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承松 编译
【文献来源】
Natalie R. Koch and Kristopher D. White, “Cowboys, Gangsters, and Rural Bumpkins Constructing the “Other” in Kazakhstan’s “Texas””, In: Marlene Laruelle, Kazakhstan in the Making：Legitimacy, Symbols,and Social Changes, Lexington Books，2016，pp181-207.
多年来，我们在哈萨克斯坦被告知：奇姆肯特是我们的德克萨斯州（“Shymkent-eto nash Texas”）。把奇姆肯特等同于德克萨斯州的观念，通常是一个被不假思索地使用的文化隐喻。但大多数哈萨克斯坦人在被问及 “为什么？”的时候，却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惊讶和含糊。本文将分析他们在回答这个些许无礼的问题时面临的困境。虽然那些（对这个隐喻的）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在当代哈萨克斯坦的文化景观中，该隐喻主要是用来描述（特别是污名化）一类来自南方的特定人群，给他们贴上“罪犯”“乡巴佬”以及“狡猾”（khidryye）等标签。这种使用隐喻侮辱南方人的做法并非无可争议。本文将解释：为什么南哈萨克斯坦州被称为“德克萨斯”是一个政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普通哈萨克斯坦人构建并争论出他们自己关于独立国家及其社会文化分界线的地理想象。
长期以来，研究哈萨克斯坦当代政治的学者们一直在思索国内的族群划分问题，特别是独立对所谓“散居国外”的俄罗斯人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人少数族裔地位的变化通常被当地人称为“俄罗斯问题”，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然而，这种对哈萨克斯坦族际边界的过度关注，导致了哈萨克族对其自身民族身份划分的系统性忽视。学者们在研究族群内划分时，主要关注部族政治（clan politics）和部落亲缘关系。尽管有学者注意到这些划分与地区分野存在空间耦合，但他们并没有试图解释这种现象，而本文就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本研究认为，在剖析当代哈萨克斯坦社会差异（difference）的呈现方法时，地区身份建构机制较之传统的分析路径更具解释力——既突破“俄罗斯人与哈萨克人”的固化族裔二分法，也超越“大、中、小玉兹”的部落亲缘关系。本文聚焦于哈萨克斯坦众多地区想象中的“南方”概念，以提出更广泛的问题，涉及交叉亲缘关系、污名、不平等和领土想象。因此，本文将首先梳理地区主义（Regionalism）和 “内部他者化”（internal othering）的理论脉络，进而勾勒哈萨克斯坦地区划分的总体特征，最后通过南方地域想象的个案研究展开深入分析。
文献回顾
地区主义和“内部他者化”
研究政治地理学和民族主义的学者已经充分说明，民族身份通常是通过阐明民族“自我”与外部“他者”的对立构建起来的。不过，正如戴维·扬松（David Jansson）所强调的那样，虽然这些外部他者确实有被本质化，但它们同时也与构建一个本质化的“自我”密切相关。令人意外的是，很少有学者探讨民族身份的建构是如何通过对民族内部群体的他者化来展开的。因此，尽管学界普遍承认，必须要从一个假定的异质性人口中建构出一个团结的民族“我们”，但很少有人真正思考过处于支配地位的“我们”是如何通过这种异质性得以建构。对于用建构主义方法看待民族主义的人来说，这非常重要，因为民族主义是“一种社会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某些历史上偶然形成的领土身份、符号和意识形态被灌输到社会和个体意识中。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经历被集体经历殖民化，成为民族共同体叙事的一部分”。但是，安西·帕西（Anssi Paasi）问道：在特定时空背景下，个人生命史是如何通过各种社会实践与更普遍的社会空间过程相联系的？那些被认为不符合霸权地位的民族主义另类叙事观点又会怎样呢？
分析“民族”（nation）内部差异最常见的学术路径是关注族裔、种族和宗教划分。当一些群体被看作是违背主流民族主义理想准则的代表时，他们就会受到“内部他者化”的影响。然而，民族群体和领土往往是按地区划分的，而且这些划分总是基于严重的内部不平等。因此，有少数研究开始关注这些地区划分，这些划分产生了地方性身份认同，这些身份（1）不是分离主义的，（2）毫无疑问地可以被理解为该民族群体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些群体并非追求另类族裔-领土结构的"他者"，而只是被简单地视为与主导的民族“我们”有所不同。在以往的研究中，被“他者化”的地区总是被视作民族规范的例外，其价值观和行为经常被认为与民族性的主流观点背道而驰。由于“他者化”作为一种实践，意味着不同层级的权力差异，因此被视作例外的群体或地方通常会因其“他者性”而被污名化，其差异是被谮毁的，而不是被赞美。
在哈萨克斯坦，这种污名化并不一定导致或产生于经济和政治上的从属地位。更准确地说，各种“他者”的污名化反映了对权力的争夺。事实上，哈萨克斯坦案例之所以具有启发性，就在于自其独立以来，北方与南方、城市与乡村、俄化的哈萨克人与未俄化的哈萨克人之间的相对权力平衡一直在迅速转变。因此，我们同意约翰逊（Johnson）和科尔曼（Coleman）的观点：“一个看似处于从属地位的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边缘化是同时发生且相互作用的过程。”权力关系是任何区域主义研究的核心所在，因为正如帕西（Paasi）所言，区域是“在更广泛的社会实践中构建起来的社会建构物，而非凭空产生——区域是权力关系博弈的结果，因而区域的划分必然引发争议”。定义一个区域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行使”。
哈萨克斯坦的地区主义
传说有“自己的”德克萨斯的国家并非哈萨克斯坦一家。在国际上（至少在媒体中），这一称谓颇为流行。但在哈萨克斯坦，它与内部他者化研究同样关注的文明隐喻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德克萨斯”标签的主要用途是将哈萨克斯坦的领土划分为现代、秩序和文明的空间，以及落后、无序和传统的空间，然后将这种划分映射到不同地区的人民身上。该国的城市居民和北方人通常被认为更具现代性和文明性，这通常体现在他们的城市生活方式，文化和语言的俄罗斯化，以及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与此相反，农村和南方地区的人通常被视为传统、未开化的群体，其在文化和语言上更哈萨克化。
尽管这些二元对立源于苏联和苏联前的身份建构项目，但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它们获得了新的意义。正如迈克尔·比里格（Michael Billig）所指出的：“突如其来的危机会加剧极端的刻板印象，而这些刻板印象建立在旧的文化神话之上。”随着独立后国家居住管制的放松，大量南方人和农村移民迁入城市，许多俄罗斯人和其他非哈萨克人则离开了这个国家。这一变化导致哈萨克斯坦城市中心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差距也更加明显，人们对社会差距的认识也更加深刻。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甚至在国家发展议程《2030 战略》中承认了这一点。但如今哈萨克斯坦腹地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还不足以弥补这些差距，也不足以让农村和南部移民留在原地。
据了解，农村移民在迁往城市的过程中，其农村身份在生活中仍有所体现。人们可以通过各种体貌特征、衣着、举止和对哈萨克语的使用辨认出农村移民。凯瑟琳·亚历山大（Catherine Alexander）指出：“长期以来，市民对这些外来人口怨声载道，围绕农村移民形成了一系列焦虑情绪。”20世纪 90年代，这些农村移民成了被造谣的对象，他们被指控将混乱、犯罪和落后从乡村带到了城市。正如纳兹帕里（Nazpary）所言，“城市居民将街头商贩和流氓归为南方哈萨克人（iuzhnye Kazakhi）或农村哈萨克人（aul'nye Kazakhi），并将犯罪率的攀升归咎于他们。”
这种将南方人与犯罪、社会失序相勾连的污名化叙事，为理解“哈萨克斯坦南方即野蛮西部”的隐喻建构提供了社会语境。尽管该比喻的起源已难以精确考证，但民族志数据表明，民众通过多维度的类比将南哈萨克斯坦与德克萨斯州关联起来。正如拉科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的著名观点，隐喻不仅仅是语言问题，“它们还支配着我们的日常运作，......决定着我们的感知、我们在世界上的活动方式以及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如果隐喻的功能是让我们从概念的一个方面理解另一个方面，这就要求隐喻“突出现实的某些特征，隐藏其他特征......，这迫使我们只关注我们经验中它所突出的那些方面。”
通过分析哈萨克斯坦民众对“德克萨斯州-南哈萨克斯坦”这一对比的各种解读，我们能够理解：这种地域比喻如何影响着当代人对空间、地域和身份认同的认知方式与行为模式。重要的是，这种方法还能让我们探索被他者化的个体，即南哈萨克斯坦人自己如何与这一隐喻互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正如扬松（Jansson）所指出的，“内部东方主义 ”（internal orientalism）较之萨义德（Said）所阐述的东方主义要复杂得多，因为被他者化地区的人“在民族话语中的发言权要大于东方人在西方人话语中的发言权。”尽管充分反映南哈萨克斯坦人的声音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但研究数据确实表明，少数来自南哈萨克斯坦的受访者正在努力回击霸权性叙事，并试图建构更积极的地区形象。
方法和结果
方法论
本项目的数据来自以下四个来源：
1.2010年10月开展的小组访谈（样本量n = 36，共5个小组）；
2.2010年9月和10月进行的全国调查（n = 1233）；
3.民族志方法，包括2005-2014年期间进行的非正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
4.2010年至2013年对阿拉木图KIMEP大学学生进行的小型调查（n=406）。
对哈萨克斯坦地区差异的整体态度
在全国范围的大型调查中，有几个问题与地区差异有关，旨在明晰公民对哈萨克斯坦内部划分的看法。其中一个问题要求受访者回答哈萨克斯坦是否确实存在地区不平等。约 72%的受访者（888人）的回答是肯定的，其余 28%的受访者（345人）声称不存在基于领土位置的不平等。针对持肯定态度的群体，研究进一步测量其对区域不平等的价值评判（样本量n=888）。如图2所示，72%的受访者将区域不平等视为"消极"或"较为消极"，10%认为具有"积极"或"较为积极"效应，另有18%持中立态度。
图2：对地区不平等的态度
接下来研究聚焦居住地偏好研究，要求受访者回答哈萨克斯坦最理想和最不理想的居住地。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回答，调查还询问了他们对于居住地理想程度的判断标准。图3列出了受访者的回答，并对前三个可能理由进行排序。数据显示，经济机会以显著优势成为首要考量因素，家庭及宗族纽带的地域依附性位列第二，自然环境、区位条件与文化设施则相对次要。图4展示了对哈萨克斯坦最理想和最不理想居住地问题的回答。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哈萨克斯坦的南部和西部省份是最不理想的地区，而阿斯塔纳和阿拉木图地区（包括具有特殊行政地位的城市本身及其所在地区）显然是最受欢迎的地区，北哈萨克斯坦州也名列前五位。
图3：是什么让一个地区成为理想居住地？
图4：最不理想（左）和最理想（右）的居住地
最后，关于州级地区差异的调查中，研究者询问受访者是否认为哈萨克斯坦的某些地区存在较高安全风险。针对给出肯定答案的9.5%的受访者（1233人），我们要求他们说明具体哪些地区不安全。排名前七的答案如图5所示（n = 117）。该问题的提出是基于对南哈萨克斯坦可能被视为危险地区的预期，但正如图表所示，被提及频率最高的地区是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该地区因苏联时期的核武器试验场仍遭受严重的核污染。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Almaty）排名第二，随后才是南部地区，包括南哈萨克斯坦州、奇姆肯特（Shymkent）、克孜勒奥尔达（Kyzylorda）和塔拉兹（Taraz）。除了塞米巴拉金斯克外，巴甫洛达尔（Pavlodar）是唯一被提及为危险地区的北部地点（可能是因为其靠近塞米巴拉金斯克，尽管这一点尚不确定）。
图5：哈萨克斯坦的哪里最不安全？
解读哈萨克斯坦的“德克萨斯”
根据我们的民族志经验、小组访谈和小型调查，本节将介绍不同背景的哈萨克斯坦人在描述南哈萨克斯坦时所使用的一些共同主题。绝大多数受访者并非来自该地区；例如，在406名的调查对象中，只有40人（占样本总数的9.9%）来自南部各州（克孜勒奥尔达州、南哈萨克斯坦州或江布尔州），其中17人（占样本总数的4.2%）来自奇姆肯特。因此，这里探讨的叙事主要是关于该地区的，但并不来自该地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受访者没有亲自去过南哈萨克斯坦。由于刻板印象往往并非产生于与被标记群体或地方的实际接触，因此，探讨“局外人”的叙事或许是理解当下哈萨克斯坦地区构建过程的最合适方法。
与神话和谣言一样，刻板印象并不通过理性主义 “真实 ”和 “虚构 ” 的衡量标准来运作，而是作为二手信息流传，“对于真实和虚构，存在着一种麻木的漠不关心，或者至少是犹豫不决的态度”。对许多受访者来说，即使道听途说无法证实，他们也并不否认其真实性，这些刻板印象流传如此广泛的事实本身就证明它们必然有其依据。
在小型调查中，第一个问题是 “您来自哪里？”如上所述，9.9%的受访者来自南部各州，10.8%来自西部各州，51%来自东部各州，10.8%来自哈萨克斯坦北部和中部，3.4%未明确回答，14%来自国外。本部分的分析剔除了国际受访者的回答。第二个问题是“您知道哈萨克斯坦有一个被称为‘德克萨斯’的地区吗？”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学生中，90.6%的人表示知道。第四个问题是“哪些城市/城镇被看成‘德克萨斯州’？”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如图6所示，显示‘德克萨斯州’与南哈萨克斯坦州存在明显关联，但这种联系并非唯一。除这个州之外，一些受访者还提到了南部的其他地方，偶尔也提到了哈萨克斯坦的西部地区。
图6：在回答“‘德克萨斯州’包括哪些城市/城镇 ”问题时提及的地点分布图
本节的其余部分将讨论问题3和问题5的答案，这两个问题相互关联，因此将一并分析：“在您看来，为什么这个地区被称为‘德克萨斯’？”和“请描述‘德克萨斯’独有的文化属性/特征？”本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进行了共同主题编码，表1列出了某些特定主题在回答中出现的次数。有些答案可能涉及五六个不同的主题，而有些答案可能只涉及一个主题。因此，表1显示了所有受访者提及某一主题的总次数。
表1：个体受访者提到的主题
举止和心态
受访者们最常强调的是，南哈萨克斯坦人拥有南方人特有的“心态”（mentitet）。受访者常常只是简单提到他们的行为方式与众不同，而不说明如何“与众不同”。当受访者给出更具体的描述时，最常见的形容词包括以下几种组合：好斗、愤怒、举止不端、厚脸皮、自信、保守、疯狂、不诚实、注重家庭、奸滑/狡猾/聪明（khidryi）、厚颜无耻、冲动、爱国、爱出风头、粗鲁、热情、健谈、粗暴、不文明、没文化、不聪明、暴力和野蛮。常见名词包括：乡巴佬、牛仔、红脖子、笨村夫（membets）、酷哥（krutye）和吹牛汉（ponty）。其中一位学生举例说明了他们所谓的粗鲁，即“滥用脏话，尤其是与母亲有关的脏话”。事实上，调查中经常提到南方使用脏话的情况，该地区独特的骂人词汇在全国各地都很有名。
南哈萨克斯坦人也经常被描述为极具创业精神或进取心，但通常都不行正道。例如，一位受访者解释说：“他们总是试图从任何关系中获利（利用他人牟取私利）”。还有一位学生提及了政府机构中的奇姆肯特人总是希望索贿的问题。本文后续将讨论官员腐败问题，但这个例子说明，“哈萨克斯坦德克萨斯州”的人们常常被认为急于进取，以至其行为变得完全不择手段。
虽然在行为主题下编码的调查回答大多是负面的，但也有15类回答（169个）提到了当地人的善良好客。这通常被归因于哈萨克传统习俗的影响，将在下一节中讨论。这种比较积极的刻板印象不仅仅来自当地人，而是来自全国各地。以下调查回答也是我们通过民族志观察到的典型情况，即人们在描述刻板印象时会先列出负面特质，然后再用一系列正面特质加以修饰。正如一位年轻哈萨克妇女回答导解释了这种刻板印象：“南方人非常善良、慷慨、乐于助人、开放，但他们会为了金钱或任何其他眼前利益出卖你。”不过还有少数受访者直接反驳负面刻板印象。也有一些受访者断然拒绝谈论这个问题，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在一个小组讨论中，一位来自奇姆肯特的年轻人坚持认为该地区的犯罪“名声”毫无根据，只是刻板印象，并认为哈萨克民族（nation）没有地区差异：“哈萨克斯坦是所有哈萨克人的，不是一块一块的”。尽管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很少有对话者主动否定这种这种刻板印象，但还是有人试图为“哈萨克斯坦的德克萨斯州”人塑造更积极的形象。这种矛盾态度也反映在文化/宗教和语言/方言主题中。
文化和语言
如上所述，南哈萨克斯坦被普遍认为是哈萨克传统的堡垒，当地人“认为自己是哈萨克文化的守护者”。在这组叙事中，受访者的立场对于判断这种看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至关重要，尽管我们的受访者大多认同这种描述是正确的。不过有些人显然不赞成南方对哈萨克传统的亲近，并将对传统和文化的这种关注描述为极端。另一方面，有些人更明确地表示南方人尊重自己的价值观。事实上，在讨论当地人的传统价值观时，许多受访者都明确提出要“尊重”或“崇敬”传统和哈萨克文化。另一种表述方式是说，面对俄罗斯的影响，人们“保留了”(sokhronili)哈萨克传统。
还有许多其他受访者提到了该地区的许多历史建筑和宗教朝圣地，例如位于突厥斯坦的亚萨维陵。这些叙事很有意思，因为它们反映了关于俄罗斯权力在苏联时期及之前扩张的空间想象。受访者经常用苏联或俄罗斯权力的“影响力”来描述这一点。在一次小组讨论中，当主持人问及为什么南哈萨克斯坦通常被认为更传统时，一名参与者两次回答道，“因为俄罗斯根本没能到那个程度(ne doshla prosto)”。
这些叙事还触及了关于“真正的哈萨克人”意味着什么观念。尽管很少明确表述为与俄罗斯影响相对立，但“真正的哈萨克人”这一观念恰恰依赖于这种二元对立：即存在一种更本质的哈萨克身份，它先于俄罗斯影响而存在。参与者很少详细说明南哈萨克斯坦人坚守“真正的哈萨克文化”具体意味着什么，通常只是简单地说他们“保守”，或者他们正试图保持所有传统之类的话。当他们给出具体例子时，最常提到的元素是服装、家庭优先、食物(尤其是烤肉串)、节日庆典、好客、语言、父权制和尊重长者。
“真正的哈萨克”叙事也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运作的，因为农村地区被认为是传统文化的家园。这种对农村的浪漫化或奇异化（exoticization）在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想象中普遍存在，并在哈萨克斯坦各种各样的文化节日中得以实现。这种具有乡村特色的民族主义“我们”既被本质化，也被纳入该国城市的景观之中，例如在各种国家节日（如阿斯塔纳日）期间搭建的毡房。如在2011年阿斯塔纳日“游牧文明”庆祝活动期间，演员们作为“传统”哈萨克文化的奇异符号在可汗之帐附近集聚的建筑群中走来走去，像在迪士尼乐园漫游的童话人物一样被合影。
正如东方主义话语在其他地方的表现一样，对哈萨克传统和文化的浪漫化常常掩盖了更深层次的污名化和边缘化。这种矛盾态度再次体现在对语言的讨论上。纳兹帕里曾讨论过，20世纪90年代在城市中说哈萨克语是非常耻辱的。因为在苏联时期，“俄语与文明、进步和城市化联系在一起，而哈萨克语被描述为落后的部落语言（ne razvityi kochevoi iazyk）。”虽然对哈萨克语的使用在今天远不如20年前那样受到指责，但它仍然是一个政治问题，公民们围绕这个问题表达他们对现代性不同的认同和诉求。来自南哈萨克斯坦的口音仍然受到污名化，许多受访者对当地人的“独特语句”品头论足，包括他们不寻常的发音、俚语和整个方言。许多人认为这是乌兹别克语影响的产物，语言被认为是混杂的或“畸形的”。因为南方靠近乌兹别克斯坦边境，那里有大量的乌兹别克少数族裔。
许多受访者都提到了性别关系，特别是父权制的家庭关系，以及抢婚行为（总共有13人提到了这种做法），并认为这种做法仅在该地区持续存在。这些描述大多是负面的，被认为是地区落后的标志。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研究没有收集受访者的性别数据，但是许多妇女已经被警告不要嫁给来自南哈萨克斯坦的男人（更广泛地说，嫁给来自农村的男人）。而另一些受访者明确提到了当地女性“可以成为很好的家庭主妇”。这些言论可能来自男性受访者（虽然我们无法确定），他们的社会化方式和女性截然不同。女性被警告说，如果嫁给“德州佬”，就会失去地位和自由。
无序、流氓和腐败
许多受访者还明确提到了该地区的“高犯罪率”以及充斥着“牛仔”的事实。当被要求列举当地的犯罪行为时，受访者会提到盗窃、谋杀、枪支暴力、打架斗殴、贿赂和官员腐败、违章驾驶、吸毒、赌博和“黑帮”盛行。除此之外，一些人还认为这个地方存在漠视和规避法律的现象。
其他受访者则指出，当地人会利用，甚至滥用家庭关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获得一份政府工作。这些叙事让人感到哈萨克斯坦其他地区正在经历“名副其实的犯罪分子入侵，他们的存在腐蚀了当地仅存的健康政治体制”。这种“被污染”也是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前俄罗斯化精英长期以来的担忧，通常以所谓“南方人接管政府职位”的说法来表达。这体现在本研究的一些回答中。然而，我们的受访者更多地讨论了哈萨克斯坦道路秩序混乱的现象。多数来自阿拉木图的学生们，一致强调“奇姆肯特人不会开车，在路上真的很没教养”。这些人还被认为开车像疯子一样，无法正常驾驶。
此外受访者们关于南哈萨克斯坦人的画像显示，这些看似有犯罪倾向的人被明显地种族化了：他们的外貌看起来比大多数哈萨克人通常被描绘的样子“更像亚洲人”。不过，总的来说，在我们收集的回答中，基本上不存在明显的种族歧视。我们的受访者更愿意通过提及乌兹别克人来公开侮辱南哈萨克斯坦人。纳兹帕里还指出，南方人和农村人“在文化和礼仪上更接近乌兹别克人（而阿拉木图人更接近俄罗斯人）”，这里提到的所有负面特征“往往被城市哈萨克人归因于乌兹别克人。”
这种所谓的从乌兹别克人那里习得犯罪或“奸滑”行为的说法，不仅仅是基于空间上的邻近，还基于实际的联系和互动：“在我看来，他们的文化属性受到乌兹别克人的影响。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像乌兹别克人一样狡猾”。或者像另一个学生所解释的那样:“在‘德克萨斯’有乌兹别克人，因为乌兹别克斯坦离这个地区更近。这带来了语言变形、哈萨克文化变形以及非常严重的腐败观念！”
这些叙事将上述负面特征归结到一个特定的空间，表明了一种更广泛的现象，扬松将其描述为不良特征的“空间化”或“地区化”。约翰逊和科尔曼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指出内部他者化的地域不仅被建构为落后的生存空间，更因此被视作“民族进步的阻碍”。因此，通过这种方式“将空间等级化”，“内部东方主义话语以一种特定的方式代表了国家的一个从属部分，从而产生了一种具有理想特征的民族身份。”哈萨克斯坦人摒弃了无序、犯罪、狡猾和各种反社会行为，这表明他们对合法和诚实这一特定愿景的承诺。但我们无法证实这是否是一个“真正的”承诺，这种说辞更多的是将自己描述为一个虔诚的、真正的文明主体。
气候、景观、位置和形状
在许多情况下，受访者并不确定南哈萨克斯坦与德克萨斯州之间的联系如何产生。事实上，整个调查中有112次明确提到“我不知道”。受访者通过不确定性的表达，有效地限定自己的回答或拒绝对特定问题发表意见。这和我们将要提及的最后一个主题有关：通过自然地理的相似性解释与“德克萨斯”的联系。
事实上，将高度政治化的问题归因于地理因素确实能够削弱潜在争议，也有一些受访者认为这是一种快速回应我们提问的方式。但一旦这种观念开始传播，人们也会逐渐相信地理因素就是解释这一现象的关键。这最终导致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这些叙事是受访者可以采取的最不政治化的策略。
讨论和结论：不宽容的空间化
在本文中，我们已经指出，南哈萨克斯坦为什么被称为“德克萨斯”是一个政治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普通哈萨克斯坦人清楚地表达了关于独立国家及其社会文化划分的地理想象。本研究超越了此前对该国“俄罗斯－哈萨克”划分的普遍关注，并着眼于哈萨克民族内部的划分，且借鉴了近期关于民族认同形成机制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表明，民族身份建构并不必然通过实体国际边界的区隔来实现，而是与更广泛的领土想象相关联。尽管我们主要研究与该地区接触很少或没有接触的人们对该地的描述，但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些调查反馈中，奇姆肯特人并非无关紧要的参与者。相反，正如扬松在他关于美国南部的著作中所指出的，该地区的许多人试图推进他们自己对该地区的表述。毫无疑问，一些人从战略上运用了德克萨斯州的隐喻，将其扩展并赋予其生命，而另一些人可能会强烈否定它，或试图赋予南哈萨克斯坦更多积极的特质。此外，随着哈萨克斯坦人自独立以来越来越多地在全国范围内流动，他们与来自不同地区的同胞有了更多互动。对一些人来说，这导致了某些刻板印象的瓦解，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使他们更囿于陈见。
地区“永远在‘形成’（becoming）的过程中，而不仅仅是已然‘存在之物’（being），”正如我们在引言中提到的，定义一个地区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行为。借用帕西精辟的表述，地区是“期望的结构”，它们“构成了身份叙事的基础，唤起集体记忆，并且构成了基于价值观、规范和意识形态的可见与不可见的社会‘粘合剂’”。正如本案例研究所示，对南哈萨克斯坦的描述方式确实塑造了普通公民的期望。尽管这些想象远非一成不变，但关于哈萨克斯坦内部划分的流行想象，包括空间和社会划分，仍然受到农村/南部落后和城市/北部现代化的某些二元结构的影响。然而，正是通过表面上“无害”的表达形式，比如开玩笑说哈萨克斯坦有自己的德克萨斯州，利用这种叙事贬低某些内部他者的人实际上是在将他们的不宽容行为空间化。通过将批评的焦点从一个人转移到一个抽象的地区，将不宽容空间化的行为掩盖了他们赤裸裸的偏见。幽默的面纱掩盖了这种恶意。但这层面纱是很容易被看穿的，没有一个来自奇姆肯特的受访者会认为被称为“德克萨斯人”是一种荣誉，即使这“只是一个玩笑”。
【编译者简介】
贺承松，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2024级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兰州大学国际政治专业。
【兰州大学中亚及周边动态编译团队】
兰州大学中亚及周边动态编译团队，依托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聚焦区域与国别时政动态和学术前沿，通过编译、分析与传播，促进人才培养，强化学科交叉，推动中亚及周边区域国别学的深度发展。
本文编译仅供学术参考，文中观点不代表发布机构和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