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及周边·学术动态
第16译】塔吉克斯坦的公共建设与国家建构

本文以塔吉克斯坦罗贡坝为案例，阐释统治精英如何利用大型水利基础设施宣传国家理念（idea of the nation）并获取合法性。该水坝是苏联政府于1960年代规划建造的巨型水电工程，它位于瓦赫什河之上，并伴随一定的争议。根据设计规划，这座高达335米的大坝一旦完工将成为世界最高水坝，延续了塔吉克政府通过巨型工程塑造国家象征的路径——2011年落成的“杜尚别旗杆”（世界最高旗杆）正是这种国家主义美学的先例。如后文所述，塔吉克斯坦政府为罗贡坝赋予了强烈的象征意义：既将其塑造为关乎国家存续的核心议题，又通过话语建构将水坝命运与民族命运相捆绑，形成某种“罗贡意识形态”（Rogun ideology）。这种符号价值的建构或可解释塔政府为何坚持推进这项成本高昂且技术过时的工程，即便其导致塔吉克斯坦与邻国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持续恶化。

本研究还将阐述国家建设（nation building）如何融入大坝建设过程。凭借其庞大的规模以及治理河流和掌控自然的能力，大型水坝不仅可以改变地貌，还可以塑造观念和认知。借鉴“治水水利社会”（hydraulic society）和“治水专制主义”（hydraulic despotism）的概念，本研究将聚焦于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所定义的“水利体制”（hydraulic regimes），即那些通过建设和管理水利基础设施（如大坝和运河网络）来增强其权力的政治和商业精英。在这一范畴内，研究进一步聚焦于罗贡坝在国内外公共话语中被构建的方式。国家和国际的双重维度使得这一项目不仅影响塔吉克斯坦，还将影响其邻国，特别是大坝下游的乌兹别克斯坦。因此，一方面，大坝作为国家象征呈现给塔吉克斯坦人民；另一方面，它又成为塔吉克主权象征，以对抗试图阻碍其建成的外国对手。

综上所述，本研究所采用的资料既包括官方文献（如演讲、声明以及公开的政府文件），也涵盖非官方文献（例如新闻机构和国家报纸报道的声明）。研究时段自2005年1月（塔吉克政府正式重启该项目之时）起至2014年6月结束。数据采集工作依托于新闻聚合平台—学术大全数据库（LexisNexis Academic），主要对英国广播公司中亚监测组（BBC Monitoring Central Asia Unit）提供的权威新闻节目《Akhbor》的译本以及阿维斯塔通讯社（Avesta）与霍瓦尔通讯社（Khovar）的档案资料进行了分析。

本章首先介绍罗贡坝，介绍该项目及其预期的环境和政治影响，随后概述并分析塔吉克斯坦政府采用何种策略，将大坝塑造为国家自豪感的象征以及塔吉克斯坦的一项关键成就。

罗贡坝的设计目的是储水灌溉和水力发电。这座高335米、总库容13.3立方千米的大坝建成后将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大坝，并在发电能力方面排名第二十。该项目最初由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设计，并于1982年开始建设。然而，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以及独立后的塔吉克斯坦国内局势恶化，罗贡坝的建设被迫中断。更糟糕的是，1993年，一场洪水冲毁了大部分已完成的工程，而这一年本应是第一台机组开始发电的年份。

尽管面临诸多困难，罗贡坝还是在塔吉克斯坦独立后重获新生。新生的塔吉克斯坦政府及其总统埃莫马利·拉赫蒙（Emomali Rahmon）多次尝试复兴该项目。最终，在2005年，俄罗斯铝业公司（RusAl）承诺出资5.6亿美元投资罗贡坝建设，从而使该工程得以重启。虽然俄罗斯人最终在2007年退出了该项目，但塔吉克斯坦政府通过国家预算拨款以及向本国公民发起首次公开募股（IPO）筹集资金，使项目得以延续。尽管如此，塔吉克斯坦政府还是在2012年暂停了建设工作，等待世界银行（World Bank）关于大坝的可行性研究的结果（此前乌兹别克斯坦曾对罗贡坝的地震风险以及下游水量减少问题表示担忧）。世界银行在2014年发布了其研究报告，明确指出罗贡坝不会威胁地区安全。然而，直至2014年12月，该项目仍未复工，尽管塔吉克斯坦政府曾在2014年6月再次承诺会完成该项目。

罗贡坝凭借其持续稳定的水力发电能力，将有望部分缓解塔吉克斯坦能源系统的困境。当前，该国因化石能源匮乏及电力产能不足而长期面临能源危机。这一局面部分受制于塔乌之间的紧张关系，塔国的主要天然气供应国乌兹别克斯坦不仅设定高昂的采购价格，还坚持苛刻的付款期限，导致天然气供应屡遭中断。罗贡坝生产的3600兆瓦电力将使目前4000兆瓦的产量将近翻倍，这可能助力该国实现能源独立。正如埃莫马利·拉赫蒙总统所言：“塔吉克斯坦的未来发展与国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取决于国家能源独立的实现。而罗贡坝正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关键举措”。

还值得一提的是，与其他中亚国家一样，塔吉克斯坦在推广和实施问责制与善治（good governance）的一般原则方面，并不处于前沿位置。该国可被定义为一种新庇护主义政权（neopatrimonial regime），其表面上的民主结构依赖于庇护主义、腐败和家长式的个人统治来确保权力的延续。还应指出，水电行业常常与腐败联系在一起，且被许多人归类为最腐败的工业部门。因此，除了因规模宏大而产生的象征价值，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宏伟妄想”之外，与大坝相关的腐败问题以及精英阶层的财富再分配这一更为现实的维度也不容忽视。

在政治层面，罗贡坝可能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苏联解体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能再为各国政府提供合法性（legitimacy）基础，这促使前共产党领导人转向民族主义以增强其权威的合法性。罗贡坝作为世界最高的大坝，塔吉克斯坦政府将其承载的象征意义与威望作为一种可传播的特定修辞，旨在获取合法性、赢得民意支持并转移人们对紧迫问题的注意力。这一举措在该国1992—1997年经历内战、中央政府权威和合法性被削弱、部族分裂加剧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虽然建设多个小型水坝（水库规模较小，引发的国际争议相对有限）同样可以实现相当的发电效益，但其象征效果无法与中亚最大的水坝（同时也是世界最高的大坝）相媲美。塔吉克斯坦政府虽已建成桑格图达1号等规模较小的水电站（该电站发电效率为670兆瓦，同样位于瓦赫什河，由俄罗斯投资约7.2亿美元建成，系塔国迄今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但这类工程从未被塑造为一个凝聚国家认同的项目，在国内和国际舆论场中也鲜少成为公共讨论的焦点

在2007—2008年和2008—2009年中亚地区遭遇两个异常寒冷的冬季后，塔吉克斯坦政府开始传播“罗贡坝意识形态”。这两次寒潮导致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爆发了大规模能源危机，而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退出中亚电力系统（CAPS）的举措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危机（官方理由为担忧输电线路不稳定）。在当时，许多塔吉克斯坦公民无法获得电力和供暖，这种情况引起了世界媒体的关注。拉赫蒙认为这一危机时刻正是向国民宣传罗贡坝价值的最佳时机，因此他开始在对全国发表的讲话中反复提及该议题。正如部分研究者所指出的，“推动项目的一种经典方式，是将其置于政治意义重大、具有压倒性说服力的元叙事之下。这类元叙事通常包括粮食自给、国家安全、‘现代化’或扶贫等国家目标或优先事项”。

与之相呼应的是，国内宣传话语反复将罗贡坝工程描绘为光明、热量与进步的来源，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议题，也是解决国家能源问题的唯一可行方案。国家电视台、广播电台以及主要国有通讯社等媒体工具被用来宣传这一叙事，通过持续报道官方关于罗贡水电站的声明和讲话，确保该项目在公众视野中的持续存在。在该项目的众多倡导者中，塔吉克斯坦总统无疑是最为积极的一位。他在多次讲话中提及该水电站，有时甚至整场演讲都集中于强调其建设对于塔吉克民族荣耀的重要意义。

2006年的国情咨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点，而2009年的国情咨文更是如此，该演讲通过塔吉克电视第一频道播出：

“我坚信，罗贡坝的建成，会实现当代及未来的塔吉克斯坦的繁荣，亦将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幸福的生活。因为罗贡是一束永不熄灭的光，将使塔吉克斯坦成为古老东方中恒久闪耀的明星！罗贡象征着当代与未来塔吉克斯坦的繁荣与富裕，代表着工业与农业前所未有的发展；最为重要的是，它将为我们的人民带来家家户户全天候的光明与温暖！这既是我们这一代的重大责任，更是伟大的自豪与荣耀！不久的将来，在罗贡光辉的映照下，塔吉克斯坦主权的国旗和塔吉克民族国家的金色王冠将焕发新的光彩。作为由你们选举出的国家领导人，我有责任始终关心并服务于你们。”

（拉赫蒙 2010）

拉赫蒙将罗贡大坝描述为一种“国家理念”，其不仅象征生活在塔吉克斯坦境内塔吉克人的民族自豪感，（在理想情况下）也应成为旅居海外的塔吉克人共同的精神标识。这一方面尤为值得注意，因为由于苏联时期实施的民族政策，当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29年成立时，超过一半的塔吉克人口被留在塔吉克斯坦境外（主要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等城市）。

塔吉克斯坦总统也强调，兴建该大坝是解决本国能源问题的必要措施。2009年，在号召民众购买罗贡股份有限公司（Rogun Joint Stock Company）股票的讲话中，拉赫蒙指出：

“每一位有尊严的塔吉克斯坦公民都准备为罗贡坝的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因为人人皆知：这一重要能源设施若不建设并投入使用，（塔）将无法消除电力短缺，也无法保障国家进一步的社会经济发展。”

在罗贡坝股份的公开销售期间（2010年1月启动），塔吉克斯坦政府强调了该项目的必然性和“生存性”，以说服本国公民牺牲部分工资来支持该项目。这一不同寻常的举措在当代几乎无先例可循，唯一可类比者为埃塞俄比亚的复兴大坝（Grand Renaissance Dam），该项目的建设亦曾动员国民直接出资。为进一步动员社会参与、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政府还通过电视频繁播报售股进展。拉赫蒙总统明确指出，股份仅限塔吉克公民购买，以确保大坝完全归塔吉克斯坦所有，并提及其曾拒绝向不具名的外国投资者出售70%的股份。然而，这一说法的可信性值得商榷。事实上，塔吉克政府此前一直（并至今仍在）积极寻求外国投资支持。对此，拉赫蒙总统曾在一次通过塔吉克电视第一频道播出的讲话中表示：“通过吸引外国投资，我们必将建成罗贡水电站——这是塔吉克民族走出当前困境的唯一途径”。由此可见，所谓水电站“完全国家化”的话语更多是一种策略性、阶段性的叙述，仅在股份销售期间被有选择性地强调。一年后，该股份销售在引发国际社会批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0年所指出的其对塔吉克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后被政府中止，最终仅募集不足2亿美元，相较于项目所需的总资金（超过20亿美元）仅占极小部分。

2010年罗贡坝股份公开销售的结束，以及2012年大坝建设的中断，并未改变塔吉克斯坦总统所传播话语的修辞模式，这种话语通常在寒冷冬季和电力短缺期间变得更加频繁。2014年1月，由于世界银行正在进行建设可行性的研究，大坝的建设工作处于暂停状态，但拉赫蒙总统宣称政府“正在继续建设罗贡大坝，它对我们来说就如同空气一样必要”。此处再次强调了罗贡坝的“生存性”意义：有了它，塔吉克民族将得以奋发图强；没有它，民族将陷入困境。按照这种逻辑，那些试图阻碍该项目实现的人，就是不想让塔吉克民族生存下去。因此，罗贡坝还被赋予了国际层面的意义，罗贡意识形态在国内的构建常常与外交政策相联系，尤其是与民族自决原则以及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历史性竞争有关，这将在下一部分中进一步阐述。

一方面，乌兹别克斯坦对罗贡坝的反对成功地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国际争议性的问题；另一方面，这种反对立场意外地促使塔吉克斯坦政府加大建设力度，以宣示其对境内水资源的主权。值得注意的是，拉赫蒙总统及其内阁成员在这一问题上的论述，有意在国际水资源法这一本身含糊不清的法律领域中推动对自身有利的解释。传统上，国际河流的使用一直受到以下四项国际公认原则的指引：（i）哈蒙主义（Harmon doctrine）或绝对领土主权；（ii）绝对领土完整；（iii）共同体理论（Community Theory）；以及 （iv）有限领土主权或公平利用理论。尽管“哈蒙主义”——即一国对其境内国际水道部分拥有绝对主权的观点——已不再得到普遍认同，但塔吉克斯坦政府仍然坚持这一点，声称对其水资源拥有完全所有权。根据这一原则，该国有权对国际水道进行完全截留，而无需向下游国家分配任何水资源。

此外，超越自然资源政治层面的考量，罗贡水电站的建设在塔吉克政府的政治话语中也被视为对乌兹别克斯坦的一种权力宣示。乌兹别克人与塔吉克人是中亚地区两大主要定居民族，两者共享着相似的文化与传统，同时又因苏联于20世纪20年代实施的地理划界政策而形成竞争关系。正如赫瑟肖（Heathershaw）与赫尔齐格（Herzig）所指出的那样，塔吉克斯坦高度关注维护其国家完整性，这也推动了塔吉克民族主义的发展。而通过罗贡坝这类具有凝聚力与象征意义的基础设施来捍卫塔吉克民族完整性，也是塔吉克政府传播话语中一个反复出现的元素。例如，在2010年时任塔吉克斯坦总理的阿基尔·阿基洛夫（Akil Akilov）致乌兹别克斯坦总理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Shavkat Mirziyoyev）的一封公开信中，阿基洛夫严厉批评了乌兹别克斯坦及其对罗贡坝的不合理立场。作为回应，乌兹别克斯坦将对塔吉克斯坦的天然气供应量减半，从每小时2.8万立方米减少到1.5万立方米。在这些事件之后，塔吉克斯坦的国有媒体评论称，乌兹别克斯坦方面的批评并未起到遏制作用，反而“更加团结了塔吉克人民对罗贡坝的共识”。

尽管罗贡坝与乌兹别克斯坦的争端主要集中在地区层面，但罗贡话语还存在于更广泛的国际维度，这与塔吉克斯坦政府为推动大坝建设而努力筹集国际资金支持密切相关。塔吉克斯坦政府似乎正在努力将自身重塑为一个政治稳定且对环境负责的国家，这可以被视为一种摆脱苏联遗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尝试，因为苏联时期的中亚地区曾因生态退化严重而饱受诟病。正如费什巴赫（Feshbach）和弗兰德利（Friendly）所指出的，“当历史学家最终对苏联及其共产主义进行剖析时，他们可能会得出因生态灭绝（ecocide）而灭亡的结论”。

因此，自2005年起，塔吉克斯坦政府开始构建并传播塔吉克斯坦作为“水资源国家”的形象，试图使塔吉克斯坦成为推动水资源合作的先锋。这一战略主要通过面向联合国大会的演讲来实现，这些演讲将罗贡坝描绘为一个对地区有益的项目。在过去十年间，塔吉克斯坦成功发起了多项得到联合国支持的水资源倡议，例如将2005—2015年设为“生命之水国际行动十年”，以及将2013年设为“国际水资源合作年”。此外，塔吉克斯坦政府还定期（通常每两年一次）在其首都杜尚别举办大型国际水资源合作会议，借此平台表达其在水资源管理方面的立场，并试图为发展其水电潜力争取合法性。

为进一步加强国家形象建构（country-branding），塔吉克政府还通过自筹资金出版书籍与宣传刊物，面向欧洲机构及其他国际组织开展推广。例如，2012年，《欧洲时报》（The European Times）——一家专门从事宣传性杂志的媒体机构——出版了一本关于塔吉克斯坦的100页特刊，并在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中分发。同样，据网站（Eurasianet.org）报道，塔吉克斯坦政府聘请了一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游说公司，在美国国会宣传罗贡坝，并试图“反击邻国乌兹别克斯坦所持续传播的对塔吉克斯坦的负面印象”。根据美国司法部依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披露的文件，游说公司法比尼亚公司（Fabiani&Company）曾发布题为《一份旨在向公众普及罗贡水电站重要性的声明》的宣传材料，其中大力强调了该项目的积极效应。

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欧洲议会前议员斯特鲁安·史蒂文森（Struan Stevenson），他因在欧洲各机构及国际组织中积极支持罗贡水电站而获得高度关注，并引发诸多争议。史蒂文森对罗贡项目的支持在塔吉克媒体中获得广泛报道，其相关言论亦被用于增强塔吉克政府在国内所构建的“罗贡叙事”的合法性与说服力。因此，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的宣传相互配合，共同支撑着将罗贡水电站塑造为国家象征、体现塔吉克斯坦国家建构与民族实现的叙事框架。

罗贡坝自诞生之初至今日，呈现出苏联解体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与战略维度。对于苏联而言，罗贡坝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工程，但其始终从属于更广泛的水利治理战略之中。而对于塔吉克斯坦来说，罗贡坝已成为其国家建设进程的核心，在政府话语中，它被赋予了爱国主义与民族认同的象征意义。因此，尽管大坝距离完工仍遥遥无期，但塔吉克斯坦政府所建构的将其塑造为国家象征的话语体系，目前或已成为该项目历史发展中最为具象的元素象征。

拉赫蒙总统及其团队利用罗贡坝来巩固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并传播一种特定的国家理念，即塔吉克斯坦通过建设这一大型基础设施来彰显其主权利益。尽管塔吉克斯坦总统一再宣称，“实现能源独立是塔吉克斯坦内政的首要目标”，但罗贡坝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其作为水力发电设施的功能。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类似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往往从“手段”转变为“目的”本身，罗贡坝亦体现了拉赫蒙通过这一宏大工程建构国家认同的政治抱负。总统与其“核心工程”之间形成了紧密联结，两者几乎命运与共：如果塔吉克斯坦未能建成罗贡坝，那么拉赫蒙在传播其国家理念方面也将功亏一篑。

【兰州大学中亚及周边动态编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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