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及周边·学术动态
第9译】作为共同族体的世界社会与中亚世界社会的局限性

一、研究背景

中亚地区作为历史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长期以来以游牧与定居社会的共生、突厥语族的语言纽带、伊斯兰乌玛共同体的宗教认同，以及王朝统治下的流动性边界为特征，形成了跨越现代国界的多元社会网络。这种传统的跨界联系构成了中亚“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的历史根基。

然而，20世纪苏联的民族划界政策将该地区分割为五个以“主体民族”为基础的苏维埃共和国，并通过行政手段强化了领土边界与意识形态控制。此举虽压制了传统认同，却未能完全消除民间层面的语言、习俗和宗族网络。

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在独立进程中面临身份重构的双重挑战：一方面，官方试图通过构建“中亚人民共同体”的叙事，强调历史、文化与宗教的共同性，以维系地区稳定；另一方面，国际社会的过度制度化（主权强化、民族主义政策、世袭资本主义）却在实践中加剧了分裂。独立后的中亚国家将苏联时期的行政边界转化为主权领土，实施严格的边境管控、签证制度与民族语言政策，导致传统游牧迁徙、跨境贸易和通婚受阻，同时威权政权通过控制能源资源形成世袭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抑制了市场竞争与民间跨国合作。

此外，后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博弈（如俄罗斯、中国、美国的介入）与“9・11”事件后的反恐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威权统治，压制了民间社会活力。在这一背景下，中亚地区呈现出官方话语（“兄弟情谊”与区域合作）与社会实践（制度性隔离与族群对立）的深刻矛盾：历史形成的跨界社会联系（世界社会）与威权国家主导的制度化实践（国际社会）之间的冲突，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议题。这一矛盾不仅挑战了国际关系理论中“世界社会必然与自由主义制度兼容”的假设，也为理解非西方语境下社会韧性与制度压制的互动提供了独特案例。

二、研究问题

文章的撰写主要围绕以下研究问题展开：

1.中亚是否存在独立于国际社会的“地区世界社会”？

中亚历史上形成的跨界认同（如突厥语族、伊斯兰乌玛、游牧—定居共生）为世界社会的存在提供了基础。尽管苏联时期的民族划界与意识形态压制试图割裂这些联系，但民间层面的语言、习俗和宗族网络仍延续至今。例如，中亚五国独立初期，知识分子和民间组织通过《致突厥斯坦人民的呼吁书》、玛纳斯论坛等倡议，试图唤起“中亚共同体”意识。然而，国际社会的过度制度化（如主权强化、民族主义政策）导致这些努力碎片化。当前，非正式经济（如边境集市）、文化交流（如学生互换）和跨国媒体平台（如CA-News）仍在维系跨界联系，表明中亚世界社会以非正式、脆弱的形式存在，但缺乏制度化支撑。

2.中亚国际社会的制度实践如何压制世界社会？

在文章中，中亚国际社会主要通过三大制度性因素压制世界社会：一是主权强化。边界管控（铁丝网、签证制度）阻碍人员流动，破坏传统游牧迁徙与跨境贸易。例如，费尔干纳盆地的边境冲突因牧民越界放牧引发，边防军枪击事件频发。二是民族主义政策。各国推行“主体民族优先”政策（如语言政策、移民限制），加剧族群对立。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地区的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冲突即为典型案例，民族主义叙事将历史混居群体割裂为敌对阵营。三是世袭资本主义。威权政权通过控制能源资源（如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形成经济垄断，抑制市场竞争与民间跨国合作。例如，乌兹别克斯坦的出境签证制度限制了公民与邻国的经济互动。

3.中亚世界社会如何抵抗或适应国际社会的压制？

中亚世界社会通过非正式制度与文化纽带维持韧性，主要途径包括但不限于：第一，非正式经济：边境集市（如塔吉克斯坦的杜尚别巴扎）成为跨境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核心场所，支撑边境社群生计并巩固“我们认同”。第二，宗族与部落网络：传统社会结构（如乌兹别克斯坦的马哈拉自治社区）超越国界，通过婚姻、节庆维系联系。第三，文化与学术交流：中亚高校学生互换、学术论坛（如伊塞克湖知识分子论坛）推动青年群体的区域认知，虚拟媒体平台（如UZMetronom的“兄弟情谊”栏目）强化民间对话。第四，抵抗性话语：反对党（如乌兹别克斯坦自由党）与知识分子呼吁超越民族国家边界，强调历史共同性，如“突厥斯坦是我们的共同家园”的叙事。

三、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中亚地区国际社会与世界社会的互动关系，揭示威权治理与传统社会韧性的结构性张力，为国际关系理论和中亚研究提供双重借鉴。

在理论层面，本文以英格兰学派的“国际社会”与“世界社会”二分法为框架，聚焦中亚案例的特殊性，挑战传统理论对“世界社会”的自由主义预设。通过探讨中亚国际社会如何通过主权强化、民族主义政策和世袭资本主义等制度性手段压制跨界社会联系，提出“过度制度化”概念，解释非西方语境下国际社会与世界社会的对立关系，拓展了世界社会的理论边界，使其容纳非正式制度（如宗族、集市）和非自由主义认同（如突厥语族、伊斯兰乌玛）的存在。此外，研究整合社会学、人类学与区域研究的视角，构建跨学科分析框架，填补了中亚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理论碎片化问题，为理解非西方社会动态提供了新范式。

在现实层面，本文致力于解释中亚地区的核心矛盾：官方宣称的“中亚人民共同体”与实践中制度性分裂的脱节。通过剖析主权边界管控如何破坏传统游牧迁徙、民族主义政策如何加剧族群对立、世袭资本主义如何抑制民间经济活力，研究揭示了中亚区域一体化困境的制度根源。同时，本文关注非正式的经济、文化纽带和民间网络的韧性，强调需平衡主权治理与社会活力，利用非正式制度推动包容性合作，而非依赖威权主导的整合模式，并建议在尊重本土社会网络的基础上促进区域互联互通。这一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中亚地区冲突（如边境争端、族群对立）的深层机制，也为“一带一路”等外部合作项目提供参考。

在方法论层面，本文通过田野调查（精英访谈、观察记录）和档案分析，验证了英格兰学派理论在非西方语境下的适用性，批判性地检验了“国际社会制度具有普世性”的假设。研究发现，主权、民族主义等制度在中亚并非促进秩序的工具，反而成为压制社会活力的手段，这修正了赫德利·布尔等人的传统观点。同时，本文探讨了非正式制度的研究路径，为分析非西方社会的韧性机制提供了方法论参考，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与区域研究的对话。

四、研究方法

1.理论框架：英格兰学派与非正式制度理论的整合

本文以英格兰学派的“国际社会”与“世界社会”二分法为基础，结合伊恩·克拉克对世界社会的非规范性定义（非国家行为体、跨国网络），构建分析框架。文章创新性地提出了“过度制度化”的概念，揭示了中亚国际社会通过主权强化、民族主义政策和世袭资本主义压制世界社会的机制。同时，文章引入非正式制度理论，分析了集市、宗族等非正式实践如何维系社会韧性，修正了传统英格兰学派将世界社会与自由主义制度绑定的假设，为非西方语境下的国家—社会互动提供了新范式。

2.实证方法：历史分析、田野调查与案例研究的结合

历史分析：梳理从中世纪丝绸之路到当代的中亚跨界社会演变，重点考察苏联民族划界政策对传统认同的冲击，以及独立后“中亚共同体”倡议的兴衰。通过分析苏联解密文件、地方报刊（如《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和国际组织报告，揭示制度变迁的连续性与断裂性。

田野调查：作者于2012—2014年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开展实地研究，采用精英访谈（外交官、学者、反对党领导人）、参与式观察（边境集市、学术论坛）和档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捕捉官方政策与民间实践的矛盾。例如，通过访谈乌兹别克斯坦自由党领导人，揭示民族主义政策对跨界认同的侵蚀。

案例研究：选择费尔干纳盆地边界冲突、非正式贸易网络（如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黑车”贸易）和青年认知变化（吉尔吉斯斯坦学生对邻国与中国的态度差异）作为案例，深入剖析制度性压制的具体机制与社会抵抗策略。

3.数据来源与分析策略

数据类型：定性数据（访谈记录、观察笔记、档案文献）与定量数据（世界银行贸易数据、联合国移民数据）结合，通过三角验证增强结论可靠性。例如，通过边境贸易额量化数据印证访谈中提到的非正式经济活力。

话语分析：解构中亚领导人的公开演讲（如纳扎尔巴耶夫的“中亚兄弟情谊”叙事），揭示官方话语与实践的脱节。

比较分析：对比苏联时期与独立后的民族政策，探讨制度延续性（如语言政策）与变革（如主权强化）的影响。

过程追踪：梳理主权强化的具体步骤（如边境管控分阶段推进），分析其对跨界社群的渐进式压制。

五、主要观点

文章以英格兰学派理论为框架，探讨了中亚国际社会与地区世界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本文的核心论点是：中亚国家在后苏联时期通过主权、民族主义和世袭资本主义的“过度制度化”实践，系统性压制了基于历史、文化及民间联系的世界社会的发展。文章首先界定了关键概念——“国际社会”是指由主权国家主导的制度体系，而“世界社会”强调非国家行为体（如个人、非政府组织、跨国网络）的互动领域。此外，中亚的范围明确限定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五个后苏联穆斯林共和国。

从历史维度看，中亚世界社会曾以多元形态存在：前现代时期的游牧与定居文明形成互补共生体系，伊斯兰乌玛共同体提供跨政治实体的宗教纽带，泛突厥主义则依托语言文化共性构建认同网络。苏联时期的民族划界政策通过行政手段切割传统社会结构，将混居族群归类为“主体民族”，并镇压扎吉德运动等跨国文化实践，为独立后的族群矛盾埋下隐患。苏联解体初期，中亚曾短暂出现复兴世界社会的努力，如1993年国际拯救咸海基金会的成立、知识分子主导的突厥斯坦文化论坛以及《致突厥斯坦人民的呼吁书》等倡议，试图以共同历史记忆和生态危机为纽带推动区域整合。

然而，威权政权的巩固与制度化的国际社会压制了这些尝试。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在主权领域，苏联行政边界被改造为排他性领土标识，费尔干纳盆地架设铁丝网与地雷区，签证限制（如土库曼斯坦频繁关闭边境）阻碍人员流动，传统水资源共享机制崩溃导致咸海生态灾难；民族主义政策激化族群对立（如乌兹别克语“纯洁化”运动强化语言隔阂），历史叙事争夺（如帖木儿遗产争议）加剧领土纠纷，在2010年的奥什骚乱中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的土地争端被重构为民族冲突；经济上的世袭资本主义模式通过官僚垄断（如乌兹别克棉花黑手党）抑制区域贸易，导致中亚内部贸易占比长期低于7%，但非正式经济（如巴扎）仍维系着民间跨境联系。

尽管遭受压制，世界社会仍然通过非正式实践展现出很强的韧性：玛纳斯史诗论坛和《突厥斯坦》杂志延续文化整合努力，跨境部落维持宗族网络（如费尔干纳混居社群），区域媒体（如CA-News“兄弟情谊”专栏）构建虚拟认同空间。文章最终挑战了英格兰学派“制度促进秩序”的传统认知，指出过度制度化可能割裂社会结构，并强调非正式实践对区域稳定的潜在意义。研究认为，中亚案例揭示了威权国际社会与世界社会的对立关系，其治理困境源于制度刚性对历史纽带的压制，未来需关注非国家行为体在区域秩序中的调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