月的声明中明确表示，美国愿意恢复与伊朗的外交与经济关系，但前提是伊朗必须：完全放弃核计划；终止弹道导弹系统发展；停止在也门、叙利亚、伊拉克的地区干预。
作者认为，导致美伊关系紧张的原因主要包括：
伊核协议问题：特朗普认为，核协议并未真正遏制伊朗的核野心，反而给予伊朗经济利益，使其能够继续核研发与恐吓国际原子能机构；
弹道导弹项目：尽管美方多次警告，伊朗仍持续测试中远程导弹；
地区破坏性行为：伊朗通过支持真主党、胡塞武装以及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扩展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严重威胁美国及其盟友利益。
在伊朗拒绝美国相关提议后，特朗普政府对伊朗采取了“三位一体”策略：
合法性削弱（Delegitimation）：强调伊朗支持恐怖主义及发展导弹；
经济制裁（Sanctions）：全面重启并加强经济制裁；
区域遏制（Containment）：联手以色列、沙特与阿联酋，围堵伊朗在地区的扩张。
4. 伊朗对阿拉伯地区外交政策的变化：奥巴马与特朗普时期对比
4.1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伊朗地区政策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伊关系趋于缓和，伊朗对阿拉伯地区的干预主要以维护自身国家利益为导向，干预程度总体上相对克制。
也门方向：在也门爆发反政府起义与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政权垮台后，伊朗逐步介入支持胡塞武装，但干预手段以有限度的政治与物资援助为主，旨在扩大什叶派势力影响，而非直接挑战美国及海湾国家利益。
叙利亚方向：叙利亚危机爆发后，伊朗出于维护“德黑兰-贝鲁特通道”及地中海出海口战略考虑，坚定支持巴沙尔政权，但与美国在地区利益尚有一定协调空间。
伊拉克方向：随着“伊斯兰国”势力兴起，伊朗加强了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支持，与美国反恐目标存在一定重叠。在奥巴马时期，美方默许伊朗发挥地区影响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与伊朗在反恐领域形成了“默认合作”。
奥巴马政府时期伊朗在阿拉伯地区的干预较为谨慎，旨在提升影响力而避免直接触犯美国利益底线。
4.2 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伊朗地区政策
特朗普执政后，美伊关系由缓和转向全面对抗，伊朗在阿拉伯地区的干预显著升级，呈现出更加积极与冒进的特征。
也门方向：伊朗显著加强对胡塞武装的支持，包括军事训练、武器装备与导弹技术，助力胡塞力量向沙特及阿联酋本土目标发射导弹，直接威胁美国在中东地区盟友的安全。
叙利亚方向：伊朗不仅向叙利亚派遣军事顾问与士兵，还在叙利亚境内部署中远程导弹、设立弹道导弹工厂，试图将叙利亚打造成对抗美国及以色列的前沿军事基地。
伊拉克方向：伊朗通过推动什叶派统一参选、操控议会选举，加强对伊拉克政局的控制。同时，伊朗圣城旅（隶属伊斯兰革命卫队）积极训练与武装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使其成为驻伊美军的潜在威胁。
此外，伊朗通过在叙利亚、伊拉克、也门部署导弹系统及代理武装力量，进一步压缩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空间，形成“代理战争网络”，力求在美伊对抗中争取战略主动。
5. 研究结论
通过综合分析可见，外部环境作为决定性因素，对伊朗外交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当前国际体系依然由美国主导，伊朗在对外决策过程中，必须在意识到自身实力与局限的前提下进行政策选择。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伊关系出现缓和，达成核协议不仅有助于美国消除对伊朗核计划的担忧，同时也使伊朗经济受益。美国通过解除经济制裁，促进了伊朗一定程度上融入国际体系。然而，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伊政策急剧转向，退出核协议、重启并加强制裁、联合以色列及海湾国家遏制伊朗地区扩张，这一系列动作深刻改变了伊朗的战略环境。
在奥巴马时期，伊朗在阿拉伯地区的活动以保护自身国家利益为限，未大规模挑战美国及其盟友利益；而在特朗普时期，随着美伊对抗升级，伊朗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地区政策，主要表现为：第一，扩展在叙利亚、伊拉克与也门的直接军事与政治干预，打造所谓的“国家走廊”与“代理网络”，以抵御美国压力；第二，通过在叙利亚设立前沿军事基地，转变过去仅依赖代理人的间接对抗模式，构建直接军事威慑体系；第三，通过支持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组织，渗透与操控伊拉克政治体制，以威胁驻伊美军基地安全；第四，通过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支持，利用也门战场威胁沙特与阿联酋，间接打击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战略利益。
总体而言，本研究验证了：美国对伊朗外交政策的变化，特别是由奥巴马时期的和解转向特朗普时期的对抗，直接引发了伊朗对阿拉伯地区外交政策的调整与升级。
伊朗在特朗普政府施压下，通过加大地区干预、扩大影响范围的方式，试图弥补失去美国“合作”后的战略失衡，同时也将中东地区推向了更为复杂与动荡的局势。
【编译者简介】
曹鑫隆，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
【兰州大学中亚及周边动态编译团队】
兰州大学中亚及周边动态编译团队，依托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聚焦区域与国别时政动态和学术前沿，通过编译、分析与传播，促进人才培养，强化学科交叉，推动中亚及周边区域国别学的深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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