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书评系列之一百三十一】中亚国家和政权研究:对比较政治学的贡献及其未来挑战

日期: 2022-05-10 来源: 原创 点击: ...
   

编译者  李泽亚

【文献来源】Lawrence P. Markowitz, Scott Radnitz,“Studying States and Regimes in Central Asia: Contributions to ComparativePolitics and Future Challenges”,Central Asian Survey, Vol.40, No.4, 2021, pp.576-591.

一、前言

中亚政治是一个极其丰富的研究领域。该区域内五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复杂多样,为开展更广泛的理论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过去30年里,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困难的条件下对中亚地区的敏感话题进行系统的数据收集。虽然这些实证研究令人印象深刻,但它在多大程度上激发了社会科学内部更广泛的争论?

本文对中亚地区的国家和政权进行了研究,并评估了其对政治科学特别是比较政治学的贡献。作者对政权和国家的关注是有目的的。政治不再仅仅是研究“谁得到什么、什么时候得到、如何得到”的问题,而是涵盖了政治文化、人权、环境抗议(environmental protest)等诸多议题。作为比较政治领域的热门议题,对国家和政权的研究可以为中亚问题提供丰富见解。在下文中,作者参考了著作、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中亚研究和比较政治领域的数据集,以确定该地区的研究程度和研究人员面临的挑战,同时反映了学者们对一些棘手问题的普遍看法和共同关切。

二、中亚与比较政治学的联系

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化的发展,比较政治学领域的研究议题逐渐增多,研究范围也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它推崇范式、宏观理论方法,既重视方法论的成熟度,也重视地方知识,它也同样推崇理性选择方法、规范理论、统计分析与“自然实验”方法。与此同时,在案例研究、定性分析和比较方法方面也出现了新进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普遍理论的必要性。当更复杂的定性和定量方法不断发展时,中亚政治研究也逐渐走向成熟。

比较政治分析以三种方式对中亚研究进行了有益的塑造,这三种方式反映了学者对一般理论和地方知识的持续参与:从宏观主题转向微观主题,研究设计创新,以及跨学科的融合。首先,中亚研究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宏观政治议题(例如,“脆弱国家”和“民主化”)转向微观政治议题,如抗议、公民社会、精英协调/背叛(elite coordination/defection)和镇压;其次,中亚学者成功地运用了比较方法,引发了关于国家和政权的比较政治辩论;第三,中亚政治的跨学科研究丰富了国家和政权理论并实现了概念创新。

(一)微观政治转向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比较政治研究主要集中在所谓的“脆弱国家”和“失败国家”。但随着跨国数据集和各国民族志的出现,人们更加关注政治秩序的具体模式和结果,例如“资源诅咒”的影响和国家与暴力之间的联系。中亚学者也纷纷效仿,关注镇压和治安、腐败政治等问题。许多著作还通过分析住房、教育、法律改革、能源、环境卫生和社会媒体(以及其它领域)的公共政策,研究了与国家和政权相关的问题。此外,学者们还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关注与所谓的“威权主义”有关的话题,比如精英的协调和背叛、抗议政治、政党和政治文化,对中亚学术领域的概念创新及其对比较政治的贡献进行了思考。

(二)运用比较方法

中亚学者也成功地运用了比较方法,采用越来越复杂的策略来评估趋同和发散的过程。中亚五国是一个“自然实验室”,具有共同的历史、制度和文化特征,可以在控制许多因素的情况下进行比较。此外,中亚的政治精英和民众也认识到了地区的共性,从而有利于各国之间的相互模仿。早期的苏联地区研究就运用了这些相似的背景条件来解释国家和政权的发展模式。在最新的研究中,学者们有效地利用了比较政治领域出现的研究设计创新,超越了区域内国家层面的比较。

首先,中亚作为一个次区域,为研究制度创造和变革、制度维护和治理创造了独特的机会,但学者们也在比较中逐渐突破中亚的边界限制,帮助该地区与在其它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理论进行对话。其它欧亚国家就是恰当的比较案例,因为它们拥有共同的制度遗产。随着苏联的遗产不断消退,下一代学者必须考虑哪些方面的苏联遗产将继续以有意义的方式存在,无论是通过治理实践、与俄罗斯和其它欧亚国家延续至今的文化和个人联系,还是日常生活中的非正式制度。与此同时,推进政权和国家研究的希望在于将比较对象拓展到“后苏联空间”之外的国家。

比较方法的另一个创新是使用地方比较。在国家内部的省、地方和族裔群体之间进行比较更有可能发现独到的见解。最近关于国家和政权的民族志已经阐明了次国家层面的权力、治理和政治的关系,为研究中亚的政治科学提供了有用的模型,以便更准确地使用次国家比较分析。

最后,中亚学者越来越多地将比较方法与其他方法相结合。例如,凯利·麦克曼(Kelly M. McMann)通过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进行比较,并结合3000人的调查、数百次访谈、9项参与者观察研究和纵向社会经济数据,详细考察了市场改革如何导致轻微腐败的增加。

(三)受益于跨学科性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关中亚问题的研究成果才开始定期出现。最初是一小部分接受过苏联或俄罗斯研究训练的西方学者,后来逐渐发展成一个更加多元化的群体,这其中也包括很多来自该地区的学者。更重要的是,随着实地工作的有效开展,多学科概念很早就在中亚研究中扎根,跨学科的关系网络逐渐形成。此外,由于中亚地区研究规模相对较小,这有助于确保学者继续跨越学科界限进行交流。

当涉及到对国家、政权和社会的研究时,跨学科对话显得尤为重要。例如,约翰·海瑟肖(JohnHeathershaw)和爱德华·沙茨(EdwardSchatz)在研究国家时汇集了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方法;玛琳·劳瑞尔(Marlene Laruelle)在主编《当代中亚丛书》(Contemporary Central Asia Series)时将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前沿的多学科观点结合在一起。

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研究也得益于跨学科发展。例如,巴夫纳·达瓦(Bhavna Dave)使用民族志展示了推动哈萨克民族发展的政策与国家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戴安娜·库代贝格诺娃(Diana T. Kudaibergenova)将哈萨克文学创作在20世纪的发展作为提供民族叙事的一个因素;里科·艾萨克斯(RicoIsaacs)通过对电影的分析追溯了哈萨克民族概念的演变。

三、中亚研究在比较政治研究领域中的缺陷

尽管中亚研究在比较政治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功,但中亚学者的影响力在一些方面比较有限。两大挑战显而易见:首先,中亚国家和政权的研究与比较政治领域的一些最新发展之间未能有效衔接。第二,实地工作的可行性和获取有效信息机会的变化对数据收集工作产生了不利影响,限制了对重要研究问题的追踪和多种方法的使用。

此外,有关中亚国家和政权的研究在相关的理论辩论中反响程度不同。一方面,牛津学会(Oxus Society)列出了欧亚大陆学者在著名研究期刊上发表的几十篇文章,涉及许多与比较政治相关的议题。牛津学会和中央欧亚研究会(CESS)还列举了30多本对国家和政体研究有贡献的书籍。另一方面,对比较政治的文章进行简单统计后便会发现,中亚在有关国家和政权的研究议题上存在感很低,文章也相对较少。自1990年以来,在《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上发表的大约1500篇文章中,只有不到10篇关注中亚(或该地区的某个特定国家),而80多篇关注俄罗斯。同样,牛津学会期刊数据显示,在列出的290篇文章中,只有13篇关于中亚地区国家和政权研究的文章在主题学术期刊上发表,例如《干预与国家建设杂志》(Journal of Intervention and Statebuilding)、《民主化与第三世界季刊》(Democratization and Third World Quarterly)。

那么,为什么中亚研究提供了如此丰富的经验基础,但对比较政治的影响较小?为了解释这一趋势并提出未来的研究路径,本文总结了比较政治学中关于政权和国家的理论与中亚研究之间的四个脱节点。

第一个脱节点在于对国家和政权历史发展的研究。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在比较政治领域,研究其它地区的国家和政权,如拉丁美洲和东南亚,较多使用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然而,这一方法并没有渗透到中亚研究之中。虽然很多专著探讨了苏联时期中亚政权发展变化的轨迹,但这一学术研究并没有提供更优的见解。对中亚国家和政权的研究也忽略了其它的历史影响,如俄罗斯帝国对中亚地区的一些做法或政策的变化。

第二个脱节点在于过去二十年中政治制度对所谓的“威权主义”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对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主要集中于重新关注正式制度(如选举规则、立法机构)在不同国家的治理成效。虽然最近中亚的一些实证研究专注于制度的作用,对议会制度、政党政治或法院产生的结果进行更理论化的研究,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中亚的正式制度被认为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因为非正式的权力来源非常普遍。

第三个脱节点是影响中亚国家和政权的国际因素关注较少。长期以来,中亚一直被视为苏联时期被孤立的地区,但在过去30年里,中亚已经很好地融入了全球政治和经济,给学者们留下了诸多探索空间。然而,鲜有著作专门研究国际因素(或跨国因素)对中亚政权的影响,这不仅使得人们忽视了中亚政权的连续性和变化,还使得中亚被错误地描述为一个与全球发展脱节的地区。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Levitsky)和卢肯·韦(LucanWay)在对“竞争性威权主义”的研究中认为,国际联系和影响力一般被视为政权发展演变的重要决定因素,但其发现中亚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受亨廷顿开创性工作的启发,对跨国民主化浪潮的研究,也倾向于认为中亚政权基本上没有受到跨国发展的显著影响。同样,关于国际社会对中亚国家建设和国家崩溃的潜在影响的研究也很有限,很少有学者研究外国援助或国际竞争对中亚国家的影响。

最后,在作者看来,尽管中亚地区有巨大的研究潜力,但比较政治领域的几场激烈辩论并没有得到中亚学者的足够重视,即便中亚研究中对种族和身份的研究较为突出,但仍落后于其它地区的研究。其次,在中亚存在着各种非正式的治理制度,但人们却对这种地方秩序及其运行过程缺乏了解。第三,大量的研究成果探讨国家如何防控反政府抗议活动以维持社会秩序。除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之外,中亚领导人的执政时间超过了大多数观察家的预期,但对这些领导人具体的执政策略的分析并没有进入更广泛的比较政治领域。中亚学术研究的这四个差距(比较历史分析、政治制度、国际影响和具体主题)构成了对比较政治作出重要贡献的潜在障碍。

四、实地研究的挑战

开展中亚研究并不是件易事。自苏联解体以来,该地区从事中亚问题研究的学者们就遇到了包括政治因素等在内的许多制约。在某种程度上,由于现代化的签证程序和国家的准入政策、学术机构的大力支持以及各国社会科学研究群体的不断壮大,该地区的数据收集在过去30年里有了很大的改善。然而,实地研究的挑战增大了,该地区内外的研究人员还面临着资金减少、学术研究政治化、个人和职业安全受到威胁等问题。

在研究人员面临的众多困难中,缺少资金是最突出的问题。自冷战结束以来,国别研究、跨国研究的兴起导致投入到特定地区研究中的经费下降,虽然9·11事件之后对中亚研究的资金投入曾出现短暂的回升,但难以扭转资金不断减少的总体趋势。此外,中亚地区的研究经费与地缘政治条件密切相关。在美国,对冷战遗留问题和当代安全问题的关注,使有一部分人支持俄罗斯研究。但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中亚被视为边缘地区,地理上与美国相距甚远使支持中亚研究的理由很难站得住。最近,中亚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已成为中亚研究吸引资助的理由,并为它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增添了动力。

另一个重要但不太明显的阻碍是制度资源不平等,这给中亚地区和地区外的学者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域外的学者面临进入该区域研究的挑战,主要包括语言、文化、进行长期实地调查等方面的障碍;而当地学者在资金获取、制度支持以及与讲英语国家的学术交流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由于历史原因,欧美国家拥有资源优势,并在很大程度上设定了学术研究的议程。为了得到国际承认并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掌握英语或其它欧洲国家使用较广泛的语言至关重要。通常情况下,中亚学者想要获得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和传播知识的资格,必须取得西方博士学位。简言之,财政资源、制度支持和固有偏见阻碍了中亚学者融入全球学术界并取得成功的进程。

此外,其它障碍还包括政治障碍。自21世纪中期以来,中亚出现了与西方人的预想相悖的政治发展事态,实地调查的机会受限,关于敏感议题的数据收集风险增加。中央欧亚研究会委托的一份报告详细介绍了进行实地调查的研究人员面临的风险。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学者们更倾向于前往政治上较为开放的吉尔吉斯斯坦。因此,吉尔吉斯斯坦一直是研究政党、经济改革、民主倒退、抗议、媒体发展和腐败等主题的学者的首选地。哈萨克斯坦虽然没有那么开放,但外界认为该国政权对所谓的“异见人士”的容忍程度很高,而且该国有正式的可供研究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乌兹别克斯坦作为苏联时期该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最初是研究人员的理想目的地,但2005年安集延事件后,乌兹别克斯坦与西方关系恶化,使得西方研究者进入乌境内进行研究变得不可行。土库曼斯坦很少向外国研究人员发放签证,这妨碍了对土库曼斯坦的系统性研究。

由于这些挑战,一些原本很有希望的研究议程无法得到实施,从而阻碍了中亚研究对比较政治研究领域作出贡献。目前,新冠疫情正在破坏既有的调查研究计划。因此,与以往相比更大的风险是,更多学者将放弃实地调查,而将数据收集工作外包给当地团队,或采用其它替代性的研究方法。

五、结论

中亚国家和政权的研究密切跟踪了比较政治学中的许多重要趋势,如更加关注微观政治结果、更加依赖复杂的比较方法,因此逐渐被其它学科的见解所丰富。然而,由于这两个领域之间的主题差距以及数据收集方面的具体挑战,中亚地区比较政治研究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

但事实上,中亚研究领域还相对年轻。中亚政治在未来几年将发生重大变化,旧的政治精英可能会被取代,公众影响力将不断上升。该地区的学者将会遇到新问题,并运用创新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中亚不再仅仅是俄罗斯的周边地区,它正在日益变得更加全球化,并与欧亚大陆及其它地区产生更广泛联系。只要学者们继续努力,对该地区的研究就将继续为我们积累政治和权力的知识做出贡献。

编译者简介

李泽亚,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本科就读于青海民族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在校期间担任校社团社长、院学生会部长、班级组织委员;曾获得国家奖学金、校级“三好学生”及“进德修业”之星荣誉称号;获得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二等奖;获得高中政治教师资格证书。硕士研究生期间获得一次二等学业奖学金,担任校研会文体部干事、院研会秘书处干事。

校对者简介

尉锦菠,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

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团队

为了解学术前沿,开阔学术视野,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以研究生“笃研”读书会为依托,组建“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团队”。团队主要负责编译俄罗斯、中亚、南亚和高加索等国别与区域研究相关的外文文献,包括学术期刊论文、书评、地区热点及重大事件的相关时评等。自组建以来,编译团队已推出100余期编译作品。现有编译人员30多名,主体为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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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译。所编译文章仅供专业学习之用,相关观点不代表发布平台,请注意甄别。

编译:李泽亚

校对:尉锦菠

审校:陈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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