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伟 编译
【文献来源】Mikhail Suslov，“ ‘Russian World’ Concept: Post-Soviet Geopolitical Ideology and the Logic of ‘Spheres of Influence’”,Geopolitics,Vol.23,No. 2, 2018,pp.330-353.
一、研究背景
在当代俄罗斯，地缘政治话语已经变得比政治意识形态更加重要。因此，“俄罗斯世界”（Russian World）的概念正在上升为一种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认为俄罗斯在政治和地理上的影响力应该比实际领土范围要更大，也就意味着“势力范围”（Spheres of Influence）的概念被嵌入到这个概念中。本文关注并确定了“俄罗斯世界”的三个演变阶段。第一阶段是在20世纪90年代对“俄罗斯岛”（Russian archipelago）进行的非领土化和去中心化的意象。第二阶段是在本世纪头十年对主权民主概念的调整，此时“势力范围”的逻辑被注入了“俄罗斯世界”的内涵。第三阶段是在2010年以后，“俄罗斯世界”被重新领土化为一个民族统一主义和孤立主义计划，这与将俄罗斯视为另一种非西方现代性模式的逻辑相一致。该论点认为，尽管“俄罗斯世界”的概念存在许多创新，但它已经表现出了对全球化的保守倾向，其反西方批评趋势也愈发明显，这正是“势力范围”逻辑的特征。
说俄语的散居者在当代俄罗斯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中的作用和地位，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研究。散居者（diaspora）指的是俄罗斯联邦以外的那群人，被政治领导人、官方思想家和基层人士视作俄罗斯的“海外同胞”。俄罗斯“海外同胞”的亲克里姆林宫建设者们把他们的工作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即这些人对共同的苏联过去有某种情感依恋，对俄罗斯文化有某种忠诚，并懂一些俄语。这种意识形态使“同胞”成为俄罗斯政治的一个重要且有时令人不安的因素。“同胞”的存在以及俄罗斯领导人利用“同胞”的方式，是令俄罗斯邻国感到焦虑的一个原因。一些俄罗斯人称他们为叛徒，对国家构成威胁；另一些人则认为“同胞”代表着另一种选择，甚至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俄罗斯”，它在经济实力和智力上几乎与俄罗斯联邦本身一样发达。还有一些人则认为他们是俄罗斯手中的一根大棒，利用俄罗斯的（软）实力获取资本和技术。但实际上，他们更像是分散的乐高积木，需要很大的创造力才能将其拼接起来并与克里姆林宫的目标相结合，这是因为，各种“同胞”之间的差异远比他们模糊的文化共性更重要。
关于俄罗斯散居者的辩论与关于21世纪民族国家模式相关性的更广泛讨论有所重叠。民族国家受到非国家和非领土政治实体愿景的挑战，如游牧民族、恐怖分子和散居者，也受到重叠和交织的政治主权和多边区域组织的挑战。有关散居者的地缘政治想象呼应了古代基于亲属关系、而不是领土的国家身份，但在今天，它与全球化、世界主义、“新游牧主义”概念以及社会的各种数字化形式有关。游牧民族违背了家园的概念，与之不同的是，散居者必然意味着逃亡国的存在，即家园的存在。由于这种二元逻辑，散居者与其家园存在一种辩证关系：不仅是家园构建了散居者，反之亦然：散居者如何创造自我以及如何被其他行为者所创造，都会对家园的身份认同过程产生影响。俄罗斯散居者的存在向“俄罗斯性”的本质和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提出了质疑，这就要求那些声称绘制地缘政治版图的人要进行概念化操作。在地缘政治话语中，散居者通常作为没有一个具体“范围”的“势力”，为境外的“软实力”影响打开了广阔的思考视角。
第一次试图将俄罗斯散居者概念化的尝试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自那时“俄罗斯世界”一词出现以来，它经历了复杂的知识轨迹，吸收了不同的、有时甚至完全相反的涵义。要了解“俄罗斯世界”的历史积淀、形态和动力，就意味着要理解今天在俄罗斯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庞大的俄罗斯”这种形象是“俄罗斯世界”概念的中心。这可能意味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主体大于或应该大于俄罗斯本身，或者说，作为一个地理实体的俄罗斯联邦与居住在其国界之外的同族人之间，存在或应该存在某种合法的政治关系。因此，“势力范围”的概念被直接融入到“俄罗斯世界”的概念中。
二、“俄罗斯世界”概念的三个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俄罗斯收缩是为了让“俄罗斯岛”扩张
20世纪90年代中期，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Gleb Pavlovskii）、彼得·谢德罗维茨基（Petr Shchedrovitskii）和尤里·克鲁普诺夫（Iurii Krupnov）等一众知识分子提出了“俄罗斯世界”的概念，将地缘政治主体的非领土化认定为像网络一样的文化边界社区。根据这一设想，由西方讲俄语人口组成的外围“岛屿”将为俄罗斯提供获得资本和信息的途径，促进国际对话，从而减轻全球化对俄罗斯的冲击。
俄语以某种方式构建着说话者的心理世界，使他们的价值观、心理定势、生活方式和实践与他人不同。谢罗维茨基回忆道，在叶利钦时代，他对国外说俄语的人感到震惊。1999年，谢德罗维茨基正在研究“如何阻止受过教育的俄罗斯青年离开俄罗斯”，因为统计数据显示，良好的教育几乎总是约等于随后的移民。那么，向俄罗斯教育投入有意义吗？谢德罗维茨基得出结论：只要受过教育的移民保持说俄语的习惯，他们在文化上就仍然属于“我们”。这一猜测促使谢德罗维茨基将全球讲俄语者的社区进行了理论化，他称之为“俄罗斯世界”。他认为，现今散居的俄罗斯人比俄罗斯核心更重要，因为侨民能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生活在俄罗斯之外的俄罗斯人形成了一个特定类型的社区，基于双重差异：他们与当地人以及生活在俄罗斯本土的俄罗斯人都有不同。这种差异使他们对俄罗斯很有价值，因为他们为俄罗斯提供了获得其他国家的信息和资源的渠道，弥补了全球化的冲击。换句话说，在这个“俄罗斯世界”的模式中“中心倚重于外围”，即“俄罗斯世界”不是俄罗斯的庞大，而是俄罗斯人的替代项目，更容易受到文化混合和跨境的影响。谢尔盖·格拉季洛夫斯基(Sergei Gradirovskii)写道，俄罗斯收缩是为了让“俄罗斯岛”扩张，让“俄罗斯世界”扩张。这种理论化意味着，苏联解体和国家领土收缩是不可避免的，但却包含了积极和进步的含义。
谢德罗维茨基和格拉季洛夫斯基描绘了“俄罗斯世界”的方式，对中心和外围之间的传统帝国关系进行了彻底修正。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海外侨民，他们被邀请对俄罗斯核心地区施加影响，而不是相反的。另一个概念涉及到“俄罗斯欧洲人”的构建——这一概念在21世纪头一个十年中期的波罗的海国家很流行。推动这一概念的建构是考虑到，这样的俄罗斯身份不会对欧洲（或西方）身份产生敌意。
（二）第二阶段：“俄罗斯的触角”
在第二阶段，“俄罗斯世界”与“主权民主”的概念并行发展，这与弗拉迪斯拉夫·苏尔科夫（Vladislav Surkov）的理论化以及俄罗斯对自由民主国家的立场有关。通过借鉴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思想，苏尔科夫将主权理论视为绝对重要的核心政治价值。他们运用有机论者的隐喻，认为将西方文化产品机械地移植到俄罗斯土壤只会产生毫无生命的杂交品种。在苏尔科夫看来，触发这种新概念化的直接因素是2004-2005年乌克兰所谓的“橙色革命”。苏尔科夫认为，主权是国际舞台上公平竞争的先决条件，因为它取消了“西方”对其他国家的规范优势。因此，我们可以假设“主权民主”的概念决定了“俄罗斯世界”的意义，它是国家安全的一个有用的、但不是核心的要素，是与西方“信息战”中的软实力武器。这种解释预设了一种不同的领土组织逻辑，根据该逻辑，主权国家利用其散居者的触角来影响邻近的主权国家，但为了巩固这种影响，触角应结构良好、有组织并紧密地附着在祖国的身体上。由此，就产生了俄罗斯散居者的制度化，即建立了俄罗斯世界基金会。大约在同一时间，一系列关于俄罗斯侨民的印刷媒体开始发行。在这个阶段，“俄罗斯世界”的概念被做了微调以发挥俄罗斯的“软实力”，并作为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优先事项之一，被纳入2008年俄罗斯外交政策之中：保卫讲俄语的侨民和海外的“俄罗斯世界”。
可以肯定的是，散居者在居住国扎根越深，他们对原籍国就越有价值。然而，与此同时，这种价值也越难以实现，因为拥有良好适应能力的移民面对各种信息来源，而不仅仅是那些来自他们原籍国的信息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不可能有根深蒂固的侨民，也没有机会操纵他们。这一问题对“把侨民作为软实力工具”的想法本身提出了质疑。移民社群工具化的另一个问题与“后移民社群”现象有关，该现象使人们无法从地点或迁移的角度把握群体身份。
如果说俄罗斯侨民被直接工具化是有问题的，那么国家已通过诉诸与俄罗斯侨民有关的人权讨论，创造出在国外发挥本国软实力的工具方法。在地缘政治的背景下，人权话语仅仅被视为西方在与俄罗斯的持久斗争中使用的一种虚伪武器。随着利用人权的方法在20 世纪 90 年代的极端发展，在侨民问题上，俄罗斯精英发展了一种与“同胞”相关的“保护责任”原则（R2P），以保护侨民的权利不被公然侵犯。
（三）一个地缘政治实体
后苏联时期，第一个将“俄罗斯世界”理论化的人要属米哈伊尔·格夫特（Mikhail Gefter），他在1993年左右提出“俄罗斯世界”的概念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格夫特的愿景与塞缪尔·亨廷顿对“文明冲突”的论述非常接近。对格夫特来说，“世界”是跨国的后国家组织，彼此保持着紧密的沟通关系，但在文化、政治、经济和道德上保持着无法减少的差异。在“世界”内部，各国将自行组织成一个由文化上的兄弟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就“俄罗斯世界”而言，它将松散地统一几个俄语国家。格夫特坚持认为，俄罗斯“文明”足够强大且充满活力，它不需要靠一个政治空间来获得支持，相反它足以维持几个附属主权。在这种解释中，所谓的“世界”作为核心领土的交流工具，推动着人类顺利地进入全球化。米哈伊尔·伊里因（Mikhail Il'in）用“合唱团”（khoritika）这个词来指代一个新的现实，即大型多孔、跨领土和文化异质实体作为政治主体共存，并和平地相互渗透。
“世界的世界”（World of worlds）的概念减少了政治复杂性，导致世界忽视较小政治主体和文化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按照这些想法，散居波罗的海地区的俄罗斯活动人士指出，“俄罗斯世界”并没有与邻国的民族文化斗争，而是受国家的文化影响。关于“世界的世界”范式隐藏着最持久的知识线索，将晚期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亲政府派人士、“方法论”大师（小谢德罗维茨基）、学者和“新保守派”联系在一起。对他们来说，“俄罗斯世界”不是现代化的工具，而是一种知识性工具，来证明俄罗斯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文明不需要任何追赶式的现代化，也不需要西方的承认。当俄罗斯最近被重新视为一个“国家文明”（state-civilization）时，“俄罗斯世界”隐含的地缘政治意义、文明的修辞和反西方主义的主旨开始显露了。这一修辞构建了“俄罗斯世界”作为一个独特文明的愿景。它的意义与“回忆俄罗斯土地”的想法联系在一起，这甚至与它最初作为非领土化的网络社区的意义相反。“俄罗斯世界”的核心地缘政治隐喻变成了民族统一主义，吞并克里米亚被认为是引领潮流的事件。
俄罗斯官方意识形态的保守倾向，加上乌克兰爆发的冲突，给“俄罗斯世界”概念来了一个新的转折。这种转变已经以几种相互联系的方式付诸实践。首先，“俄罗斯血统”被想象成单一的纽带。“俄罗斯世界”现在被定义为俄罗斯人民、俄罗斯国家、俄罗斯土地、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价值观的整体。换句话说，克里米亚人对俄罗斯来说很有价值，不是因为他们与“我们”不同，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本质上和“我们”是同一种人。“俄罗斯世界”工程被重新解释为一个领土收复主义者，而不是一个流散的愿景。这使我们进入了第二个方面，即遗传俄罗斯文明根源的愿景，这一解释减少了（地理上的）关于因身份和归属问题而侵犯他人主权的范围的政治和道德问题。第三，对“俄罗斯世界”的地缘政治和起源解释加强了心理框架，不利于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概念，但这一概念发展的前两个阶段被明确定位为现代化的工具。对“俄罗斯世界”的支持破坏了现代化的主权概念，并提供了其他合法化的来源。
三、结论
本文阐述了过去20年中“俄罗斯世界”这一概念的三种不同内涵，尤其是从非领土化世界向领土化概念的转变。在第一阶段，“俄罗斯世界”被喻为一个文化群岛，这种“海洋”意象构成了对正统俄罗斯地缘政治的彻底修正。“俄罗斯岛”本应该影响“俄罗斯大陆”，而不是相反。第二阶段的“俄罗斯世界”是指其作为主权“大国”向国外延伸自己的触角，在强调苏联时期的俄罗斯领土和“遥远国外”的俄罗斯人之间摇摆。非领土化代表了俄罗斯对其侨民的“影响力”，因此不是为了挑战邻国的主权。第三阶段，当散居西方的说俄语者被重新定义为“叛徒群体”时，“俄罗斯世界”的形象已缩小到俄罗斯联邦领土和邻近的俄语地区。
因此，“俄罗斯世界”概念的演变提供了一个“势力范围”在21世纪被重新定义的方式。然而，即使是最包容、最不激进的后帝国“文化光环”愿景，也充满了来自右翼对全球化的批评，意即对“不受全球规范秩序约束的领土”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世界”概念的演变，揭示了意识形态的边缘政策最终成为兼并主义和对抗性政策的公然理由。
编译者简介
李嘉伟，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9级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外交评论》《俄罗斯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荣获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一次，二等奖学金一次；荣获兰州大学第十二届学术年会暨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第二届学术年会征文大赛三等奖；荣获兰州大学第十三届学术年会暨政治组国际关系学院第三届学术年会征文大赛三等奖。荣获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首届“萃英杯”欧亚研究研究生论坛一等奖。主持“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优秀研究生创新项目(定向探索项目)一项。研究兴趣为：抗争政治。
校对者简介
万雪妮，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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