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尽管已历经七十载，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关系始终缺乏真正的双边基础，第三方国家在塑造其双边关系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多年来，两国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期间虽摩擦不断，却仍得以延续。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不同地区，尤其是南亚的战略优先事项不断演变。当前，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受到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以及对塔利班主导的阿富汗的反恐担忧的影响。为此，美国正积极巩固现有双边及多边区域合作机制。其中最具挑战性的发展是美印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巴基斯坦影响深远。本文重点探讨美国与印度、美国与中国、美国与阿富汗的关系及其对巴美关系的潜在影响。
关键词：巴美关系、战略竞争、反恐、战略伙伴关系
引言
国际政治正经历深刻变革。随着新兴权力中心的崛起，国家间结盟模式不断演变，重塑着双边关系。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关系具有独特性——其发展始终缺乏真正的双边基础，全球或地区局势的变化总能左右两国互动。对美国而言，巴基斯坦的地缘战略价值一直是其争取区域利益的关键抓手；而巴基斯坦则借此获得亟需的经济与军事援助，以制衡强大的印度。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南亚，尤其是巴基斯坦的政策发生转向。巴基斯坦在美国战略布局中逐渐边缘化，而印度凭借蓬勃发展的经济与增长潜力，被视为更具前景的合作伙伴。中国的崛起进一步强化了印度对美国的战略意义，后者期待印度成为牵制中国的重要力量。尽管“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的反恐战争曾短暂提升巴基斯坦对美重要性，但与此前历次合作一样，这段关系仍未转化为持久的双边纽带。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及塔利班重新掌权，引发了华盛顿与伊斯兰堡关于未来关系走向的新一轮辩论。过去二十年，阿富汗问题始终是定义巴美关系的唯一要素。如今，巴基斯坦政策制定者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在两国之间找到利益交汇点。
值得注意的是，巴基斯坦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始终随其优先事项波动。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曾直言：“巴基斯坦从未因其自身而重要，它的重要性总源于第三方。”这一论断揭示：外部因素与不断演变的地缘现实将持续主导巴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当前最严峻的挑战来自中美战略竞争。美国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义为“需多层面遏制的竞争者”，为此积极构建多边与双边同盟。这一逻辑深刻塑造了美国的南亚政策——2005年以来不断深化的美印战略伙伴关系便是例证。双方在克什米尔、阿富汗、巴基斯坦及中国议题上的战略趋同，推动合作持续升级。而对巴基斯坦而言，美印走近正成为区域和平与稳定的最大挑战。
过去二十年间，阿富汗问题已成为困扰巴美双边关系的另一紧迫议题。美军撤离与塔利班掌权彻底改变了阿富汗冲突的态势。美国寻求巴基斯坦配合其对阿反恐政策，而巴方面临艰难抉择：与美开展反恐合作将招致阿富汗塔利班不满，但受制于经济疲软与国际金融机构依赖，其抗拒与美国合作的立场往往在压力下瓦解。
本文旨在当前与新兴挑战背景下探讨双边关系的实质。鉴于巴美间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亟需探寻使未来关系持续稳定、互利共赢的可行路径。为此，研究聚焦三个关键维度：中美战略竞争态势的演进、不断强化的美印战略纽带，以及持续变化的阿富汗局势，系统分析这些因素对巴美关系的深层影响。
一、背景分析
当今时代，大国外交政策在遵循现实主义关于权力平衡、战略竞争与联盟假设的同时，亦体现出自由国际主义倡导的地缘经济倾向。经济考量已与地缘政治现实同等程度地嵌入政策制定中。
这一特征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尤为显著：两国在追逐地缘政治目标时，始终关注竞争的经济影响。中国凭借经济崛起，致力于在区域及全球层面构建经济导向型秩序；而美国在组建对华遏制联盟时，除军事维度外，同样综合考量经济、政治与外交因素。
追溯历史，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美国介入欧洲政治前，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始终是保障航行自由与海洋自由，以维护商贸利益，这一原则延续至今。另一重要传统是避免缔结永久同盟，偏好具有战术价值的临时联盟。
二战后，国际格局从多极转向美苏两极对峙，苏联和美国成为最强大的国家，都拥有前所未有的军事实力。尽管美国抵触永久同盟，为遏制苏联扩张仍转向联盟构建。联盟的本质在于利益共通性：既能在和平时期增强威慑力，又可在战争爆发时提供共同防御优势。但国际环境变化会改变国家结盟意愿——威胁上升时联盟需求增强，反之则削弱。
美国与其盟友是否拥有共同目标和共同威胁是值得商榷的。这一问题之所以引发争论，是因为冷战的爆发恰逢持续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去殖民化进程。后殖民国家为寻求抵御地区竞争对手（尤其是更强大的邻国）的安全保障，获得了与冷战阵营结盟的机会。这与历史上的联盟逻辑相悖：在欧洲，联盟是势均力敌的国家之间为维持权力平衡而形成的机制；而冷战时期的联盟则将小国纳入伙伴关系，既服务于大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又满足小国的国家安全关切。据统计，1945年至1980年间缔结的条约中，有近65项被归类为防御协定，其中包括中立条约、互不侵犯条约以及互助合作条约。
大多数第三世界小国倾向于签订防御协定，因为它们与非第三世界国家在战争能力上存在巨大差距。除了提供安全感外，与大国结盟还能促进昂贵且难以获得的武器以援助或低价形式流入该国。这些大国与小国之间的不对称联盟仅仅旨在增强小国的威慑能力，并不能保证大国会在其较小盟友遭受攻击时提供防御。由于地理位置重要的小国（如朝鲜）在局部战争中失败可能给大国带来损失，大国承诺的实际履行率不足50%。
冷战时期的美巴联盟也不例外。巴基斯坦始终从安全角度——特别是防范印度的安全需求——来看待与美国的关系。事实上，两国的安全关系具有交易性质，取决于美国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利益。两国关系经历了三个合作阶段。第一次合作是作为反共联盟形成的，美国推行遏制苏联的政策，而巴基斯坦则面临敌对印度的威胁。尽管联盟伙伴的目标各不相同，但这种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两国利益。第二次合作是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形成的。20世纪80年代的双边联盟是两国长期磋商的结果，因为在1965年战争和1971年巴基斯坦分裂后，美国未施以援手，巴基斯坦感到被背叛。第三次合作是在9·11恐怖袭击后形成的，当时美国领导的国际联盟决定对阿富汗发动反恐战争。这是两国持续时间最长的伙伴关系，其特点是合作与互不信任并存。
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在评论这些合作关系时指出，美巴安全关系本质上是不对称的，两国不仅利益分歧，对相关问题的认知也存在差异。就这种不对称关系而言，美国是从全球利益的角度看待南亚，而作为南亚国家的巴基斯坦则在该地区拥有核心的国家安全利益。例如，1989年苏联撤军后，美国在实现自身利益后抛弃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让这些国家独自承受阿富汗冲突的后果；近期美国再次从阿富汗撤军，却未确保2020年《多哈协议》得到落实。
同样，两国的战略利益也存在分歧：巴基斯坦的核心国家安全利益在于南亚地区，而作为主导性大国的美国则从其全球利益视角看待南亚。为实现这些利益，美国对地区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的认知与巴基斯坦不同。美国将中国视为企图挑战现有全球秩序的挑战者，而巴基斯坦则将其视为南亚地区环境的平衡力量。至于印度，自冷战时期以来，美国一直将其视为制衡中国的力量。随着印度实力不断增强，其对美国的战略价值进一步提升，而巴基斯坦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仅围绕阿富汗问题。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其国内就巴基斯坦在未来地区安全机制中针对阿富汗的作用问题展开了辩论。
二、巴基斯坦与美国关系：未来挑战与选择
（一）中美战略竞争：巴基斯坦的立场何在？
全球政治正因权力格局变化经历深刻转型，单极向多极的权力转移已逐步形成。在此背景下，凭借军事、经济、科技、政治和外交领域的空前发展，中国被视为现行世界秩序的挑战者。在印太地区，美国实力相对于崛起的中国呈现相对衰落，这动摇了美国自二战以来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
奥巴马政府将印太地区列为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核心区域。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体现在其2017年为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撰写的指导性文件中，该文件概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优先事项。他特别提到通过“加强合作与负责任竞争”来管理对华关系。
拜登上台后发布的《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位为具有挑战全球秩序能力和意图的战略竞争对手。该战略要求美国在动用本国资源的同时，发展与印太地区盟友伙伴的新联盟并升级现有条约机制。该地区被称为21世纪地缘政治竞争的核心。
为维持区域主导地位并遏制中国，美国采取双轨战略：与地区国家缔结双边伙伴关系，组建多边联盟。其中，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堪称重要联盟。虽然该机制2007年成立时旨在讨论民主、基于规则的秩序及自由开放的印太等议题，但其背后的主要关切是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由于某些原因，QUAD直到2017年才被重新提起，当时特朗普表达了重新启动该联盟的兴趣。
值得注意的是，QUAD不仅涉及联合海军演习、情报共享和后勤保障等军事层面，还涵盖经济与技术领域。为应对经济挑战，QUAD提出“蓝点网络”计划，通过全球认可的评估认证体系促进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承诺投资逾500亿美元。在关键技术领域，QUAD设定了通过部署透明安全的5G及更先进网络来降低对华技术依赖的目标。
QUAD还将合作延伸至应对气候变化威胁，提出灾害管理机制和人道主义救援措施。为吸纳韩国、新西兰和越南等新成员，已举行“QUAD+”会议。该机制还推动地区民主议程，为此举办了有百余国参与的“民主峰会”。除中俄外，巴基斯坦与印度虽获邀请，但巴基斯坦拒绝了邀请。
除了QUAD，美国在2021年9月与英国和澳大利亚签署了一项新的三边安全协议（AUKUS），旨在通过核潜艇增强澳大利亚海军力量，这被广泛视为针对中国在西太平洋的遏制协议。2023年3月，三国签署潜艇协议，包含三大突破性内容：美国同意自2032年起向澳提供3-5艘“弗吉尼亚”级潜艇；英澳联合研发2040年前服役的“AUKUS”级潜艇；三国承诺投入数十亿美元扩建潜艇工业基地。该协议最具挑战性的内容是从2027年起在澳大利亚斯特林海军基地轮换部署美英潜艇，既体现美国延伸威慑的军事部署，也表明澳方参与遏制中国太平洋力量的意愿。
日益激烈的中美竞争使与中国或美国存在战略经济关系的国家陷入两难，巴基斯坦亦不例外。尽管曾加入美国主导的反苏联盟，巴基斯坦在冷战初期仍成功平衡与中美关系；1965年印巴战争后，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战略重要性大幅增加。除防务合作外，巴长期寻求中国在国际场合声援克什米尔问题，这种支持是美国所拒绝提供的。
唯一出现三方合作的领域是在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后，但目前在阿富汗问题上未来合作的希望渺茫，因为与美国不同，中俄两个地区邻国均避免对塔利班采取对抗政策，更倾向接触而非孤立。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阿事务失去兴趣导致地区陷入混乱后，中俄曾深受安全动荡之苦。
当前巴基斯坦面临平衡与两大国关系的挑战：美国长期是巴最大商品出口市场和留学生目的地，中国则是巴战略伙伴和最大武器供应国。巴中防务合作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末，每当巴基斯坦面临美国制裁时，中国都会挺身而出，提供支持以减轻美国政策的严重影响。中国作为克什米尔问题重要利益攸关方，近期与印度在拉达克的冲突更促使中巴在查谟-克什米尔争议地位问题上立场趋同。
除国防与核能领域合作外，中巴经济走廊（CPEC）形式的经济合作进一步强化了两国关系。美国一直对中巴战略合作持批评态度，并以增加巴基斯坦债务负担为由质疑CPEC项目的透明度。中方驳斥了这一说法，澄清实际债务仅49亿美元，不足巴基斯坦总债务的十分之一。
当前，巴美之间难以找到战略契合点，而中巴在地缘政治议题上的战略共识（除双边问题外）正持续增强。更重要的是，巴基斯坦与中国建立了多维度、可持续的双边关系，随着CPEC项目的完成，这一关系有望彻底改变巴基斯坦人民的社会经济状况。
（二）印美关系强化：巴基斯坦的安全困境
与中国的角色类似，印度同样是影响巴美关系的重要因素。历史上，美国的南亚政策始终偏向印度。但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及印度宣称的不结盟立场阻碍了双边关系突破。后冷战时代，印美关系出现战略趋同，推动双边关系转型。2005年达成的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为两国关系注入实质动力，该协议涵盖情报共享与反恐行动等一系列防务安全协定。多年来，这些协议对巴基斯坦、地区及防扩散体系的影响已被广泛讨论。本文将重点分析两国间四项基础性协议及其对巴美关系的影响。
印美已签署四项深化军事合作的基础协议。第一项是2002年签署的《军事情报安全协定》（GSOMIA），作为情报共享协议，要求双方互相保护敏感信息。第二项《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LEMOA）于2016年签署，允许双方使用指定军事设施进行加油补给。这份后勤协议排除了进攻性武器与基地设施，适用范围包括联合军演、训练及运输、通信、医疗服务、基地运维、仓储维护等后勤支持。该协议尤其有助于印度海军借助美军基地的后勤支持扩大行动范围。第三项《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COMCASA）于2018年两国首次“2+2”部长级对话期间签署。这份“技术赋能”协议促进高科技航空电子设备、加密通信及电子系统对印转让，同时提升C4ISR（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与侦察）系统的保密性，并允许美方向印方提供C-17运输机、C-130运输机及P-8I反潜机等平台的专用加密通信设备。第四项《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协议》（BECA）于2020年10月28日第四次“2+2”对话期间签署。该协议使印度能获取美国地形、航海与航空数据，提升导弹、无人机等自动化系统和武器（如导弹和无人机）的准确度，并为印度提供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学院的培训资源。
巴基斯坦对印美战略关系的整体影响，特别是这些基础性协议对地区力量格局的具体冲击深感忧虑。印度获取美国的先进技术和武器增强了其军事潜力。这些基础协议侧重于情报和信息共享——交换非机密数据——同时提供瞄准和导航援助，提高了印度导弹和无人机的准确性，因此对印巴双边关系具有安全影响。此外，印度的高超音速和超高音速武器将从这种合作中受益。印度能力的实际和预期变化导致其对邻国采取了更具挑衅性和攻击性的政策。印度军事实力的实际和预期变化，导致其对邻国采取了更为强硬和更具侵略性的政策。在这方面，印度于2019年取消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以及随后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2019年的巴拉科特危机以及中印在拉达克的对峙都是印度边缘政策的例子。
需要指出的是，印度在该地区的实力正是20世纪50年代初其与美国缔结安全联盟的主因。就印美多维度强化的影响而言，这种日益紧密的伙伴关系直接挑战了巴美安全关系的存在基础。除安全合作外，巴基斯坦也始终寻求美国在克什米尔问题解决上提供政治与外交支持。
巴基斯坦对印度国防能力质与量的双重提升深感忧虑。在避免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的同时，巴方必须维持地区平衡。为此，巴基斯坦与中国签署卫星系统合作协议，成为首个使用中国北斗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国家，以保持对印战略平衡。北斗是继美国GPS、俄罗斯格洛纳斯和欧盟伽利略之后的第四大卫星导航系统，中方承诺优先向“一带一路”地区（东南亚、南亚和非洲）提供服务。
卫星合作的军事价值不容忽视：无论是常规导弹还是核导弹都依赖卫星导航。巴基斯坦的“雷电-2”和“巴布尔”巡航导弹、“阿巴比勒”弹道导弹以及JF-17战斗机均由北斗系统提供导航支持。
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美国最初曾积极推动和平解决，通过召开联合国会议讨论该问题。但为安抚印度，美方后来不再直接参与克什米尔问题调解，而是根据双方意愿，偶尔进行斡旋。巴基斯坦希望美国介入印巴冲突，主要是认为大国的介入可抵消印度在该地区的实力优势，从而达成对巴有利的解决方案。此外，由于深知印度反对第三方介入双边问题，巴方将美方参与视为对印外交胜利。巴基斯坦在同意支持美国反恐战争后，曾要求华盛顿调解克什米尔问题，但遭到拒绝。当前美国的克什米尔政策实质上支持印度立场。美国对印度废除查谟-克什米尔特殊地位及当地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漠视，更助长了印度继续推行其政策。
美国将印度作为制衡中国的重要伙伴，甚至对印度从俄罗斯购买S-400导弹等武器装备网开一面，却对其他国家的类似军购实施制裁。美国还刻意忽视印度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消极反应。
（三）美阿关系未来走向：巴基斯坦的政策选择
过去四十年来，阿富汗与中印两国一样，始终是影响巴美双边关系的关键因素。在反恐战争初期，美国成功瓦解了“基地”组织网络并推翻塔利班政权；然而2003年伊拉克战争转移了美国对阿富汗的注意力，为塔利班重组提供了机会。多年来，美国不仅失去了阿富汗民众的道义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盟友。
鉴于军事手段的无效性以及亚太地区日益凸显的重要性，奥巴马政府在寻求摆脱阿富汗冲突的过程中，承认塔利班作为政治力量的地位，并启动与其对话进程。特朗普政府延续这一进程，最终于2020年达成未获阿富汗政府参与的《多哈协议》。
根据协议，美国同意撤军，条件是塔利班需与阿政府谈判，并不允许“基地
”组织在阿存在，其领土也不得被“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等恐怖组织利用。拜登总统接受协议条款，但将撤军时间从2021年2月推迟至8月。
美国在未确保阿内部谈判解决方案情况下的仓促撤军，阿富汗安全部队的薄弱性、对美国先进军事技术和支持的过度依赖，以及阿富汗政府的无能，为塔利班重新掌权铺平了道路。
就《多哈协议》执行情况而言，塔利班仍未兑现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既未建立包容性政府，也未保障妇女和少数群体权益，反恐承诺同样未能履行。少数群体在内阁中的代表比例仅为12%。在妇女权利方面，过去二十年取得的进展出现倒退。塔利班执政后颁布的《妇女权利法令》仅规定婚姻和财产权，却对教育和就业权只字未提。该法令因无法保障阿富汗妇女基本自由引发维权人士大规模抗议。塔利班政府废除了根据阿富汗价值观和宪法促进妇女权利的主要机构——妇女事务部，同时废止了2009年为保护妇女免受暴力侵害而制定的《消除对妇女暴力法》。
对美国及国际社会而言，最严峻的挑战仍是恐怖主义问题及塔利班对“基地”组织等恐怖团体的支持。尽管联军长期驻阿削弱了“基地”组织势力，但威胁仍未消除。地区国家正承受着塔利班与反政府武装勾连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武装在20世纪90年代末曾获得阿富汗境内的支持与庇护。塔利班过去因干涉邻国内政招致地区国家反对而付出沉重代价，现虽派代表访问中俄等国承诺不干涉内政，但承诺与落实实为两回事。
尽管巴基斯坦在促成《多哈协议》签署中发挥关键作用，但美国要求巴方协助落实协议的期望并不合理。塔利班突然掌权后，美国国内更多聚焦于检讨巴方政策“失误”，而非反思自身政策失败。在国会阿富汗问题听证会上，美官员更热衷讨论巴方在美对阿反恐行动中的“未来角色”，共和党参议员甚至提出《阿富汗反恐、监督与问责法案》，试图制裁2001-2020年间“支持塔利班”的巴基斯坦政府及非国家行为体。该法案若通过将重创巴基斯坦本已衰退的经济，即便未通过，美仍可动用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工具施压。
拜登政府明确表示将基于阿富汗反恐需求与巴建立“有限且目标明确”的关系。美国务院副国务卿舍曼在印度公开界定对巴关系框架时，明确排除发展全面伙伴关系的可能性，强调其访巴仅针对“阿富汗及塔利班”这一特定议题。莫迪总理访美期间，美印领导人联合声明谴责跨境恐怖主义，要求巴确保其领土不被恐怖分子利用，巴方则指该声明服务于两国地缘政治目标。
现实矛盾在于美国对巴期望与巴方实际能力存在落差。塔利班执政后，巴基斯坦协助外国公民撤离、召集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会议缓解阿人道主义危机、持续提供教育奖学金和医疗援助等善举。但在落实《多哈协议》方面，巴无力强制塔利班履约——协议签署本为塔利班获取政治合法性之需，而其在控制阿全境后对国际关切表现淡漠。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塔利班高度依赖巴基斯坦时在许多问题上都不愿配合，如今其拓展与地区国家联系后更推行独立政策。巴方的制约因素凸显其未能解决遣返难民、边境筑栏等双边问题，尤其难以应对恐怖主义这一最严峻挑战。
巴基斯坦、俄罗斯与中国均不认同美国通过惩罚性措施迫使塔利班就范的反恐政策。拒绝给予政治承认并实施经济制裁只会使阿富汗局势进一步恶化。塔利班缺乏长远经济规划，贫困与失业率持续攀升。需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因素与诸多其他变量一样，正是全球各地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
要消除相关国家的安全忧虑，塔利班必须切断跨国恐怖网络在阿富汗境内的活动空间与庇护所。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承诺与持续接触，因为巴基斯坦既不应为过去二十年美国主导的联军失败担责，也无力单方面迫使塔利班履行反恐承诺。
结论
尽管缺乏真正的双边基础，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关系始终受到第三方因素影响。作为大国，美国将巴基斯坦视为实现其在亚洲全球/地区安全利益的工具；而巴基斯坦作为小国，则通过维持与美同盟关系获取军事经济援助以制衡地区对手印度。美国军援确实帮助巴方维持了地区力量平衡，但即使在合作时期，双边关系仍存在重大摩擦——美方屡次对巴基斯坦配合其战略目标的表现表示不满。鉴于巴基斯坦的经济依赖性，美国持续运用经济手段迫使其政策就范。
当前双边关系面临的挑战中，多重变量的相互作用使动荡的地区环境更趋复杂。中美战略竞争使巴基斯坦陷入两难境地：若对比巴美与巴中关系可见，前者几乎始终缺乏战略契合，而后者正随时间推移不断增强战略协同。
另一个复杂问题在于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美国正将印度打造为制衡中国的力量，却忽视该政策对地区稳定的影响。印度经济实力上升是推动美印走近的另一因素。这种合作动摇了巴美关系的根基，毕竟抗衡印度本就是巴基斯坦三次与美建立安全合作的主要动因。
此外，美国对阿富汗的反恐关切成为巴美关系的新争议点。美方罔顾现实要求巴基斯坦配合其反恐行动，并对塔利班执政的阿富汗采取惩罚性策略；而巴基斯坦与地区国家则主张应接触而非孤立塔利班，因为孤立政策根本无法战胜恐怖主义。
美巴双边关系始终充满波折。目前，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低点；面临的更大挑战不是发展战略关系，而是如何使这种范围狭窄的关系得以维系。要使双边关系正常运转，必须认识到伙伴国家自身的战略价值；若仅基于第三方因素确立关联，只能是一种暂时性的关系。
编译者简介
陈慧舒，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
【兰州大学中亚及周边动态编译团队】
兰州大学中亚及周边动态编译团队，依托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聚焦区域与国别时政动态和学术前沿，通过编译、分析与传播，促进人才培养，强化学科交叉，推动中亚及周边区域国别学的深度发展。
本文编译仅供学术参考，文中观点不代表发布机构和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