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促使苏联地区的人权观念向古典自由主义路径回归。尽管“铁幕”两侧（资本主义阵营国家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人权运动都强调个体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不过，旨在扩展人权范围的“人权修正主义”正在国际机制中悄然出现，如1993年国际社会接受了人权具有“不可分割性”这一理念。受此影响，“后现代”人权观并不强调对个体自由的保护，而是更注重增强对人权的全球监管。在这种情况下，对古典人权观念在道德与政治层面出现的挑战正在以“欧亚主义”的形式出现，即形成了一种否认普遍人权的存在并坚持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身价值的国家主义学说。由于数十年来受到外界的挑战与自身的妥协，“人权可作为对个体基本自由的保护”这一理念逐渐淡化。因此，传统人权观念可能缺乏应对欧亚主义挑战所需要的精神与道德层面上的清晰性。
【关键词】 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反现代主义；冷战；欧亚主义；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人权
【文献来源】 Aaron Rhodes, “Human Rights Concepts in the OSCE Region: Changes since the Helsinki Final Act”,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36, No.3, 2017, pp.313-330.
【作者简介】 亚伦·罗德斯（Aaron Rhodes），就职于欧洲宗教自由论坛（Forum of Religious Freedom-Europe），1993年-2007年间担任国际赫尔辛基人权联合会（IHF）执行主任。
1975年8月，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国家（除阿尔巴尼亚、安道尔外）共35国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签署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议定书》（Conference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Final Act），又称《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Helsinki Final Act）或《赫尔辛基协议》（Helsinki Accords）（下简称“议定书”）。该议定书包括四部分内容：有关欧洲安全问题；涉及经济、科技与环境领域的合作；涉及人道及相关领域的合作，尤其关注人权及人权保护问题；有关续会的程序性事务。在此基础上，《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的核心内容可以提炼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十项基本原则：（1）主权平等，尊重主权；（2）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3）互不侵犯国家边界；（4）维护各国领土完整；（5）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6）不干涉他国内政；（7）承认并尊重人权及人的各项基本权利；（8）尊重民族平等与民族自决；（9）开展国家合作；（10）如约履行国际义务。其中，人权及人权保护是《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的一项主要内容，可视为欧安组织各参与国达成的政治承诺。
本文作者亚伦·罗德斯正是以此为切入点，考察了自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签署以来的40多年期间，欧安组织地区人权观念发生的变迁。作者以1991年苏维埃共产主义政权的倾塌以及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动态发展特征为分界点，主要考察了三个时期人权观念的主要特征及其变化：第一阶段为冷战时期人权概念的形成与论争；第二阶段是冷战后一段时期后现代主义的人权观念；第二阶段是当前欧亚主义人权观。最后是总结及本文的研究结论。
冷战时期的人权观念：概念的形成与争论
冷战时期，由于受到《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的启发，苏联和东欧地区最初形成了独特的人权话语，对全球公民社会人权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塑造作用。总体来看，苏联时期的人权学说是由一些分散的、高度多样化的群体及个人提出，因此，人权的概念与内容难以一概而论。同时，“人权”要求与寻求改革、自治或推翻苏联政治制度等诉求之间难以划分出明确的界限。
莫斯科赫尔辛基集团创始人兼现任首席执行官、苏联人权运动的主要“参与观察者”卢德米拉·阿列克谢耶娃（Ludmilla Alexeyeva）认为，因为苏联的人权活动家对与人权相关的传统哲学和法律文献的了解极其有限，因而他们并没有继承以往研究成果中有关人权概念的解释，而更多是出于反对个人基本自由被剥夺及个人受到相对孤立等缘由，构建了自己的人权观念。换言之，苏联的人权活动家从事人权运动更多的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尽管乌克兰的人权运动主要关注乌克兰的民族与文化传统，不过，他们也强调个人权利。如《乌克兰人权运动宣言》中明确提及古典人权学说主张，“国家只保护个人的自然权利，而不授予其公民权利”。总体来看，大多数苏联时代的人权运动家认为，个人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属于人权所依据的自然法范畴，因此应得到普遍的尊重；而经济权利与社会权利则属于实在法的领域，它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特定的经济与社会制度。因此，个体的经济权利与社会权利应基于特定社会内民主进程进行选择，并参照公众的意见予以尊重。正是基于上述认知，大多数苏联时代的人权运动家对个人的经济权利与社会权利等并不感兴趣，甚至完全拒之于人权概念之外。
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之间就人权的含义进行了严肃、公开的讨论乃至产生了争论，并由此出现了所谓的“替代性人权”（alternative human rights）或“人权修正主义”（human rights revisionism），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人权解释路径提出了挑战。在东方集团及第三世界国家看来，所谓的人权乃是西方国家用来反对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工具。因此，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亦将人权当作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斗争的武器。1968年，在德黑兰举行了联合国国际人权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 Rights），该会议提出要扩大人权概念的范畴，要求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及“发展权”植入人权概念。这是因为，与会者认为人权与个体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权利具有不可分割性。换言之，如果不能享有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就不可能完全实现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对此，美国直接否定了人权概念中经济权利与社会权利存在的合法性，并谴责有关国家企图利用这些主张，为限制个人自由的行为进行开脱。
冷战后的人权观念：后现代主义的联合国人权议程
1989年后，人权观念逐渐政治化和分裂化，并面临来自两方面的挑战。其一是针对人权普世性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的挑战。后现代主义的人权观点认为人权概念只是一种“社会建构”起来的“地方意识形态”（local ideology），并不具有普世意义。其二是对人权道德性的挑战。这种观点认为，政治行动只关乎权力，而与道德无关，人权也只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和获得权力的战略手段。在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间里，人权概念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较深影响。
就当前来看，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人权看作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人权观是“反基础”（anti-foundational）的，它脱离了普遍人权建立在共同和永恒的人性之上的原则，进而转向了“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t）的立场，主张人权可以并且应随社会及其价值观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换言之，后现代主义的人权观认为，人权不具有普世性，人权概念取决于政治，每种文化、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这种文化和时代的人权实现方式。很显然，后现代主义的人权观试图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不过，与此同时，人权概念也丧失了最初激励人们为自由而斗争的魅力，变成了一个意义不明的口号，一个迎合政府不断扩张要求的口号，甚至沦为满足独裁政权要求的口号。
欧亚主义：对自由主义人权观的反现代性挑战
近年来，随着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动态发展，俄罗斯国内逐渐形成了一种“欧亚主义”（Eurasianism）的政治理念或政治愿景，即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将在意识形态上与欧洲社会团结在一起，并根据自己的民族传统进行共同治理。但这一理念将国际人权体系中的自由民主原则及新自由主义的大西洋主义（“neoliberal” Atlanticism）政治价值观排除在外。因此，俄罗斯的欧亚主义在国际人权方面代表了一种例外主义，其援引了“文化相对主义”的假设，主张社会应该被视为文化的一部分。这一主张也得到了其他社会的认可。尽管主要由俄罗斯及其盟国所提倡的欧亚主义政治理念及其人权组成部分，通常都是以抵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它们国内人权实践批评的防御性姿态而出现，但这也逐渐成为了一种有关人权与自由的积极性学说。欧亚主义可被视为是反现代的，因为它将民族传统、文化认同以及保守的东正教基督教置于首要地位，以保护基于共同人性之上的个人自由与公民社会。这是因为，欧亚主义人权观是围绕对后现代主义人权观的严厉批评而形成的，因此，它与全球化的人权价值观形成了鲜明对比。欧亚主义人权观的一个主要来源是俄罗斯东正教中一些关于人的尊严、自由及权利的教义。而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则是推广欧亚主义的主要知识分子。
结论
就人权的实践来看，在苏联解体后的20多年期间，国际社会尽管开展了几十年的公民社会运动，并且其他国家和包括欧安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也付出了诸多努力，但大多数前苏联国家的人权状况仍然不甚乐观。这些国家国内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并没有得到保障，国内往往没有独立的法院、自由独立的媒体，以及自由公平的选举，公众甚至缺少结社的自由，宗教自由也经常受到限制与威胁。除前苏联国家之外，土耳其的人权保护状况也在急剧恶化，甚至某些欧盟成员国的人权保护也不够充分。究其原因，发生在上述国家的与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所设想的自由相违背的对于个人自由的冷酷压制行为，根本上与其固有的政治文化与政治观念有关，也与政府腐败及国际社会的无效努力有关。
就人权的概念来看，在观念发展的过程中，人权的概念逐渐被扩展并发生了分裂，以至于最终变成了一个高度模糊的概念。这一结果导致个人捍卫基本自由的能力被严重削弱，甚至政府可以利用所谓的“人权”概念来论证其对公民的镇压是正当合理的。由此可见，就人权概念的含义、人权优先的意识及尊重个人基本自由的意识达成共识之前，欧安组织成员国不太可能在人权的操作标准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鉴于此，作者得出了以下结论：在经历了40多年的发展之后，明确《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中提出的“人权”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与重要。
编译：陈明霞
校对：陈亚州、王术森
审核：曾向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