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研究》】韦进深、王皓：《民族—国家认同的关系模式与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的变迁》
韦进深 王皓
【摘要】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经历了从哈萨克语国语化到哈萨克语、俄语并重的双语政策再到哈萨克语、俄语、英语三位一体的三语政策的变迁。本文提出了一种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的分析框架，对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变迁进行解释。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分为冲突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和一致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后者又分为同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和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在构建一致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中，经历了从同一的关系模式到统一的关系模式策略选择，这种变化决定了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的变迁。在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的分析框架下，本文对哈萨克斯坦当前三位一体的三语政策的内容和意义进行了评析。
【关键词】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 哈萨克斯坦 语言政策
【作者简介】韦进深，博士，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王皓，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研究生。
【出处】《中亚研究》第7期，第60—82页。
一、问题的提出
独立后，作为独立的多民族国家，哈萨克斯坦面临民族认同的外在张力和国家认同的内在一致性的矛盾。如何建构起合作型而非冲突型的政治文化，巩固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地位，维护社会稳定，不仅成为哈萨克斯坦政治精英亟需解决的问题，而且也是影响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与政治决策的重要变量。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元素，也是建构认同、塑造身份的重要工具。独立之后，哈萨克斯坦主导语言和主体民族不匹配的问题十分突出。由语言问题引起的政治问题往往导致民族关系的紧张。甚至有学者直接指出，“哈萨克斯坦的语言冲突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冲突”。语言问题常常成为“族际关系是否和谐的‘试纸’”。在此情况下，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的制定与变迁成为学界关注哈萨克斯坦政治、社会、民族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在解释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变迁的动因时，民族与国家认同成为重要的解释变量。语言政策是否反映认同诉求成为判定一国语言政策成败得失的重要依据。阿列诺夫（Аленов М. А.）通过对沙俄时期和苏联时期语言政治化问题的分析，从民族和国家建设关系的角度解释了哈萨克斯坦在哈萨克字母拉丁化过程中受阻的原因。凯里纳尔-海因凯勒 （Келльнер-Хайнкеле Б.）和兰达乌（Ландау Я. М.）认为语言问题是中亚国家独立之后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并对语言改革方向、动机和目的进行了比较、分析、评估。巴斯卡科夫（Баскаков А.Н.）认为独立初期中亚各国的语言政策和立法反映了这些国家主体民族的民族认同，中亚各国通过强制收紧语言政策加强了对主体民族语言的法律保护，有利于巩固国家建设。在解释苏联民族政策为何失误时，田鹏将其归因于苏联民族语言政策未能有效发挥对国家认同应有的促进作用。李发元则通过对哈萨克斯坦民族结构的分析解释了民族及人口结构变迁对语言的影响。整体而言，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国家认同成为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研究的重要范式。
然而，从认同（不管是民族认同还是国家认同）的视角解释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的研究范式虽然能够解释“为什么制定这样的语言政策”的问题，却很难解释“为什么语言政策会发生变迁”的问题，这是因为作为自变量的民族认同或国家认同，一旦形成往往很难发生变化，因此难以解释语言政策的变迁。由于哈萨克斯坦是后苏联空间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研究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的变迁对于进一步了解转型国家的政治文化和政策决策，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独立后哈萨克斯坦的语言政策经历了哈萨克语国语化到哈萨克语、俄语并重的双语政策再到哈萨克语、俄语、英语三位一体的三语政策的变迁？”
在多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语言问题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建构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在主体民族认同构建的过程中，政府一般会将主体民族的语言指定为国家语言，并利用国家权力对其进行“合法化”（legitimation）和“制度化”（institutionalisation），即通过制定语言政策，使其成为所有公民在私人和公共领域都接受并使用的通用语言。然而，在多民族国家语言政策制定的具体过程中，国内的族际冲突，往往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影响国家认同的建构。这表明，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建构存在多种形式，而不同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互动形式能够影响政策决策。具体到语言政策领域，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互动形式不仅影响了语言政策的制定，而且导致了语言政策的变迁。本文尝试提出一种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的分析框架，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不同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如何影响了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的变迁。
二、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一种政策决策分析框架
民族认同指的是民族成员对本自身民族身份、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的认同，体现了民族成员的民族归属感。国家认同则是指一国公民对本国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取向、理想信仰信念和国家政治主权等的认同。前者以文化认同为基础，后者则以政治认同为核心。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分别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认同，二者的关系和互动会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西方一些政治学者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时，认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和冲突引发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认同危机，并因此造成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困惑。在实践中，一些多民族国家在构建国家认同的过程中，通过忽视、压制乃至消除民族认同，试图建立没有民族认同的国家认同。和这一极端行为相对应的是，另外一些多民族国家，在所谓“民族自决”、“民主自由”的旗号下强化民族认同，淡化、削弱、抹杀国家认同，结果造成了民族的对立冲突乃至国家的分裂。可以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背离与冲突，对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决策提出了挑战。
苏联解体后，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均经历了旧的认同解构和新的认同建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不同的民族群体对自我意识和国民身份重新进行了认识，而其中亚国家也经历了历史传统与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 由于民族、宗教、历史文化和国家建构等因素的影响，中亚各国普遍存在宗教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等多重认同冲突与共存的关系。毋庸置疑，中亚各国试图建构以独立的主权国家认同为主的认同，以期重塑因苏联解体而解构的国家认同，维护国家的独立安全，促进国家的发展繁荣。然而，作为多民族国家，中亚国家建构国家认同的努力普遍面临其他认同的挑战，其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复杂关系对中亚各国的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出发，民族-国家认同可区分为两种不同的关系模式，即冲突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和一致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不同的民族-国家认同模式决定了不同的政策决策，而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的变化决定了政策决策的变迁。以下对两种不同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进行详细论述。
1、冲突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
该模式关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紧张冲突关系，强调国家建构的进程必须抑制民族认同以加强国家认同。这种观点在早期西方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非常流行。以此为逻辑起点，西方国家往往选择“表达主流民族群体(dominant national group)的民族认同并试图同化其他民族群体”。在具体做法上，这种模式通过行政手段采取强制性的同化措施，压制甚至否定国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而以主体民族的价值为标准来建构国家认同，并以此为价值取向塑造统一的“国民特性”。“除瑞士外，几乎所有西方国家曾试图通过同化或排除其内部民族而将自己变成单一民族国家”。在政治实践中，强调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冲突，构建国家认同、抑制少数群体的民族认同对于促进政治稳定和国家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20世纪后，冲突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对国家建构的破坏效应开始显现。一方面，通过抑制民族认同来强化国家认同的策略很难获得成功，“少数民族变得不那么愿意承认同化而且更有能力抵制同化。”另一方面，民族认同和和国家认同的破坏性张力对多民族国家的建设构成严重威胁，并对国际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冲击下，在苏联、南斯拉夫及东欧一些多民族国家内部，一些少数民族群体强调民族认同而否定国家认同，通过运用民族自主权和民族自决权来抗击国家，争取独立，使国家的权力受到严重威胁。民族问题引发的国家认同问题深刻地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政治版图。
冲突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冲突的民族-国家认同的巨大破坏性。就多民族国家来说，其任何政策决策的出台，都必须考虑民族-国家认同关系，尤其是在涉及民族关系的敏感问题上，防止国家 “巴尔干化”，维护国家统一和政治社会稳定，是其政策决策的前提。
2、一致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
该模式关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共生一致关系，强调国家建构进程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同一或统一。同一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产生于单一民族国家，认为民族认同即国家认同，政府的政策决策应该支持并推进民族认同。在单一民族国家内，认同的冲突并非产生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二者本质上是同一认同），而是产生于对民族认同的界定上。保守主义者强调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的纯洁性，认为国家应当制定保守的内外政策，保护本民族的文化、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自由主义者往往强调民族的世俗性、现代性和开放性，认为国家应当制定开放的内外政策，推动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强大。因此，在单一民族国家内部，虽然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是一致的，但由于对认同界定的不同，对于认同的争论和冲突仍然存在。“保守主义者和革新者在单一民族国家内的争论往往聚焦于一系列熟悉的议题上: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政治异议者的权利、妇女平等、对同性恋的宽容、接受难民和移民、参与国际机构等等。”
当代世界，单一民族国家数量很少，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因此，一致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更多强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性。和冲突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强调加强国家认同必须抑制民族认同不同，该模式承认国家内部存在多数的主体民族认同和少数民族认同，认为国家认同的建构是建立在多元的民族认同而非抑制（少数）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在实践中，通过时艰民族自治政策和文化多元政策，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可以和谐共生。
哈萨克斯坦经历了沙皇俄国、苏维埃俄国和苏联时期。在沙皇俄国统治时期，沙俄政府试图通过同质化政策形成一致的民族-国家认同模式，在语言政策上，沙俄政府大力推广俄语，限制哈萨克语，开办了大量面向哈萨克人的俄语学校。与此同时出现了大量用俄语撰写的出版物，其中包括书籍、词典、期刊杂志以及文学作品。这都在客观上促进了俄语在哈萨克地区的推广与使用。在民族结构上，通过向哈萨克地区大规模的移民，改变了这一地区的民族构成。仅1891—1892年，就有来自俄国的100万农民来到哈萨克草原定居。在国家认同建构上，沙俄政府通过颁布《西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管理条例》、《大玉兹吉尔吉斯人管理及谢米列契边区监督条例》、《草原和突厥斯坦边区管理条例》等法律，强化对哈萨克地区的统治。 沙皇俄国在哈萨克地区的统治表明，在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上，沙俄政府通过强制性的同质化政策构建一致性民族-国家认同的努力，最终加剧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并在沙皇俄国末期引发了哈萨克人声势浩大的反俄起义。
在苏维埃俄国和苏联时期， 政府试图选择采取包容性的多元化政策建立一致性的民族-国家认同，在语言政策上，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多项宣布各民族及民族平等、发展民族语言的法案或决定。列宁主张坚持各民族语言文字一律平等，反对对任何民族语言文字的歧视和限制，不允许任何民族语言享有特权；主张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主张各民族在自愿的基础上相互学习语言文字。苏联成立后，苏联政府也没有建立任何将俄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进行推广的法律框架。但在国家认同的实践中，自斯大林开始，苏联政府“事实上一直把语言同化而不是意识形态或者阶级团结作为将各民族融为一体的风险最小的办法。”在语言政策上，苏联政府在实践中采取了通过强制推广俄语抑制民族认同的方式来建构国家认同。在哈萨克斯坦的俄语学校，哈萨克语被从教学科目中剔除。城市的许多哈萨克语学校、大学，哈萨克语的报纸杂志都被迫关闭。1955年，俄罗斯学校以前必修的哈萨克语课程被取消。这一政策事实上加剧了苏联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苏联后期，苏联国家认同出现危机，一些加盟共和国民族认同出现反弹，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苏联最终走向解体。
我国学术界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深入思考和讨论。一些学者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对立”的观点持批判的态度，高永久、朱军认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存在价值共识和功能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在社会实践中可以和谐共存。陈茂荣认为民族认同具有多重性，“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都彼此独立存在，但并不完全对立，而是可以和谐共生......”周平则强调重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平衡，“巩固和不断强化的国家认同，会对民族认同的发展形成一定程度的抑制……多样性的民族认同及其增强，会对国家认同产生某种消解性的影响，导致对国家认同的侵烛。因此，国家认同状况，取决于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平衡。”在如何整合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同质化整合和多元化整合两种基本观点。陈茂荣认为可以通过构建“国家民族”来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共生；高永久、朱军强调通过构建民身份、完善公民权制度整合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庞金友则主张多元文化主义，倡导和而不同、多元并存的族群和国家关系。
从政策决策的视角看，有效整合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不仅是多民族国家政府政策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判定政策决策得失的重要依据。
3、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的互动。
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运动变化的。既可能出现从一致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向冲突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转变，也可能出现从冲突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向一致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转变。以苏联为例，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早期苏联政府提出了“民族自决”“民族解放”的基本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实行了民族区域自制制度，在政治认同构建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建构起一致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统一性的），巩固了国家统一，维护了社会稳定，并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的政治认同出现危机，一致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转变为冲突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苏联最终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走向解体。
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在动态变化过程中受到内在的国家建构和外在的现代化、全球化的影响和冲击。就内在的国家建构来说，由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既具有同质性，也具有差异性，国家往往试图通过“权力”来建构一致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在具体实践上则采取强制性的同质化政策或包容性的多元化政策。然而，同质化政策往往以强化主体民族认同的方式加强国家认同，结果因缺乏感召力导致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紧张冲突。多元化政策往往加强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甚至导致民族认同挑战国家认同，形成冲突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因此，在国家建构的进程中，把握平衡和适度的原则，防止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从一致向冲突转变，是多民族国家政策决策的重大挑战。就外在的现代化、全球化来说，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一方面，传统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遭遇巨大的挑战，处于不断解构的过程；另一方面，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要求建构新的认同加以应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解构、建构过程，往往会打破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的静态平衡，导致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导致政府的政策发生变迁。
三、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变迁的解释
语言不仅具有交流的作用，也具有身份标志的功能。语言与认同关系密切，一方面，语言是民族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民族情感和民族历史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自我”和“他者”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语言是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内容，语言政策的制定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与变迁，不仅体现了一国一定的政治关系和价值取向，而且反映了一国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的变化。
1、同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与哈萨克斯坦的语言政策
独立之初，哈萨克斯坦旧的苏联国家认同已经解构，新的国家认同尚处于建构之中。如何重新建构国家认同凝聚民心，实现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是哈萨克斯坦政治精英的当务之急。这一时期，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认同的重构面临困境，一方面，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要求恢复和重建哈萨克族的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在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要求采取强制性的同质化政策，以主体民族即哈萨克族的民族认同来建构同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另一方面，哈萨克斯坦多民族的民族结构则对建构一致的民族-国家认同提出挑战。根据1989年全苏人口普查资料，哈萨克斯坦全境内共生活着130多个民族，其中哈萨克族人占当地总人口的39.7%，俄罗斯族人占37.8%，德意志人占5.8%，乌克兰族人占5.4%，乌兹别克族人占2%，鞑靼人占2%，维吾尔族人占1.12%，白俄罗斯族人占1.12%，朝鲜族人占0.62%，阿塞拜疆人占0.54%，波兰人占0.36%，其他民族占3.4%。由此可见，在独立初期的哈萨克斯坦民族构成中，尽管哈萨克族所占比例最高，但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民族。建构同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对哈萨克斯坦政府提出了重大挑战。在政策决策中，哈萨克斯坦政府选择强制性的同质化政策来建构一致性的民族-国家认同的意图非常明显。首先，从立法层面保护和凸显哈萨克族的主体地位。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的首部宪法规定：“作为一个国家体系的哈萨克斯坦是自决的哈萨克民族国家，她保证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哈萨克族人在教育、就业、晋升、参与政治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享有优势。其次，在民族文化中，政府积极塑造统一的民族史观和文化观，大力宣传代表民族文化认同的符号体系，使其进入大众社会的公共话语之中。再次，在宗教政策上，哈萨克斯坦通过复兴伊斯兰教，宣扬伊斯兰教的道德作用，试图借此引领对哈萨克族传统道德的回归。在移民政策上，号召全世界哈萨克人回归哈萨克斯坦，以从根本上改变哈萨克斯坦民族结构。
哈萨克斯坦构建一致的民族-国家认同的努力突出反映在语言政策的制定中，独立初期哈萨克斯坦的语言政策的主要特征是“哈萨克语国语化”。一方面，通过立法确立哈萨克语的国语地位。早在苏联解体前的1989年，在强化民族认同的背景下，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就颁布了《语言法》，规定哈萨克语是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语，国家保障哈萨克语在国家机关、社会机构、民族教育文化科学服务机构以及大众传媒等领域的积极使用，同时确立俄语为族际交流语。独立后，哈萨克斯坦为了继续巩固哈萨克语的地位，在1993年宪法中明确规定“哈萨克语是国语”。1996 年 哈萨克斯坦通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语言政策构想》，优先发展国语，以行政手段推广哈萨克语，在一切正式场合都要使用哈萨克语，国家对哈萨克语和其他语言的政策要有区别。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大力推广哈萨克语。哈萨克斯坦国内强化哈萨克语、排斥俄语的现象十分突出。例如，在国家和地方公务人员录用和晋升上倾向于哈萨克人；教育领域，在中小学将哈萨克语作为必修课，高校和专业招生方面也向哈萨克人倾斜；海关管理领域，废止使用俄语报关单，仅提供哈萨克语和英语报关单；传媒领域，增加哈萨克语电视节目播出量，俄语电视节目也需添加哈萨克语字幕等等。总而言之，坚定不移地复兴哈萨克语的地位，在国家、社会生活各领域充分使用哈萨克语是哈萨克斯坦采取的一项重要政治措施。
然而，多民族国家通过强制性的同质化政策建立一致的民族-国家认同，往往是强化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哈萨克斯坦以强制性的同质化政策建立以哈萨克族的民族认同为主要内容的国家认同，刺激了国内俄罗斯族和其他讲俄语民族的族群意识，由此产生的语言政治化问题非常容易导致民族关系的紧张和冲突。这在哈萨克斯坦国内的俄罗斯族的族群意识中表现最为明显。为了捍卫俄语的地位，俄罗斯族人成立了一系列旨在捍卫俄语群体语言文化权利的社会组织，如“哈萨克斯坦社会斯拉夫运动（拉德）（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ое славя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Лад»）。 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人社团（Русская община Казахстана）、哈萨 克 斯 坦 俄 语 中 学 教 师 协 会 （ Ассоциация учителей русских школ Казахстана）、斯拉夫文化-教育协会《起源》（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
Славянское культурно-просветитель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Истоки»）和斯拉夫文化中心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 «Славянский культурный центр»）等。一些极端的俄罗斯族团体“不仅要求维护俄语群体的平等地位，而且将最终目标设定为谋求哈北部和东部地区独立及并入俄联邦。”
此外，哈萨克斯坦独立初期的语言政策还面临国内语言格局的现实制约。受历史因素和民族构成的影响，独立初期，哈萨克斯坦能够流利使用俄语的人口占总人口73.6%（其中哈萨克族人为62.8%），流利掌握哈萨克语的非哈萨克族居民人数为14.8万人，仅占总人口的0.9%。1/3的哈萨克人不会或基本不会使用自己的母语，全国范围内能流利使用哈萨克语的不超过总人口的30%。一方面，确立主权国家地位的哈萨克斯坦亟需建构以主体民族认同为核心的国家认同，巩固国家主权和政权合法性，维护民族和睦和社会稳定。在哈萨克族主体民族地位尚不巩固的情况下，通过行政命令等强制手段确立主体民族地位，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在此基础上构建以主体民族认同为核心的国家认同是一种有效方式。另一方面，采取强制性的同质化政策，以主体民族认同来建构同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往往会导致其他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紧张冲突，必须把握平衡和适度的原则。经过独立后最初几年构建认同的实践，哈萨克斯坦改变了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
2、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与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的变迁
语言政策的重要性在于反映了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独立初期哈萨克斯坦推行主体民族语言国语化的政策加强了哈萨克族的民族认同，扫除了哈萨克族在历史上长期处于被压抑状态的心理负担，确立了哈萨克语和哈萨克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 但与此同时，通过强制性的同质化政策建构同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不仅不能增强占国家人口比例甚高的非主体民族对主体民族的认同，反而激起这些民族的不满情绪， 强化了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进而加剧了少数民族民族认同与建构中的国家认同的紧张关系。
认识到民族-国家认同的对立和冲突可能带来的潜在危机，哈萨克斯坦的政策决策者开始改变一致的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方式，改由建构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在具体政策上由强制性的同质化政策变为包容性的多元化政策。这一转变首先体现在哈萨克斯坦的政治精英对语言问题的认识上。在哈萨克斯坦民族和睦大会第四届代表会议上，纳扎尔巴耶夫指出，独立初期民众对语言问题的辩论是国家有可能发生民族冲突的迹象，使民族关系变得紧张，因此他明确提出，“民族和睦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在阐述国家民主改革问题时强调，“塑造新的哈萨克斯坦公民已经成为关系我们国家基础的，迫切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之一。”但是，他也认识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非要放弃建构一致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也不是要放弃哈萨克族的主体民族地位。纳扎尔巴耶夫多次强调，“不能忘记作为建立国家的民族——哈萨克族的作用”，哈萨克斯坦的独立是哈萨克族经历无数艰难困苦争取到的合法权利，这是历史和政治事实，国家其他民族的公民需对其给予尊重。这表明，以主体民族哈萨克族的民族认同建构国家认同的既定并未发生实质的改变，改变的是一致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的性质和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方式，即以包容性的多元化政策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
在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下，哈萨克斯坦政治精英淡化民族概念，强调人和公民的概念。在哈萨克斯坦民族和睦大会第七届代表大会上，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指出，“我们已经建立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创建哈萨克斯坦人。”围绕创建“哈萨克斯坦人”的目标，哈萨克斯坦政府积极推动公民社会的构建，努力培养各族人民的公民意识，消解主体民族和非主体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纳扎尔巴耶夫强调，“我们只有对哈萨克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犹太人、维吾尔人、朝鲜人和一切生活在哈萨克斯坦国土上的全体同胞一视同仁，并真正意识到大家都是国家的主人和合法的公民，国家的建设大业才能成功。让国人树立全民意识是政府神圣的职责。”
在语言政策上，国家保障哈萨克语和俄语的平等地位，在鼓励人们学习使用哈萨克语、加强哈萨克语普及力度的同时，保障各民族居民使用和发展自己民族语言的权利。一方面“哈萨克语国语化”的政策目标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1995年修改后的宪法仍然规定国家语言是哈萨克语。纳扎尔巴耶夫要求各级政府和民众从思想的高度正确认识国语地位，责令各级政府创造一切便利条件使哈萨克语在国家事务、生产生活、科研教育等各方面像俄语那样的得到广泛应用。纳扎尔巴耶夫曾指出，民族语言和民族历史拥有共同的根基，历史留给哈萨克斯坦最宝贵的两件东西就是国土和民族语言，呼吁人民“用我们的母语来生活！”另一方面在宪法层面承认并给予哈萨克语与俄语平等地位，强调公民使用语言的自愿原则。哈萨克斯坦出台了新的语言法和多份语言规划纲要，以达成语言意识形态与民族政策的妥协来缓和各民族间因语言问题产生的矛盾。给予俄语以官方语言的平等地位成为讲俄语的人获得政治平等地位的象征，这也是俄罗斯族和讲俄语的人融入哈萨克斯坦的重要条件。
在从法律层面基本解决哈萨克语和俄语并行的双语问题后，哈萨克斯坦的语言政策也逐渐过渡到强调民族与社会和谐的阶段。如果说，自独立以来哈萨克斯坦政府即通过包括语言政策在内的各种措施在国内凝聚和复兴民族传统的精神力量，不断挖掘和弘扬具有积极意义的哈萨克民族的文化积淀，充实苏联解体之后留下的意识形态真空，那么，接下来摆在哈萨克斯坦政治精英面前更加重要的课题则是如何把握和选择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学习和使用国际通行语言与保持对本国语言和文化的认同，以及坚持哈萨克族和哈萨克斯坦其他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性越来越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哈萨克斯坦国家领导人也认为，“哈萨克斯坦的语言政策是哈萨克斯坦进入国际社会一体化进程的途径之一”
早在2004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就提到“三语”的概念，而这一概念正式提出是在2006年10月24日哈萨克斯坦第十二届人民大会上。纳扎尔巴耶夫指出，新一代哈萨克斯坦人应当至少掌握哈萨克语、俄语和英语三门语言。他认为，在欧洲掌握多语是常态，哈萨克斯坦也应该走这条道路，这既是孩子的未来，也是国家的未来。2011年6月29日，纳扎尔巴耶夫批准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语言发展与应用国家纲要（2011-2020年）》。该纲要由文化部负责落实。纲要的任务也体现了国家发展多元化语言战略的特点。该纲要计划分三步——2011-2013年、2014-2017年、2017-2020年——实施。其对三语政策规划的目标是：掌握国语的成年人（根据哈萨克语考试结果）比例2014年前达到20%，2017年前达到 80%，2020年前达到95%；掌握俄语的成年人比例2020年前上升至90%，掌握英语的人口2014年前达到10%，2017年前达到15%，2020年前达到 20%；掌握三语的人口2014年前达到10%，2017年前达到12%，2020年达到 15%。
2012年12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发表了题为《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健全国家的新政治方针》（简称“2050战略”）的国情咨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增加了“新型哈萨克斯坦爱国主义”的内容。纳扎尔巴耶夫明确指出：“哈萨克斯坦爱国主义的基础是全体公民权利平等和面对祖国荣誉的共同责任。”培养新型哈萨克斯坦爱国主义的目标是“维护和巩固社会和谐”“这是我们的国家、社会和民族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从新型哈萨克斯坦爱国主义的内容看，哈萨克斯坦构建新型爱国主义的各项措施具体务实。在公民社会建设和公民培育上，新型哈萨克斯坦爱国主义在在民族关系问题上不应存在任何双重标准，而是要“构建一个机会均等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在语言政策上，哈萨克斯坦将三位一体的三语政策写入“2050战略”，强调对哈萨克语、俄语、英语的积极掌握。要把哈萨克语作为国家的精神核心，巩固哈萨克语的地位，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使哈萨克语成为社会各领域的主导语言和日常交流语言。
通过对哈萨克斯坦二十多年语言政策变迁的回顾和分析，不难发现，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经历了哈萨克语国语化的语言政策到哈萨克、语俄语并重的双语政策再到哈萨克语、俄语、英语三位一体的三语政策的变迁，决定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变迁的主要因素是哈萨克斯坦对建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的选择。哈萨克斯坦是独立的以哈萨克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建构一致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是哈萨克斯坦的既定目标，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策略问题上，哈萨克斯坦经历了以强制性的同质化政策建构同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到以包容性的多元化政策建构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的变化，不同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决定了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的变迁。
四、哈萨克斯坦三位一体三语政策的内容与意义
从提出三语政策的设想到将三位一体三语政策写入“2050战略”，这表明了哈萨克斯坦应对全球化挑战、建设多元化开放国家、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决心。哈萨克斯坦三位一体三语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坚持哈萨克语的国语地位，推进哈萨克语字母的拉丁化改革，规范术语，大力推广哈萨克语。
在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中，巩固哈萨克语的国语地位是最核心的内容。2006年，纳扎尔巴耶夫重新提出了将哈萨克字母拉丁化的想法。在“2050战略”中，纳扎尔巴耶夫再次向全民强调了哈萨克字母拉丁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为此举有助于我们融入世界，更好地教我们的孩子学英文，最主要的是，它将推动哈萨克语的现代化。”2017年4月，纳扎尔巴耶夫命令官员着手制定哈萨克文字母拉丁化时间表，并明确提出了语言改革的具体时间表：至2017年底研究制定哈萨克字母拉丁化的标准，2018年开始培养相关人才，2025年前完全完成从西里尔字母向拉丁字母的转换。哈萨克斯坦教育和科学部开始筹划成立哈萨克字母拉丁化改革工作组，具体负责哈萨克字母拉丁化的任务，以及相应的书籍出版、教材更新等相关工作。在机构设置上，哈萨克斯坦政府调整了语言发展和社会政治工作委员会的章程，其主要职能是保障哈萨克语的全方位发展，巩固哈萨克语的国际地位，以及保障国家语言政策完善委员会和各专业术语委员会的活动等。
在哈萨克语术语规范问题上，“2050战略”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哈萨克语语，使其更具现代特色，探寻术语方面的同一性，一劳永逸地解决外语固定词汇翻译成哈萨克语的问题。”纳扎尔巴耶夫建议“编写一份清单，列出至少一百部用现代语言撰写的书籍，然后用现代的方式翻译成哈萨克语。” 在制定哈萨克语术语规范方面，政府下设的国家专业术语委员会发挥了积极作用。该委员会根据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等行业区分建立术语委员会的分支机构，并根据这些分支机构的研究以简报、行业术语词典和大众传媒报道等形式发表意见。
在发展和推广哈萨克语方面，纳扎尔巴耶夫强调“要让发展哈萨克语的政策不易受到排斥”，“让哈萨克语成为哈萨克斯坦人民的聚合器”。“到2025年使哈萨克语成为社会各领域使用的主导语言和人们日常交流的语言”，从而真正确立哈萨克语作为国家语言的地位。在推广哈萨克语方面，2008年成立的国家语言发展基金会亦发挥了积极作用。该基金会是在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倡议下由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基金会、世界哈萨克人协会、哈萨克斯坦作家协会、哈萨克斯坦国家科学院和哈萨克斯坦人民大会国家基金会共同成立的非营利性组织。该组织的最主要目的是促进哈萨克语在哈萨克斯坦国内外的大力发展。近年来，该基金会主要在三个方面开展活动。一是通过组织各类竞赛，设立最佳哈萨克语广告奖、最佳哈萨克语学习方法奖、最佳哈萨克语作品奖等，以及设立奖学金，激发人们对哈萨克语的兴趣。二是建立专家委员会，并与社会机构签署协议，使国家语言政策的落实得到第三方机构的监督。三是进行教育和社会舆论宣传。比如：出版国家历史和文化的书籍、发行语言状况分析报告、支持哈萨克语大众传媒和互联网门户网站的发展等。
其次，改革教育领域，培养师资，加大对教育领域的投资，发展三语的教学。
长期以来，哈萨克斯坦在技术领域的学习只是通过俄语，而在现代新技术条件下，学习英文的科学著作则是更佳的选择。不掌握英语就难以获得最新的知识，未来的行业专家也不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互动讲座中，纳扎尔巴耶夫提出了实施三语政策的方案：第一步，在借鉴国际领先经验的基础上，在教育机构采用现代化的创新性教学方法；第二步，详细研究系统的儿童教育方法；第三步，在教育方面要保障共同实施三语政策，建立合理的语言学习体系。在幼儿园阶段应当学习初步的内容，中小学时期掌握到基础水平，在大学和学院阶段则需要掌握专业领域的语言。
哈萨克斯坦政府采取积极措施，使年轻人在学习哈萨克语的同时亦能积极学习俄语和英语。三语教育开展的关键在于符合当前哈萨克斯坦教育现状，保证教育体系和教育方法的衔接。从2013年9月开始，哈萨克斯坦的中小学已开始按阶段从一年级起开设英语课程。此外，从2008年在首都阿斯塔纳建立纳扎尔巴耶夫智力中小学以来，迄今哈萨克斯坦已拥有21所智力中小学。2009年还建立了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于2010年9月开始招生。建设这些国家重点发展的教育机构建设的目的，是通过将国内现有教育优势和国际优秀教育经验相结合，打造哈萨克斯坦国家教育品牌。
根据2016年哈萨克斯坦教育和科学部和哈萨克斯坦教育科学院联合发布的调研报告《哈萨克斯坦三语教育现状》，在168所使用三语教育的不同类型的中等教育机构中，主要用哈萨克语进行学习的学生占52.36%，主要用俄语进行学习的学生占21.54%。这表明哈萨克斯坦在推行三语政策的同时仍以坚持与巩固哈萨克国语地位为主。但这份调查报告的结果显示，无论是在中等教育还是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缺乏良好的师资是当前推行三语教育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该报告更加深入地研究了三语教育中人才政策，以及如何提高教育工作者的专业技能。
最后，改进语言学习方法，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促进语言学习。从2013年起开始实施三语教学方案，采用国际先进的CLIL（内容和语言整合学习）、团体教学（team teaching）和语言沉浸（language immersion）方式进行教学。也就是说，三语教学方案实施不仅包括哈萨克语、俄语、英语直接教学，还包括通过目标语言来进行具体的科目教学以及课外实践。主要课程和语言课程都是为了发展基础教育、提高沟通技巧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此外，为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 2013年至今哈萨克斯坦积极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帮助国民提高学习兴趣，从而更快更好地掌握语言。例如，开设多个在线语言学习网站，提供在线术语词典、开展全国性的高年级中学生在线知识竞赛、开发多种手机软件（内容涵盖语言学习、国家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知识），等等。这些项目都得到了国家语言发展基金的资金支持。
民族-国家认同关系互动模式决定了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的变迁，从哈萨克语国语化的双语政策到哈萨克语、俄语并重的双语政策，再到哈萨克语、俄语、英语三位一体的三语政策，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的变迁，对于构建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维护民族和睦和社会稳定、推动哈萨克斯坦积极融入国家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一，三位一体的三语政策体现了哈萨克斯坦建构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的决心。一方面，哈萨克斯坦以主体民族的认同塑造国家认同的既定方针并未发生任何改变；另一方面，以强制性的同质化政策构建同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引发的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紧张冲突及由此产生的民族问题使哈萨克斯坦的决策者认识到语言政策的严重性，在承认存在多元化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哈萨克斯坦的政治精英放弃了构建同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选择构建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这种变化体现在语言政策上，就是实施包容性的多元化政策，即哈萨克语、俄语、英语三位一体的三语政策。
在语言的使用上，不管是哈萨克字母拉丁化改革，还是哈萨克语的推广使用，都体现出语言政策对哈萨克语国语地位的坚持。此外，哈萨克斯坦保障哈萨克语和俄语的平等地位，在鼓励人们学习使用哈萨克语、普京哈萨克语的同时亦保障各民族居民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的权利。 此外，政府还鼓励公民积极学习和掌握英语。
第二，三位一体的三语政策是哈萨克斯坦迎接全球化挑战、积极塑造新时代国家认同的重要举措。全球化的发展对于多民族国家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构成严峻的挑战，往往导致认同的解构和重新建构。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哈萨克斯坦主动应对。在构建国家认同上，从树立宪法权威到培育公民社会，再到提出多元统一，哈萨克斯坦逐步强化国家认同。2012年，哈萨克斯提出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新概念——新型哈萨克斯坦爱国主义。在新型哈萨克斯坦爱国主义的塑造中，哈萨克斯坦鼓励民众积极掌握哈萨克语、俄语、英语三门语言，多方面提升素质，实施三语政策成为培养新一代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哈萨克斯坦人的重要举措。
第三，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的变迁反映了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转变的动态过程。如前所述，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由冲突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向一致的民族-国家认同模式转变。在一致的民族-国家认同模式内部，因策略选择不同，同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和统一性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也可以相互转变。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的转变决定了政策的制定和变迁。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变迁，反映了独立后哈萨克斯坦对构建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的选择。对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变迁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与政策决策的关系。对于多民族国家的政策决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五、结论
在多民族国家政策决策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重要的影响变量。然而，认同的研究范式往往能够解释政策的制定，却不能解释政策的变迁。造成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忽视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动态变化。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种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分析框架，并尝试运用这一分析框架对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变迁进行实证研究。
从性质上看，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可以区分为冲突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和一致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后者又可区分为同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和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不同性质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可以相互转变，这种动态变化决定了多民族国家的政策变迁。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为维护国家独立、民族和睦与社会稳定，试图建构一致性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在实践中，哈萨克斯坦最初选择通过强制性的同质化政策建构同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这一选择体现在语言政策上就是实施哈萨克语国语化的语言政策，并以行政手段推广和扩大哈萨克语的使用范围。然而，在多民族国家，强制性的同质化政策往往强化少数民族的族群意识和民族认同，从而建构冲突性的民族-国家认同模式。由于独立初期哈萨克斯坦的语言政策没有给予俄语明确的地位，由此产生的语言政治化问题非常容易导致民族关系紧张，从而建构起冲突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
为解决这一问题，哈萨克斯坦政策决策者放弃了强制性的同质化政策，选择了包容性的多元化政策，目的是建构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这种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的变化决定了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的变迁，即从哈萨克语国语化的语言政策转变为哈萨克语、俄语并重的双语政策。进入21世纪后，为应对全球化对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的挑战，巩固建立在多元化政策基础上的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哈萨克斯坦对语言政策再次做出调整，制定了哈萨克语、俄语、英语三位一体的三语政策。
需要强调的是，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的变迁，并非对以前语言政策的根本否定，而是在基本目标不变基础上对以前语言政策的补充和完善。其根本原因在于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的选择，建基于主体民族哈萨克族的民族认同的构建。但由于采取了包容性的多元化政策，哈萨克斯坦最终建构起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这是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取得成功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