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金澜 编译
【文献来源】Bourdais Park,J.(2025)‘Competitive institutionalized cooperation in Central Asia and externally guided regionalism’,Central Asian Survey, pp.1–22.
引言
中亚诸国自独立伊始，便被迫在全新的地缘政治架构、经济转型阵痛与安全真空状态中重构国家战略，同时亟需获取全球主导力量及国际体系的主体性承认。为换取安全保障承诺并实现全球市场准入，这些新兴政权必须完成特定的制度性承诺，其核心议程聚焦于无核化与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值得强调的是，中亚的区域性特质本质上呈现双重建构特征——既受制于外部大国的战略投射，也源于内部主体的能动博弈。尽管该地区维持着表层的地缘稳定态势，但是始终存在着竞争性制度张力与动态平衡的持续再调整。在系统风险管控、多维矛盾调适与非传统安全治理的三重维度下，中亚国家逐步发展出具有竞合型制度化合作特征的区域合作模式。本研究通过整合国际关系、区域政治与发展研究领域的跨学科方法，重点阐释：中亚地区主义何以形成当前形态？其演进路径与动因何在？
这引发出更本质的追问：若质疑声持续存在，为何仍需优先推进区域内合作？首要原因在于，无论该地区民众对区域主义的认同度如何，日益增多的地区性组织与制度架构仍在持续推动合作进程，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此现象表明，即便国家间合作常受制于复杂障碍，但维持非合作状态与主动边缘化策略将面临日益严峻的成本约束。因此，制度化合作的强化趋势本身即构成值得深究的理论命题。其次，区域治理的现实逻辑在于：相较于单边行动、双边协商或全球治理机制，诸多跨境议题在区域层面具备更高的问题解决效能。再次，无论政治精英抑或普通民众，均普遍认同强化区域合作对解决本地区特殊问题的必要性。最后，既有区域合作案例研究证实，多边合作在政府间事务各维度均展现出必然性、可行性与有效性。区域主义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构建促进和平与均衡长效发展的学术框架与政策工具。根据合作领域差异，区域合作通常涵盖三大维度：安全协同、经济整合与社会文化融合，其制度化程度呈现显著梯度特征。
现有研究已充分探讨中亚地区政治史与塑造其区域形态的外部地缘政治力量。新兴研究领域则聚焦于地区化多边主义的比较性扩散机制，以及外部行为体与内部主体在共建制度化地区主义进程中的互动模态。本文旨在建构系统性分析框架以深化中亚地区主义研究。
本研究主要基于中亚地区的民族志田野研究。笔者在哈萨克斯坦为期五年的居留期间，借助于教育工作者、研究者与咨询顾问等多重身份，完成对中亚全域的实地考察。研究数据源自2019至2022年间开展的16次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受访对象均为熟悉且深度关心中亚政治社会议题的专业人士。访谈内容重点揭示：（1）域外力量感知的安全威胁图谱；（2）公众对中亚地区认同的认知结构。事实性数据另采集自国际组织、政府统计部门、公私智库及研究机构。此外，通过比照制度化合作进程、参与阿拉木图地方政治经济活动观察，以及与中亚五国学者学生、美欧俄交换生的正式/非正式对话，系统整合关于区域未来发展的多维度认知。制度主义研究路径有助于解析：（1）域外力量介入中亚事务的合作议程与模式选择；（2）中亚国家的策略响应；（3）区域治理的实践效能。
尽管政府层面持续释放积极化信号，但是学界观察者普遍对中亚地区主义的存在性持怀疑态度，或对区域内合作效能进行批判性质疑。为解析中亚地区主义的本体特征，本研究进一步追问：在区域多边机制持续增生的背景下，为何对区域化进程的消极评价仍占据主导叙事？这一悖论何以形成？
那么，为什么中亚在区域主义研究领域中如此重要呢？中亚地区主义研究的学术价值体现于四大维度：其一，该区域作为“竞争性多边主义”的典型试验场，为研究制度化竞合模式提供鲜活样本，其多元权力结构互动实质映射多极秩序的现实运作机理。这种域外力量主导区域合作的竞争模式具有普适性解释潜力。其二，中亚五国自苏联解体后所形成新生性特征，使研究者得以通过口述史、参与观察等质性方法，追踪区域主义建构的动态过程。这种“即时性历史”为比较区域化路径差异提供独特窗口。其三，东西方力量在此的战略投射形成了特殊的混合地缘政治形态，这为比较外部热衷推动多边主义的行为者所采取的策略提供了启示。其四，目前缺乏基于地区主义理论范式对中亚进行系统性分析的文献。由具有巨大潜力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地区可以从内部和外部多角度开展深入的学术与政策研究，通过多元视角的介入，可为此类潜力区域的发展路径提供学术镜鉴与政策蓝图。
区域性多边主义与超国家制度化
地区主义理论化进程始终与制度化多边架构的发展形成共生演进。学界对地区主义的理论概括——即通过学术努力构建地区主义理论体系——往往以欧盟与东盟的制度建构为比较基准展开。值得关注的是，由中国主导创设、新兴经济体深度参与的各类新型区域及国际机制，不仅在实践层面加剧了制度过剩现象，更在理论维度提出了范式创新的迫切需求。
地区主义可界定为一种覆盖全区域的政治形态，其通过多样化集体行动形式，推进地区内议程、目标与愿景的协商实践，旨在建构架构化的多边合作治理体系。基于不同的理论取向，社会建构主义学派着重剖析“区域特质/团结性”的认同建构过程，聚焦区域排他性特征与合作层级的相互作用机制。全球主义论者则将区域主义解构为地方主义的特殊形态，系统论证其对全球化进程的双刃剑效应——既可能成为全球治理的次优解，亦可能加剧体系碎片化风险。
中亚地区主义研究的理论空白集中体现于两大维度。首先，尽管学界已充分探讨不同区域情境下的理论裂隙（如“病态非合作型”、“无区域主义的区域”、“非自由区域主义”、“断裂型区域主义”、“对冲型区域主义”、“虚拟区域主义”等概念化尝试），但是研究方法论层面仍囿于描述性论述。关于中亚地区主义的研究，既有助于区域发展实践，也能通过比较地区研究推进地区主义理论建构。这将促进学界就如何开展实证分析展开讨论。同时，对可应用的分析工具与方法的探讨，需要更严谨的学理澄清以有效界定和阐释中亚区域主义。其次，现有研究对中亚区域主义现实形态的观察与分析——特别是对其现状的理论化——强调不足，而对区域主义应然状态的探讨却过度聚焦。研究者常将区域主义简单等同于欧盟式深度一体化模式。这种认知偏差导致既有成果未能准确阐释如何理解中亚区域主义，反而主要关注以下方面：区域化进程的失败与挫败成因、区域独特性或不可行性论证，最终陷入浅层制度化的解释窠臼。更具学术价值的路径应是系统考察中亚区域主义现状，并深入探究其形态成因与演化逻辑。
各地区拥有其独特的地缘政治结构，此特征并非中亚地区独有。行为体如何管理既存或建构的结构至关重要。就中亚情境而言，区域内市场仍有待培育发展。受控市场化引发的国内紧张局势加剧问题，不因经济互补性程度而异。中亚国家经济结构的趋同性亦可能激励集体行动——通过协调贸易政策制定应对外部市场，从而实现区域福利最大化。
如果将“区域性”视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因素，那么强调地区长期共享的历史，而非独立后的短暂历史，也可以是同样重要的因素。共同的历史记忆可以成为构建集体身份的重要基础之一，无论是在实体、社区、国家还是地区层面。构建能够强化区域内共同历史事件的叙事，可能成为区域一体化过程的一部分，而这一过程既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也可以是自下而上的。该过程如何展开，毫无疑问会影响地区国家间的对立加剧，或是超国家区域共同体的建立。
分析要素与外部导引型地区主义
相较于双边主义或单边主义，多边主义是一种外交形式，可被理解为一种愿景、行动及政治外交纲领，旨在解决共同问题并实现参与者（通常为三个以上国家行为体）议定的共同目标。通过此过程，参与行为体处理议题并协同制定规则与规范。地区主义可视作区域化多边主义的特定形态。基于地理邻近性与共享历史，可建构区域导向的多边主义体系。这种作为特征与理念的领土化区域特性，可通过集体运动、制度合作以及冲突与紧张关系等形态得以呈现。
在中亚区域语境下，地区主义可被阐述为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其世界政治中的地缘政治定位、中亚国家参与多边区域化的动机与集体愿景，以及通过区域机构处理地区事务的功能性程度与性质。该分析框架为解答核心研究问题，提供了对地区主义特征的学理解释。此用于分析地区主义的中层理论框架，通过基于笔者先前关于该地区合作研究的定性扎根理论开发而成。本文目的之一是以归纳法阐述该框架，将研究焦点集中于制度化地区主义。该框架虽无意验证国际事务的经典宏大理论，但仍与之形成理论联结，并受制度研究及/或地区主义研究文献的影响。
以下章节将建议的分析框架应用于中亚案例，该案例可被界定为一种外部引导的地区主义。
多边竞争与区域化：中亚语境
中亚地区主义源于外部力量在该地区不可避免的影响。换言之，这是一种由外部发起、资助、控制、监督并持续形塑的地区主义。尽管中亚事务仍是区域合作的核心，但是与区域内合作相比，扩展型区域主义自然涉及更广泛的议程范畴，反映出成员利益的多元化特质。
受引导的区域主义可能通过引入外部力量去领土化的跨区域多边主义，模糊其地理与历史限定的区域特性。这种跨区域多边主义并不总是与区域内多边行为体的即时性区域专属议程相契合。
（一）定位性
中亚作为国际政治中的区域定位，深刻影响着该地区各国应对外部干预与制定外交政策的路径。有学者指出，中亚“始终处于临界状态，一旦受外部势力充分推动，便随时准备扮演另一地缘政治辅助角色或重新协商区域职能”。该地区的殖民历史、共有的独立历程及对外部力量的深度依赖，共同形塑了其区域化进程。为应对外部势力对区域事务的政策介入，中亚试图通过区域机构建立合作机制。本研究重点关注俄罗斯、美国、中国及欧盟等外部力量，这些行为体在历史、政治、经济与文化层面对该地区具有深远影响。尽管存在主观性判断，鉴于中亚国家亦承认上述行为体的主要外部势力地位，其可被视为区域内的霸权力量。
区域化的初始阶段涉及中亚经历去苏联化进程，而俄罗斯却着手推进欧亚一体化。第二阶段可被定性为外部势力竞争加剧与新兴对抗格局的形成阶段。例如，在美国阿富汗战争末期阶段，中亚成为美国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北方通道”。随着美军基地撤离及战争结束，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大幅缩减。此间，西方援助相关机构迅速扩张。从中亚民众视角观之，尽管令人不安，但是为俄中两国尝试施加控制创造契机，此阶段可被理解为区域化的第三阶段。该时期的合作具有政治稳定与促进贸易等广泛共同目标。
总之，大国在该地区多样化且非重叠的利益诉求，最终形塑了当前中亚区域化的形态。在此过程中，外部力量通过推行共享但松散的共同目标（如上海合作组织发起的议程及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与分裂主义），确保其在中亚的战略存在。就国内层面而言，这些目标与中亚国家政权稳定需求相契合。定位性并非永久固化的结构，而是地缘政治复杂性中的动态概念，持续驱动着动机重塑与空间再定位。中亚各国领导人也清醒认识到，受乌克兰军事冲突、制裁措施、阿富汗激进组织活动升级、美中关系紧张及全球经济衰退威胁等因素驱动，该地区正经历新一轮转型进程。
（二）动机与愿景
制度化的多边合作正日益涵盖内外双重行为体（见图1）。为实现愿景性未来而参与多边合作的差异化动机层次，已成为该地区的显著现象。这种制度化的动机源于何种机制？由哪些主体驱动？自由制度主义学者强调的利益互惠性、未来预期效应及行为体数量三个维度作为解释无政府状态下合作能否形成的关键情境要素。结合不同地区的深度案例研究可完善这一广义分析框架。上述引述的核心在于“无政府状态”这一前提，其隐含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理论范式的对立立场，而英国学派学者则持世界政治的中间立场。两大理论阵营虽均接受无政府秩序的基本设定，但自由主义与英国学派（尽管内部存在显著分歧）构想出更具弹性的世界政治体系，并相信通过制度注入一定秩序具有可行性。中亚地区不断增长的制度架构，折射出主要行为体推动区域发展与安全提升的动机愿景，因而聚焦吸引投资、保障安全、加强文化互动与社会发展等合作议程。
事实上，当前中亚区域化路径与该地区政体转向之间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亲和力。一方面，非民主文化与区域合作间存在负面协同效应；另一方面，国内政治体制的共性类型与区域化进程中的伙伴关系则呈现正向协同效应。制度层面的同质性可成为尊重各国主权的志同道合成员间合作驱动引擎。
随着区域化进程的推进，大国间的分工日益明晰。中亚国家防御性多向量外交策略加剧了不断升级的战略竞争。这种竞争折射出外部力量的多元化利益诉求，包括构建全面安全缓冲区、攫取物质利益以及施加文化与意识形态影响。
（三）功能性
根据制度功能差异，可采取多种分类方式。理解中亚案例的有效路径基于宪制化多边制度类型学，并经过调适以契合松散治理形态。应用于中亚区域化多边主义时，制度可划分为四类：外部行为体引导的类欧盟扩散互惠模式多边主义、美俄主导的霸权条件型多边主义、中国式全球化工具型多边主义，以及区域内多边主义。
当前区域治理架构表明，既有外部力量主导的区域组织已被重新激活，且区域机构数量持续增长。一个显著趋势在于该地区领导人及专家关于区域主义的讨论再度兴起，其范畴涵盖正式合作机制。此外，领导力是分析框架中强化愿景与功能性的核心要素之一。其中最可彰显领导力在推进重要区域议程方面的巨大潜力的案例当属2009年经长期利益攸关方磋商后建立的《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另一值得关注的案例是2021年该地区以集体身份参与格拉斯哥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的实践。
中亚的区域合作始终受到地区层面国家行为体的控制、监督与引导。类似模式亦适用于由区域外力量主导的跨区域层级合作。与此同时，中亚地区主义的形塑并非单一主导力量单向作用的结果，而是通过区域行为体与大国间的双向互动得以实现。地区主义的本质随特定大国的兴衰而波动，但同时存在解释其内核的连续性要素——即作为中亚国家核心特质的混合体：社会主义现代化、西方资本主义再现代化与传统保留的结合，亦即威权新世袭主义。
结论
本文考察了中亚国家在发展区域主义过程中所采取的路径，其关键特征体现于制度化合作与区域内协作程度。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外部主导的合作与区域内合作并非相互矛盾，而是互为补充，二者共同强化多边主义进程，并为更大规模的区域与国际组织奠定基础。鉴于中亚国家独立时间相对较短，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仍在持续演进。在当前政治环境下，协调一致的政府间组织在以下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促进各级别（包括非国家行为体间）的对话与合作，以及构建信任体系。
回归核心研究问题，中亚地区主义可被定性为外部驱动型，其根源更多植根于共同国家利益而非应对区域内共同跨国挑战。这一趋势因外部大国推行各自版本多边主义的竞争性议程（往往聚焦再区域化）而不断强化。此外，选择性亲和原则影响了各国政府选择外部合作伙伴以支持其政权稳定目标的方式。尽管这种合作的某些方面对区域有益，但是并非所有机制都具有同等效力。
就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而言，多边竞争虽在活动与功能层面存在重叠，但仍展现出分化性作用。俄罗斯主导的组织主要侧重于安全领域，而中国主导的倡议则更积极参与贸易事务。尽管在应对区域问题时可见某种程度的区域内领导力，但是其效能仍受制于国内外政治约束。区域内空间的薄弱性与模糊性凸显出中亚国家外交决策与外部力量的紧密交织。众多组织、区域监管机制、倡议及计划已涉足安全、发展与社会福利等议题。然而，受外部强势主导与中亚国家政府有限参与的双重制约，针对紧迫区域挑战的集体应对仍显不足。
对中亚地区领导人而言，推进地区主义可能并非优先事项，因其常被视为较拓展对外双边伙伴关系成效更低。然而，由于该地区跨区域及混合型多边主义的兴起，地区主义在现实中亦得到强化——唯其发展方向、议程设置与本质属性已发生异变。在全球化力量驱动及各国融入国际市场的客观需求下，区域层面合作势在必行。仅依赖双边主义的自我孤立或将导致弱小国家难以维持稳定自主发展。因此，地区主义本身在中亚走向消亡的可能性极低。相反，某种形式的区域化仍在持续，唯其特征与议程不断变迁。
【编译者简介】
冉金澜，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4级博士研究生。
【校对者简介】
谢语诗，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4级博士研究生。
【兰州大学中亚及周边动态编译团队】
兰州大学中亚及周边动态编译团队，依托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聚焦区域与国别时政动态和学术前沿，通过编译、分析与传播，促进人才培养，强化学科交叉，推动中亚及周边区域国别学的深度发展。
本文编译仅供学术参考，文中观点不代表发布机构和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