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及周边·学术动态
第13译】瓦尔代俱乐部报告：《叙利亚与中东不确定性的岔路口》

谢语诗  编译

【文献来源】В.В. Наумкин, В.А. Кузнецов, Сирия и развилки 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ой неопределённости,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клуб «Валдай», Февраль 2025.

一、变革的“魔鬼十三年”

中东地区局势演变至今，“变革”一词已成为描述该地区变化的最常用标签，几乎涵盖了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外交政策、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战略、区域与全球大国关系的方方面面。在过去的近十五年里，本应足以勾勒出新区域秩序的大致轮廓。然而，每年发生的事件仍迫使分析人士以“不确定性”作为开篇基调。

中东地区的变革呈波浪式发展。2010年初的剧烈动荡在该年末略有缓和，随后再度激化。这一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11年持续至2013-2015年（因国家而异）。这是大规模起义、政权更迭、国家权力削弱以及温和伊斯兰势力融入大多数地区国家合法政治空间的时期。

第二阶段从2013-2015年持续至2019-2020年。其标志是埃及、突尼斯反伊斯兰势力的反扑，以及武装冲突结构的清晰化。

2014年利比亚国民议会的选举确立了东西部对峙格局，此后十年间，尽管政治制度的面貌有所变化，但是这一格局仍持续存在。2015年秋，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使大马士革政权得以延续近十年，为其提供政治改革与谋求和解的机会，但该政权未能把握。与利比亚和也门一样，叙利亚爆发冲突的同时也在发生重构。伴随着库尔德武装崛起，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控制大片领土，以土耳其控制区为基地的叙利亚反对派开始建立地方权力机构。

第三阶段从2020年持续至2023年。武装对抗的强度呈现下降趋势，但冲突并未得到解决。“伊斯兰国”至少作为一个领土实体被击溃。尽管各方推动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和解，但持久和平仍未实现。在其他经历了痛苦变革的国家，出现了政治反对派削弱、权力向政府集中的趋势。然而，这些国家在面临严重经济挑战时，并未提出类似于长期保障政治制度相对稳定的新社会契约。

20世纪的潜规则是，牺牲一定的政治自由以换取安全与发展。但在当前国际紧张局势加剧、不确定性增加、全球治理机构危机、疫情和粮食市场冲击的背景下，发展前景问题悬而未决。黎巴嫩、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和苏丹发生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后两者导致政权更迭。阿尔及利亚迅速恢复了国内稳定，而苏丹则陷入了新的武装冲突。一些分析人士称这一过程为“阿拉伯之春2.0”。

第四阶段正在我们眼前展开。2023—2024年，加沙地带的战争、“胡塞武装”在红海的活动、黎以边境冲突的升级、以色列与伊朗的相互打击以及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倒台，标志着新阶段的开始。

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尚无任何迹象表明这一阶段即将结束。如果想要实现结束，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就必须建立稳定的政治制度，巴勒斯坦的地位必须明确，黎巴嫩和伊拉克的政治危机必须解决，雇佣军问题必须处理，各国政府必须赢得社会信任并实施切实的发展计划。然而，这一切都未实现，且看不到被实现的迹象。

中东转型困境的根源或在于制度设计缺陷与意识形态真空。尽管近年事件频发，地区主流政治叙事仍固守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伊斯兰主义、民族主义等传统框架，竞争塑造了不同政治力量格局。伊斯兰势力短暂崛起后，保守与民族主义力量占据上风，但巴沙尔倒台预示伊斯兰势力可能卷土重来。

这一切都给人一种无限循环的感觉。多年过去，领导人更替，世界变化，革命进入停滞，而议程始终不变：无尽的无解冲突、对相同社会发展问题的讨论、试图跨越文明选择的二元对立。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战略发展项目，似乎成为普遍规律的例外，但这并未改变地区总体局势。

动荡不仅揭示了一系列政治制度的脆弱性，也显示了许多传统制度的强大韧性：部落、家族氏族集团、民族宗教社区等。它们强大的适应潜力即使在国家严重削弱的情况下，也能建立横向社会联系（如黎巴嫩和利比亚）。矛盾的是，非正式制度的稳定性降低了社会对强化正式制度的需求，后者在某些情况下完全脱离了社会现实。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选举数据表明，公众对现有精英的支持度极低，这证明了这一点。此外，在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削弱的重要因素正是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反馈机制被破坏。

系统的讲，中东地区面临两项任务：摆脱对现实的固有解读的恶性循环，恢复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平衡，从而加强国家地位。如今，这两个问题在叙利亚表现得最为明显。

二、叙利亚的议程：制度

叙利亚的政治体系在冲突期间实际上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即使这种变化没有明确展现在正式层面上。到2024年，它具有所有脆弱的有限准入秩序（Limited access order）的特征。这意味着执政联盟薄弱，其凝聚力依靠个别领导人的个人保障，围绕这些领导人形成了各种利益集团。其特点是：决策和控制机制明显过剩，但自下而上传递需求的机制不足；多重权力垂直并存——家族氏族集团、安全机构、国家机关、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组织和宗教机构；国家治理机构、资源分配机构和商业结构直接交织。这种表面上高度统一、实际上相当混乱的制度，只能在强大的个人集权下存在。而持续加强个人集权，反过来又导致权力的制度基础被侵蚀。

巴沙尔・阿萨德的倒台和新力量的掌权，对国家的未来造成了严峻挑战，只有实施一系列全面改革，国家才能得以保存。其中，以下五个方向最为重要。

第一，新政府必须将部分或完全独立的安全机构重新纳入国家统一的武装力量和情报系统。该国领导层显然意识到了这一任务，已开始采取措施确保国家安全机构的忠诚，并将各种民兵纳入其中。

理论上，确保地方武装团体的忠诚并不困难——将其领导人纳入管理体系，同时提供安全保障。但在实践中，这一工作因以下原因而复杂化：首先，政府武装力量在地方的活动控制程度低；其次，边境地区居民面临的实际外部威胁，尤其是南部地区。更复杂的问题在于，曾经的武装反对派在掌权后，开始将自己视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而非国家本身。

第二，需要建立技术官僚体系对新政府的信任，他们是国家在地方的代表，近年来与其他叙利亚人一样深受不良治理之苦。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缺乏这种信任，从长远来看完全可能颠覆政治制度。新政府基本上意识到了与旧国家机器互动的必要性的，他们至今尚未更换外交使团。与此同时，在许多方面保留旧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涉及安全部门，还包括例如具有意识形态重要性的教育系统、经济部门、地方治理部门。从中期来看，后者尤为重要，因为关键任务之一将是确保民众获得基本服务。在经济崩溃和近年来高度城市化的背景下，这并非易事。

第三，领导层必须建立政权与社会之间的反馈渠道，以及合法政治化需求的机制。这需要重新审视对政党和运动的政策。

近年来，复兴党约有180万成员，比例略低于哈菲兹・阿萨德时期，当时该党团结了全国18%的人口。尽管活跃度和支持率下降，复兴党仍是精英整合与更新的重要工具，并在地方发挥领导作用。执政六十年不仅积累了治理能力，也导致其他行政机制的模糊。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何处理目前正式移交给各国家部门的复兴党资产；谁能利用党的干部能力；哪些新的管理机制将取代复兴党的机制。

这里有两种可能的情景：要么军事政治组织转变为政党，要么传统的社会自我组织机构走到前台。很可能这一过程将并行发生，最终意味着叙利亚的“黎巴嫩化”。然而，黎巴嫩基于地方社区和鲜明领导的社会自我组织经验一直存在，而叙利亚的这一经验已基本丧失，在现代条件下能否重现令人怀疑。

第四，新政府的重要任务还包括使个别国家部门脱离租金来源。这不仅是反腐败斗争，更是改变国家机构存在的根本意义，与其说是方法论问题，不如说是价值问题，这涉及对国家存在意义的理解。

第五，包容性政治制度问题也与存在意义直接相关。在现代叙利亚，这一概念的含义尚不完全明确。

在最狭义上，当然是指将以前代表叙利亚反对派、如今掌权的各种结构纳入政治制度。过去几年，“沙姆解放组织”逐步掌控了伊德利卜的所有团体，但未能成为反对派的唯一代表。矛盾的是，掌权后确保队伍的统一将更加困难。一方面，缺乏统一的强大敌人；另一方面，即使在内部，对国家未来也存在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使得整合几乎不可能。新精英将如何形成，谁将被纳入，谁将被排斥，尚不清楚。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制度的包容性意味着所有叙利亚人在其中都有代表。一方面，这可以理解为类似于黎巴嫩和伊拉克的协商民主。新政府试图复制邻国的经验，这是很自然的。然而，不能忘记叙利亚社会的民族宗教构成对协商民主的限制。逊尼派占绝对主导地位，其他宗教团体高度分散，使得比例代表制毫无意义。民族代表制也存在同样问题——阿拉伯人占主导地位，其他民族的比例代表制失去意义。在这两种情况下，更多的是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最后，第三种选择，即地区自治，由于冲突多年来该国人口分布的变化，似乎也值得怀疑。

另一种包容性方案是将所有意识形态方向纳入政治制度。这里涉及前政权代表重返权力的问题，以及对建立政党将施加哪些限制。是否允许建立基于地区或民族宗教的政党，如何限制伊斯兰主义者的活动？显然，“沙姆解放组织”的历史使伊斯兰主义者参与权力不可避免。他们在大多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制度中都有代表，但这种代表通常由所谓的温和力量组成，并严格禁止激进分子活动。然而，各国区分激进与温和的标准不同——新叙利亚的标准是什么，目前尚不清楚。

此外，伊斯兰主义者的政治整合几乎从未让他们获得领导地位，他们尝试伊斯兰化政治制度的努力也未成功。因此，他们普遍试图伊斯兰化社会生活，这反过来需要对个别机构进行控制。因此，教育部、司法部以及宗教基金部的命运显得尤为重要。历史上叙利亚的宗教事务管理是分散的——与其他领域一样，通过不同机构和领导人之间复杂的平衡关系来构建，其中一部分在冲突开始后对大马士革表示忠诚，另一部分则加入了反对派。如今，谁以及如何管理宗教基础设施的问题，与复兴党遗产问题同样重要。

三、叙利亚的议程：领土整治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讨论了政治制度的功能层面，但还存在一整套与地理、边界、行政领土结构相关的问题。如今，议程中有许多方案——从国家分裂到各种形式的权力下放。

然而，国家分裂以及放弃叙利亚领土完整，是进行领土整治最糟糕的方式。媒体上偶尔出现的关于建立多个国家的浪漫设想，与现实无关。近年来的国际经验表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可能会得到多个冲突“国家”，且没有一个具备生存的经济潜力。

改变边界将成为整个地区的危险先例。尽管导致现代地图形成的后殖民协议并不完美，其制定和通过的情况也有缺陷，但该地区在现有边界内存在已近百年，重新审视边界将打开潘多拉魔盒。在这方面，以色列和土耳其某些政治力量的扩张主义思想显得危险。实现这些思想的尝试不仅会对叙利亚构成威胁，也会对这些国家自身构成威胁，它们的国家认同将受到质疑。

另一种整治方案是叙利亚的各种权力下放战略，直至联邦制，尽管现任政府对此表示拒绝。关于权力下放，理论上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将其视为必要，但实践中情况更为复杂。通常，讨论的是行政权力下放、经济权力下放和政治权力下放之间的选择。第一种在实践中较为常见，第二种较少（如黎巴嫩），第三种几乎从未有过，除非涉及联邦制。

在阿拉伯国家的情况下，权力下放甚至联邦制的理念意味着地区精英和当地居民团体之间就资源和租金分配达成社会契约。这种模式在伊拉克表现得最为明显，其宪法规定石油租金按地区人口比例分配。

然而，20世纪还有其他例子。例如，尽管沙特阿拉伯的统一是通过武力将各地区并入内志，但每个地区的地位都是根据实际力量平衡特别确定的。正如阿拉伯问题专家格里高利・科萨奇所指出的，尽管希贾兹精英未直接被纳入国家政治领导层，但他们在国家政策的多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在阿联酋的形成历史中，各酋长国统治家族之间的类似协议更为明显，卡塔尔和巴林拒绝加入联邦正是因为无法建立必要的平衡。最后，在阿曼苏丹国，现代国家身份是基于马斯喀特苏丹国和阿曼伊玛目国的联合；在也门，先是南部地区在南也门框架内联合，然后是南北联合。

所有这些例子证实了20世纪阿拉伯世界的发展方向是明确的，即通过地方精英团体之间的协议从分裂走向统一，然后走向中央集权。但叙利亚的情况很特殊。历史上，该国领土高度碎片化。可以说在其领土上形成了多个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区域——大马士革和阿勒颇长期相互竞争，沿海的拉塔基亚，以及国家内部地区，尤其是哈塞克。从经济角度看，冲突前最发达的地区正是大马士革及其郊区、阿勒颇、霍姆斯、哈马和哈塞克。与此同时，伊德利卜近年来成为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但仍是农业为主、经济欠发达的省份。

权力下放的任务曾由哈菲兹・阿萨德提出，他于1971年5月11日通过了第15号“地方自治”法，巴沙尔・阿萨德也于2011年10月1日通过了同名的第107号立法法案。然而，随着冲突的发展，该法律实现的机会越来越少。一方面，大马士革将权力下放视为对叙利亚统一的直接威胁。另一方面，在大马士革无法控制的领土上，形成了自己的经济系统，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或土耳其整合。

这些为叙利亚新政府带来了复杂的难题。一方面，权力下放似乎是将地区精英纳入权力并分担未来责任的最有前景的战略。理论上，它可以帮助解决库尔德问题，另一方面，在严重外部威胁、机构脆弱、中央权力薄弱、经济崩溃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对称的情况下，权力下放很容易成为国家分裂的直接途径，许多地区根本无法自给自足。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可能的选择似乎不是正式的权力下放，而是将地区精英纳入国家权力机构。

四、国家身份的情感层面

还需要谈谈加强国家身份的另一个层面——情感。

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垮台的惊人速度，与其说源于制度危机，不如说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在这个高度军事化、经历了十年内战的国家，没有人愿意拿起武器保卫执政集团。当然，起义者的成功也得益于情报工作和一些非正式协议，但这一切相对于社会不愿保卫政权而言都是次要的。2024年的情况与2011年有本质区别，当时叙利亚社会分裂。在今天的事件中，可以看到叙利亚与突尼斯，甚至在较小程度上与2011年埃及的相似之处——当时本・阿里和穆巴拉克也没有保卫者。

在叙利亚内战的活跃阶段，各方的整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冲突对他们具有生存意义，失败意味着直接的身体毁灭威胁。

如今，冲突明显缺乏生存维度，为妥协打开了道路，但这不足以建立新的国家身份。西班牙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其著名的《没有主心骨的西班牙》一文中指出，如果将“民族统一”理解为“动态系统”，那么为了其存在，“其中必须同时存在离心力和向心力量”。如果离心力仅仅是由于系统形成的方式而存在，那么向心力量则通过“共同生活的计划”形成：“……民族的形成和存在，仅仅是因为它们体现了实现共同未来计划的努力”。

事实上，提出未来计划已成为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阿拉伯国家近年来加强国家身份的最重要步骤。就叙利亚而言，新政府如何构想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

考虑到“沙姆解放组织”的历史，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建立伊斯兰国家。然而，在“沙姆解放组织”控制伊德利卜的那些年里，它展示了内部向相对降低激进主义和更大实用主义转变的能力——如今它的立场接近“穆斯林兄弟会”。

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伊斯兰主义者对宗教规范的解释可以与“公民国家”的理念相结合，其中包括保护民族宗教少数群体的利益、程序民主等。但问题不在于具体的情境解决方案，而在于政治精英的整体方法。批评伊斯兰主义的人士认为，其政治灵活性具有纯粹的机会主义性质，无法消除建立真正伊斯兰国家的最终目标——这意味着，无论伊斯兰主义者在特定时间和地点采取多么温和的立场，对少数群体的威胁都不会消失。

在伊斯兰主义逻辑中，控制教育系统、司法系统以及宗教基金部至关重要。新政府的初步举措正是在这些方向上努力。预计会出现的潜在冲突主要在伊斯兰主义阵营内部激进派与温和派之间，以及不同政治伊斯兰流派支持者之间；伊斯兰主义者与不同解读的民族主义者之间。领土完整问题，尤其是与以色列扩张主义主张相关的问题，可能成为整合点。尽管目前叙利亚人客观上没有与以色列进行全面战争的力量，但在意识形态层面，恢复国家领土完整的努力仍具有团结潜力。

另一个团结社会的主题可能是冲突后重建。除了大量资金投入，这还需要加强不同阶层民众为共同未来合作的意识形态。叙利亚民族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融合具有前景，依靠叙利亚原本强大的公民社会结构将非常有益。

五、叙利亚及其邻国

国家身份的问题在地区力量平衡迅速变化的背景下变得尤为尖锐。伊朗、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地位的削弱，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倒台，为其他地区行为体创造了机会窗口，首先是以色列和土耳其，还有海湾阿拉伯君主国。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就以色列而言，该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包括在戈兰高地问题上，以色列人自己解释为确保自身安全的必要。事实上，2024年底对叙利亚军事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打击，似乎旨在剥夺潜在敌人的军事能力。然而，如今也在讨论进一步的领土扩张，用安全理由解释这种扩张已更加困难——它更符合犹太极端民族主义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诉诸历史神话。以色列的具体利益是什么：是直接控制某些领土，还是建立一个广泛的缓冲区，可能在友好政治制度的庇护下控制边境地区，这一问题仍未解决，同样未解决的是不仅大马士革，还有叙利亚南部亲以色列人口对以色列行动的态度问题。

土耳其的情况同样不明确。安卡拉对库尔德人进行战略打击，以及可能在叙土边境建立缓冲区的兴趣是可以理解的。这里的事态发展将首先取决于库尔德人及其支持者美国的行动。美国有兴趣对土耳其合作伙伴和叙利亚新政府保持压力，但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他们准备在多大程度上投资库尔德人，尚不清楚。同样不清楚的是，库尔德人与在大马士革占据关键职位的伊斯兰主义者之间是否可能接近。

另一组行为体是海湾阿拉伯君主国，它们自视为叙利亚和黎巴嫩问题上的胜利者。与在军事上卷入叙利亚事务的伊朗、土耳其或以色列不同，阿拉伯君主国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巩固自己的地位。这降低了威胁程度，但同时也限制了它们在该国扩大影响力的前景。叙利亚—以色列冲突的潜在扩大，以及大马士革掌权力量可能的新激进化，显然不符合阿拉伯君主国的利益。然而，海湾合作委员会各国的利益不同，它们的协调程度也远非明确。如果卡塔尔始终对阿萨德政权持不妥协态度，那么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直到最近仍表现出与大马士革建立关系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支持与叙利亚所有行为体保持关系的阿布扎比和利雅得的调解努力可能会受到欢迎。

谈到外部行为体在叙利亚的作用，当然不能忘记伊朗，其利益在2024年底的事件中受损最严重。在真主党严重削弱和阿萨德政权倒台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似乎在该地区失去了大量阵地。然而，一切都可能改变。黎巴嫩真主党所代表的那部分人口并未消失，该组织数十年来积累的活动能力和资源也未消失。叙利亚的情况同样如此。德黑兰在建立地面支持基础上投入了大量资源，如果叙利亚新政府无法整合社会，伊朗可能获得恢复影响力的新机会。

最后，不能忘记大马士革本身。在当前阶段，它面临如下几项外交政策任务。

第一，它需要获得尽可能多的国际合法性，这涉及外国高级外交官的多次访问、开设大使馆、在利雅得举行外长会议。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局势的临时性总是被强调。

第二，加强国内地位，防止国家沦为不同外部力量武装对抗的场所。这不仅需要解决上述国内发展的诸多问题，还需要确保经济支持，以及新政府在外部行为体之间维持复杂利益平衡的能力。大马士革在多大程度上准备遵守其宣称的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254号决议的战略，也很重要。

第三，大马士革的掌权者需要确定外交政策优先事项。他们是为加强叙利亚国家身份而行动，还是推动地区伊斯兰化将占据上风？在后一种情况下，叙利亚摆脱危机的前景不容乐观。

叙利亚局势引发了许多问题。这似乎没什么不寻常，人们早已习惯了中东的永久不确定性。不同寻常的只是局势的尖锐性，其发展将对整个中东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其重要性不仅源于叙利亚的地理位置和几乎所有地区及大多数全球行为体在叙利亚冲突中的利益交织，还源于该国所面临问题的性质。

至于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政策，必须考虑到上述不确定性和事件发展的多可能性。当然，俄罗斯在中东总体和叙利亚具体问题上有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莫斯科坚信需要加强叙利亚的国家地位，捍卫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继续打击恐怖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新殖民主义，支持合法的叙利亚政府，需要根据国际法规范政治解决冲突。在保持战术灵活性的同时遵守这些原则，俄罗斯应该能够继续在叙利亚和整个中东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