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珂仪 编译
【文献来源】Valery Dzutsati ＆ Dinara Rakhmatullayev, Browsing and believing: divergent effects of internet use on government trust in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n Survey (2024), September, pp.1-22.
引言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对政治结果的影响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研究人员发现，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全球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威权”国家出现了抗议运动和革命的浪潮。在2010年初，阿拉伯之春席卷了北非和中东。香港、伊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塞尔维亚、乌克兰和委内瑞拉等地也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与此同时，许多民主社会也经历了民粹主义的兴起。
政治信任的下降常常被认为是政治动态变化的原因之一。此外，政治信任还与政治参与和法律遵从相关。
许多学者认为，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在放大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不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他们认为社交媒体对政治有着独特的影响，无论是对成熟的“民主”国家还是“威权”政权。
互联网的使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如何？已有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一些学者认为，互联网使用能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而另一些学者则指出，个人使用互联网时间越长，其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与公民守法程度越低。研究者进一步区分信息来源的影响，认为通过信息网站获取新闻与政治信任呈正相关，而通过社交媒体获取信息则会降低信任程度。
也有研究表明，在不同政体中，互联网的社会角色和政治效应差异显著。例如，在“民主”国家，社交媒体的使用可能导致民粹主义兴起、排外情绪蔓延以及虚假信息泛滥；而“威权”政权则主要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用于监控、宣传、审查与并转移公民的政治注意力。
中亚国家可以说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案例，它们虽在文化与政治体制上具有相似性，但在政治结果方面却呈现出显著差异。近年来，该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迅速上升，为研究互联网的社会效应提供了良好条件。既有研究表明，在更具“威权”特征的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社交媒体的接触会降低年轻群体的政治参与水平；而在政治相对开放的国家（如吉尔吉斯斯坦），社交媒体对公众意见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还有研究发现，接触社交媒体对哈萨克斯坦青年政治信任具有负面影响。
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在理论上区分了互联网的主动使用和被动使用，对2017年至2022年间开展的11轮“中亚晴雨表”（Central Asia Barometer）调查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提出，在中亚的政治环境下，被动使用互联网与政府信任和政治参与程度下降相关；相反，更高程度的主动使用互联网则与更高的政府信任和政治参与水平相关。被动使用者，即通过互联网获取新闻的人群，更可能对政府持不信任态度，因为他们接触到了不受本国政府控制的替代性信息来源。与之相对的是，那些主动通过互联网发布内容的个体，会因其在政府审查制度下发表内容中所体现的自我选择机制，更倾向于对政府持正面态度。为检验上述理论假设，本文利用“中亚晴雨表”项目公开发布的全部11轮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结果为文章结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互联网与政治信任
研究者通常将信任区分为一般性信任（generalized trust）与特殊性信任（particularized trust）。前者源于通过父母进行的家庭社会化过程，后者则基于与自身所属群体的联系及对制度的政治信任。本研究聚焦于特殊性信任，尤其是政治信任。尽管定义和测量政治信任的方法多种多样，但研究者通常认为它是一个多维度概念。一个经过实证检验的用于测量公民对政府组织信任的量表包含了三个基本维度：能力感知、仁爱情怀与廉正程度。
互联网的使用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互联网虽有提升透明度与问责制的潜力，但也为政府管控信息和塑造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程度的提升与公民对政治制度的不信任相关。社交媒体的扩展可能导致民粹主义兴起、排外情绪蔓延及虚假新闻泛滥。然而，电子政务的发展则与政府透明度提升及公众政治信任增强密切相关。
互联网扩大了公民大规模动员，甚至颠覆政权的机会。但一些国家已学会利用技术来控制主导叙事，包括利用电视这样的传统而有效的媒体资源。
实证研究表明，政府的限制措施会激发公众对基于互联网的新闻来源（包括社交媒体）的更大兴趣。政府和学者都深知媒体对塑造公众舆论的影响力。然而，二者对于接触非国家控制媒体的在线新闻与反政府情绪之间的相关性具有不同看法。其他学者表明，支持现有“威权”体制的受访者倾向于选择主要消费政府支持的新闻。这与选择性曝光理论相一致，该理论认为，个体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已有观点和利益一致的大众媒体观点，而回避与自己观点相悖的信息。在互联网时代，这一理论的变体认为，电子社交媒体倾向于让用户接触到与其兴趣和价值观相似的其他用户，从而强化他们原有的观点。该理论由此推断，反对“威权”体制的个体倾向于寻找不受政府控制的新闻来源。
互联网的主动使用（如创作和分享内容）与对政府的更高信任相关。对此的一个解释是，选择在政府审查制度下主动使用互联网的个体存在自我选择机制。例如，有的政府会要求博主和网络影响者在发布涉及政治、健康和经济等主题的内容前，必须获得国家认证。由于博主经常发布支持政府的内容，他们最终会内化其支持政府的活动，并通过调查回应表达其支持政府的态度。毕竟，为了继续从事博客行业，他们必须遵守政府的规则。此外，在互联网控制不那么严格的非自由社会中，那些能够发布独立内容的个体可能会出于对迫害的恐惧而在调查中隐瞒这一点。
互联网与中亚政治
尽管所有中亚国家的体制相似，但它们在制度限制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最新数据显示，吉尔吉斯共和国的“民主”程度有所下降，而哈萨克斯坦则呈现些许的上升趋势，乌兹别克斯坦的改善则更不显著，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几乎没有变化，见图1。不出所料，这些差异也延伸到了互联网监管方面。例如，土库曼斯坦的居民几乎无法访问国际网站。在塔吉克斯坦，独立媒体遭到广泛封锁。尽管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互联网自由状况稍好，但这些国家的政府也多次试图通过引入限制性立法和监管互联网来加强对电子网络的控制。
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互联网时代既为中亚政权带来机遇，也带来威胁。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出口，并增强了受灾国家的韧性。然而，直到最近，中亚约一半的人口仍未实现数字化连接，且数字服务质量相当低。截至2020年，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仍处于全球互联网连接速度最慢的国家之列。发展经济学家敦促各国政府促进透明化和竞争性市场的建立、吸引私人投资以及发展数字生态系统。由于新冠疫情爆发，中亚国家的互联网接入显著增加，但该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仍存在显著差异。2022年，超过92%的哈萨克斯坦人接入了互联网，与欧洲国家相当。吉尔吉斯斯坦位居第二，互联网普及率为78%，乌兹别克斯坦紧随其后，2021年几乎77%的人口接入了互联网。2022年，塔吉克斯坦的互联网普及率约估为40%，土库曼斯坦为38%。
研究者指出，尽管中亚各国的媒体限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但其演变路径却呈现出相似性。统治精英阶层已然开始构建本国媒体政策，从而在外部影响环境（无论是俄罗斯、西方还是伊斯兰影响）中逐步塑造一定的独立性。这些政策旨在培育和传播一种国家社会文化共识，以维持当前精英阶层的长期统治。数字媒体的蓬勃兴起，特别是在年轻人群体中的广泛使用，在所有中亚国家中形成了一种反向趋势，即与传统媒体（如电视和印刷媒体）相比，这些数字平台本质上更难以监管。
一些研究者认为，互联网的普及为中亚五国政府提供了一种额外工具，使其通过严格监管和长期控制民众上传至网络的内容，来操控民众的意见和言论自由。例如，哈萨克斯坦在2020年启用了国家信息空间自动化监控系统。与此同时，中亚五国政府在针对特定个体与群体方面亦日益娴熟。例如，哈萨克斯坦已被证实使用以色列的“飞马（Pegasus）”间谍软件；而在土库曼斯坦，当局政府则借助英国的FinFisher间谍软件。
研究中亚地区的学者指出，在高压政体下，互联网新闻的获取会削弱青年群体对选举过程的信任。这一影响在青年人通过社交网络接触到未经官方认证的观点时尤为显著。尽管各国政府已采取诸多措施以遏制其对政权构成的潜在威胁，但总体来看成效有限。
中亚各国政府的政策呈现出随时间波动与演变的特点。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例，自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Shavkat Mirziyoyev）2016年上台以来，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国内大众媒体呈现适度自由化趋势，在伊斯兰·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执政时期被封锁的多个重要的国际新闻网站已重新向公众开放。但部分网站依旧处于封锁状态（如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Ozodlik〕）。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曾于2019年取消对部分社交媒体平台的访问限制，但在2021—2022年期间，又重新对某些社交平台施加了管控。
从互联网用户的角度看，中亚国家中，频繁使用与偶尔使用互联网的用户在信息检索方面的行为差异并不显著，二者同样倾向于在线获取信息。然而，频繁使用者参与的网络活动更为多样，如社交互动、娱乐消费与金融交易等。此外，研究表明，中亚部分国家存在亲政府“网络水军”现象，这些受雇的互联网用户活跃于社交媒体与新闻网站，专门为政府辩护、传播有利舆论。
研究假设
由于所有中亚国家政府均对公民的线下政治活动实施严格限制，对现状不满的个人往往会转至网络空间表达其不满情绪。这种现象导致互联网使用与政府不信任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然而，在政治控制相对较弱的政体中，如2015年的吉尔吉斯斯坦，该关联性可能不够显著。
与此同时，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也促使公民获取更多政治与社会信息，并增强其公共参与意识。当生活在“威权”国家的个体能够更自由地获取信息并与持相似观点者建立联系时，其往往会对政府的政策与治理行为持更为批判的态度。此外，公民还可能通过互联网分享有关政府的负面信息与批评性观点，从而进一步削弱对政府在公共利益下有效治理能力的信任。此类情况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政体中尤为显著，因为这些政体常通过审查制度与监控机制来限制信息流通。
假设一：在本研究涉及的国家中，个体获取互联网的程度越高，其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低。
与此相对，我们预期，那些主要接触政府主导新闻的个体，往往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政府信任：
假设二：在本研究涉及的国家中，个体对政府新闻接触越多，其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
在这些国家中，个体接触互联网的程度越高，可能会导致政治参与水平的降低。这一现象的产生，部分原因在于互联网可能引发公民对政治过程的幻灭感和疏离感，即他们可能认为自身声音难以被听见，或者政治参与并不能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此外，政府如果对网络行为进行监控与审查，这种信息控制机制就会限制公民在网上组织和动员政治行动的能力，进而加剧民众的无力感与失望感，最终导致政治参与意愿降低。
与此同时，互联网还可能成为个体的分心源，使其关注于社交媒体、娱乐内容和网络购物等其他活动，而非政治参与。这一趋势在成长过程中始终伴随互联网使用的年轻一代中尤为明显。
此外，互联网上虚假信息和错误资讯的传播，也可能加剧公众对政治过程的幻灭情绪。若个体认为其所接收的信息具有偏见或不实，也会削弱其参与政治的意愿。此类信息环境亦可能受到“网络水军”的操控，这些水军受雇于政府，在社交媒体与新闻平台上散布特定立场。
总体而言，在一些国家中，个体越多地接触互联网，越有可能因幻灭感、审查机制、分心干扰以及虚假信息的传播等因素，表现出较低的政治参与水平。据此，我们提出以下两个相关假设：
假设三：在本研究涉及的国家中，个体获取互联网的程度越高，其政治参与水平越低。
本研究同样预期，那些主要接触政府主导新闻的个体，会展现出更高的政治参与水平：
假设四：在本研究涉及的国家中，个体对政府新闻接触越多，其政治参与水平越高。
与前文观点相反，“威权”国家中个人参与互联网内容创作的增加可能与对政府的信任度提高相关。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通常试图控制信息流动并限制不同声音，包括在线空间。即使是中亚地区被认为最具多元性的吉尔吉斯斯坦，也在2021年通过了一项有争议的虚假信息法。
当“威权”国家的个人创作互联网内容时，其活动通常受到政府的审查和监控。这可能导致个人自我审查，限制他们表达对政府的批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可能不会感到舒适地去创作与政府叙事或政策相悖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互联网内容创作者可能会对其在线传播的观点产生认同。因此，作为受访者，他们也会表达支持政府的意见。
假设5：在本研究涉及的国家中，个人参与互联网内容创作的增加将与对政府的信任度提高相关。
假设6：在本研究涉及的国家中，个人参与互联网内容创作的增加将与更高的政治参与率相关。
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7—2022年中亚四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的每半年一次的中亚晴雨表调查数据。由于调查为每半年进行一次，数据集包含11个波次（1—11），除2022年外，每年有两个波次。
研究中使用两个问题构建了衡量政府信任的第一个因变量，由于直接询问政府信任的问题在中亚情境下可能过于敏感，因此采用两个间接问题：一是询问受访者认为国家的发展方向是否正确；二是询问受访者对本国经济状况与一年前相比的看法。将这两个变量提取的因子均值加2.15，得到衡量政府信任的结果变量。对于第二个因变量政治参与，使用受访者是否会投票给任何列出的政党这一问题来衡量。
为考察互联网接入与政府信任、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研究采用受访者通过手机和电脑接入互联网的两个密切相关指标的均值来衡量互联网使用情况。此外，还使用受访者是否通过互联网获取新闻这一问题来衡量互联网新闻消费，以及受访者是否创建在线内容来衡量互联网内容创作。同时，控制了受访者年龄、教育水平、收入、性别、居住类型、就业状况和主体民族身份等可能的混杂因素。
数据分析
在统计分析中，以政府信任指标为因变量，估计了六个具有横截面（国家）和时间（波次）固定效应的线性模型，以控制未观测的异质性并提供更准确的模型参数估计。文章中的模型（1—3）依次展示了互联网使用、互联网新闻消费、政府新闻消费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受访者接入互联网的频率越高，对政府的信任度越低，这与假设1一致；以互联网为主要新闻来源的受访者对政府的信任度也较低，进一步支持了假设1；而以政府媒体为主要新闻来源的受访者对政府的信任度更高，与假设2一致。此外，互联网内容创作频率越高，受访者对政府的信任度越高，这与假设5一致。在对政治参与的分析中，估计了六个具有横截面和时间固定效应的逻辑回归模型，以评估互联网使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以互联网为主要新闻来源的受访者，其政治参与度越低，这与假设3一致；而以政府媒体为主要新闻来源以及互联网内容创作者的受访者，其政治参与度更高，与假设4和假设6一致。
注：在统计分析中，“横截面”指的是在某一特定时间点对不同个体（如国家、地区或个人）进行的观测数据。与之相对的是“时间序列”数据，即对同一对象在不同时间点的连续观测。在本文中，研究者采用了包含横截面（国家）和时间（波次）固定效应的模型，这是一种混合数据模型（Panel Data Model），旨在同时利用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的优势。
研究结论
我们的理论表明，在“威权”环境中，互联网使用类型与政府信任度以及政治参与度之间存在相关性。我们发现，被动式地使用互联网，例如浏览社交媒体和消费在线内容，可能与对政府信任度的降低和政治参与度的减少有关。另一方面，主动式的互联网使用，例如创建和分享内容，可能与对政府信任度的增加和通过政党投票表达的更高政治参与度有关。
这一现象的一种可能解释是，通过互联网获取新闻和信息的人更有可能接触到不受政府审查的替代信息来源。因此，他们可能对政府所倡导的官方叙事持更加怀疑的态度，也不太可能信任政府机构。相反，使用互联网来创建和分享内容的人可能更倾向于对政府持有积极的看法，因为他们更有可能是受政府审查制度约束的专业人士。因此，他们可能对政府的政策和目标有更深入的了解，这可能导致他们对政府有更高的信任度。
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使用与政府信任度和政治参与度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很可能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这些变量。例如，政府的镇压力度以及民间社会的参与程度可能在塑造人们对政府的态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外，社会经济因素，如收入和教育水平，也可能是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的重要预测因素。
互联网使用类型可能是理解威权环境、政府信任和政治参与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检验这一假设，并识别其他可能影响这些变量的因素。
我们将互联网接入的频率作为假设变量之一。然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在中亚或任何其他地区，当大多数人获得高速互联网接入时，其对政治态度的影响可能会发生变化。互联网用户的异质化自然会导致他们的态度产生更大的差异性。区域政府的政策可能会发生相应的演变，例如开发更多控制互联网内容的工具，并以新的方式适应技术变革。
【编译者简介】
【兰州大学中亚及周边动态编译团队】
兰州大学中亚及周边动态编译团队，依托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聚焦区域与国别时政动态和学术前沿，通过编译、分析与传播，促进人才培养，强化学科交叉，推动中亚及周边区域国别学的深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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