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及周边·学术动态
第8译】中亚高丽人的迁移历程与民族认同研究

陈贤钧 刘柯岐 编译

【文献来源】김중관. 중앙아시아 고려인의 이주과정과 민족문화의 정체성[J]. 글로벌문화연구, 2016, 7(1): 1-29. 

摘要

本研究聚焦被强制从俄罗斯远东地区迁往中亚的朝鲜人（本文中，该群体迁往中亚前统称“朝鲜人”，迁往中亚后统称“高丽人”）的三次跨国迁移的离散史。1910年日本殖民朝鲜后，许多朝鲜人逃往中国东北和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俄罗斯的一级行政区），到1926年达16.74万人。1937年，斯大林政府将约17.2万朝鲜人强制迁往中亚，这途中约1.1万人死亡。

被强制迁移后，高丽人（Корёйцы）最初试图传承其民族文化，但最终逐渐被苏联社会同化。苏联解体后，极端宗教和民族主义兴起导致中亚地区冲突频发，使高丽人面临身份认同和生存的双重挑战，因此许多人选择迁往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或其它地区。此外，研究还探讨了这一群体如何维持生计及韩国政府对其援助的必要性。

关键词：高丽人；滨海边疆区；中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一、绪论

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目前居住着约35万余名高丽人。1937年由于斯大林政府怀疑生活在滨海边疆区的朝鲜族居民可能成为日本“间谍”反攻苏联，因此对其实行了强制迁移。而那些被强制迁往中亚的朝鲜人在往后的60多年间，努力去适应苏联体制，并发扬奋斗精神，最终在中亚当地形成了主流社区。但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相继独立，且其国内民族主义开始抬头，作为少数民族的高丽人面临着新的危机。

中亚五国独立后面临的最大冲击是伊斯兰教的兴起和民族主义的抬头。这两大因素使得目前中亚各国国内的宗教团体和民族之间纷争不断，导致数万名高丽人沦为难民，被迫踏上流浪之路，重新迁回滨海边疆区。尽管曾经这些朝鲜人被斯大林政府强制迁移至中亚后，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70年之久，但还是因为其“朝鲜族”的身份，在社会就业中倍受歧视。在此情况下，为拥有更好的未来，一些高丽人选择再次迁往滨海边疆区或俄罗斯各地。然而，这种再度迁移也日益削弱着高丽人的民族认同。

一个民族通过共享语言来传承其传统和历史。语言是文化共同体和历史共同体的基础，而目前中亚的高丽人中，会说韩语的人不到5%。如今，第一代和第二代的高丽人移民正逐渐老去，而第三代和第四代移民又将俄语作为日常生活语言，放弃了其母语。这些新世代未来终将成为中亚高丽人社区的主导力量，因此其身份认同也将成为一个重大议题。尤其是在当下民族认同感持续减弱的大环境下，这将进一步削弱高丽人的民族认同感（金仲权，2001）。

本研究旨在考察高丽人被强制迁往中亚后，其通过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的历程、所处的生存条件，以及在独联体成立后其民族社区的解体过程。总体而言，本研究将从历史角度梳理关于中亚高丽人的定居过程及与其民族文化传承相关的既有文献。

二、中亚高丽人的迁移史

（一）从定居到迁移：苏联远东朝鲜移民的历史轨迹（1860-1930年）

过去，高丽人居住在位于远东地区的朝俄边境。在渤海国（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灭亡后，该地一度成为女真、靺鞨等游牧民族的聚居地，后来又成为无人居住的荒地。朝鲜人最初进入滨海边疆区可以追溯至1811年的洪景来起义之后。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朝鲜咸镜道东部的居民越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随后越过图们江进入滨海边疆区，最终定居后该地区的朝鲜人人口逐年增长。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该地区被划入俄罗斯，1863年俄罗斯开始接纳外来移民。该年，13户朝鲜家庭为逃避饥荒，南迁至乌苏里江以南的地区。1869年朝鲜北部遭遇夏季大暴雨，农民生计艰难，许多朝鲜人跨越图们江迁往滨海边疆区。随后，移居至滨海边疆区的朝鲜人开垦荒地，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家园，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数量逐年增长。1869年，朝鲜人占已占该地区总人口20%。到1876年初，增至185户、共999人。根据1879年沙皇俄国的人口普查数据，当时全俄境内共有26005名朝鲜人（其中男性16225人，女性9980人）。到1902年，朝鲜人已增加到了3.2万人。在1897年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车之前，滨海边疆区的朝鲜人甚至超过了俄罗斯人，并且当地官员还在那时鼓励朝鲜人归化。

1910年日本开始对朝鲜进行殖民统治，许多朝鲜人因此跨越图们江迁往中国东北和滨海边疆区，并随后定居。因此，滨海边疆区逐渐成为朝鲜独立运动的重要据点，吸引了其国内大量追求独立的知识分子。随着1910年的日朝合并事件和1919年的“三一运动”，朝鲜移民数量持续增加，到1926年，远东南部地区的朝鲜人已达167400人。

由于日本的殖民统治，居住在滨海边疆区的朝鲜人已无归国之路，其中部分朝鲜人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加入了苏联国籍。至20世纪20年代，归化的朝鲜人已达到了30000余人，这些朝鲜人甚至参与了苏俄内战。但苏联政府不但没有承认朝鲜人在红军与白军之间的战争中的贡献，反而是开始忌惮朝鲜人社区的影响力，并逐步制定将其从远东地区迁往其他区域的计划。

（二）从边疆驱逐到中亚流放：苏联远东朝鲜人迁移政策的实施（1937~1938年）

1.强制迁移令

朝鲜人被强制迁往中亚是斯大林政府于1937年推行的政策。20世纪初日本先是强行占领了朝鲜，又于30年代对满洲发动军事行动，建立了伪满洲政权，随后大举入侵中国。苏联本就十分忌惮日俄战争中战胜沙俄的日本。在此背景下，苏联政府十分担忧朝鲜人在其边境地区的群体聚集会带来风险，于是制定了将其迁移出滨海边疆区的政策。当时苏联政府给出的原因是，日本可能会策反居住在远东地区的朝鲜人，借此入侵苏联。此外，聚集的朝鲜人很可能与当地俄罗斯人之间爆发冲突。因此，苏联政府制定强制迁移政策试图分散朝鲜人社区，防止其形成大规模的政治或社会势力。当时苏联政府的官方文件（编号1428-326）中记载了如下内容。

为防止日本间谍活动渗透远东地区，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及中央委员会下令采取以下措施：

1. 将居住在滨海边疆区及远东边境地区的所有朝鲜人迁往哈萨克斯坦的咸海（阿拉尔海）、巴尔喀什湖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2. 立即执行迁移，确保在1938年1月1日之前完成迁移工作。采取措施防止迁移过程中出现混乱。

3. 允许人民委员会在朝鲜人撤离的地区驻扎边防部队。

4. 国家铁路部应提供火车将朝鲜人从远东地区运送至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5. 每隔10天以电报形式报告迁移路线、出发与到达的移民人数，以及移民流向海外的情况。

6. 为加强对朝鲜人迁入地区的警戒，增派3000名边防部队人员。

7. 允许朝鲜人携带财产、农具和牲畜迁移，并对其留下的动产、不动产及已播种的作物提供补偿。

8.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人民委员会负责确定朝鲜人的居住区域和住房安排，并采取必要措施协助移民适应当地经济生活。

2.强制迁移的执行

决定对朝鲜人的强制迁移计划后，苏联在1937年9月-11月的两个月内，秘密地将各个地区的36442户、共计171781名朝鲜人迁移至中亚地区。整个迁移过程从远东地区到中亚平均耗时30-40天。在强制迁移之前，苏联政府首先处决了一些朝鲜族知识分子。从枪决了约2500名朝鲜族知识分子的行径中，不难看出这些在苏朝鲜人在当时仍被苏联政府敌视。1937年9月21日，苏联正式实施强制迁移朝鲜人的政策，按计划依次将各个村庄的所有朝鲜族居民聚集在一起，强制其登上火车。接到迁移通知后，朝鲜人就被立刻禁止任何活动，只有24小时收拾行李。

不知道去往何处的朝鲜人像牲畜一样被塞进了由货运列车和牲畜运输列车改造而成的50节车厢中，每节车厢运载25至30人，在西伯利亚的严冬中，整个迁移过程要历时1个多月，近6000公里。前往目的地的途中，朝鲜人承受着高度的痛苦和饥饿。被迁移171781名朝鲜人中，在路程中死亡的人数达11000人。由于车厢恶劣的卫生条件，老人和儿童的死亡率极高，约有60%的儿童和老人在迁移中丧生。整个迁移中，苏联政府未提供任何粮食补给，只有在火车停靠车站补充煤炭和水时，朝鲜人才有机会在商店购买面包，艰难度过长达1个月的旅程。

3.抵达中亚

1937年12月，在苏联政府的强制迁移下，远东地区的朝鲜人抵达了中亚的荒芜半沙漠地带——哈萨克斯坦的乌什托贝。迁移路线依次经过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赤塔、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最终到达乌什托贝。抵达乌什托贝后，朝鲜人被分到科斯塔奈、卡拉干达、克孜勒奥尔达、塔什干和撒马尔罕等五个地区。

而在朝鲜人抵达中亚后，苏联政府未提供任何安置措施，仅为部分列车上的朝鲜人分发帐篷后便撤离。在初冬的中亚，朝鲜人被遗弃在荒凉的沙漠和草原中，面对着寒风。当时只能依靠男性围成圈，用身体筑起类似土堆的屏障，为女性和儿童遮挡寒风，直至天亮。朝鲜人用锄头挖掘土洞，改造牲口棚，以此熬过严冬。根据田野采访结果，由于在火车运输过程中，不同车厢中的家庭成员被迫下车，被安置在不同地区，导致许多家庭被拆散，形成了大规模的离散家庭。（2002年笔者在哈萨克斯坦的实地访谈记录）

第一次强制迁移之后，朝鲜人被禁止擅自迁居，苏联政府对其居住地施加了严格限制，并颁发了带有限制性居住区标识的身份证明，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前后共有16年之久。在此期间，朝鲜人的民族教育和文化活动也受到严格限制。然而，尽管处境艰难，许多朝鲜人仍然拼尽全力开垦荒地，以求生存。这些情况被记载在1940年3月20日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农业部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

（三）从自治教育到俄语同化：苏联朝鲜人教育政策的双重转向（1917-1953年）

1.远东地区民族教育的繁荣与终结（1917-1937年）

布尔什维克革命（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之后，苏联国内的教育环境迅速得到提升。与沙俄时期不同，苏联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将教育列为优先事项，优先发展大众教育。苏联政府开始正式推行新教育体系时，远东地区的朝鲜人社区也积极参与其中。同时，1937年远东地区的一家媒体在评价朝鲜人社区对苏联远东地区的经济建设贡献时，特别提到朝鲜人社区的两个关键特质：坚韧的奋斗精神和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在1937年7月9日出版的介绍朝鲜人的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在苏联时期被视为一个先进的农业集体化典范，集体农庄不仅负责种植农作物，还设有文化会馆、体育场、百货商店、医院和学校等设施）的报纸《太平洋之星》中，A. 佩蒂索夫（A. 페티소프）介绍了位于布琼诺夫斯克地区的由103户、606名朝鲜人建设的集体农庄堡垒，还特别赞扬了朝鲜人对教育的热情。

该报道称，“朝鲜人的物质成长带来了对文化发展和教育的热情……当时，在远东地区专门为朝鲜族儿童建设了300多所母语授课、设施配备齐全且能容纳2.2万名学生的小学。此外，还开设了两所朝鲜人教育专科学校、共产主义高等农业学校，以及专门为远东朝鲜人培养专业人才的朝鲜人师范大学。”尽管面临20世纪20年代初的苏联内战和当地经济的极度贫困等不利条件，朝鲜人仍然在远东地区的各个领域依然展现了出色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民族。

然而，1937年的强制迁移政策彻底摧毁了朝鲜人社区的文化教育。由于被怀疑是“日本间谍”，18万名居住在远东地区的朝鲜人被强制迁往中亚，致使400多所朝鲜人学校和民族大学被强制关停，图书馆和文化团体的活动也被迫中断。朝鲜人的报纸和杂志被废除，朝鲜族的语言、文化和民族传统遭到极大的压制和破坏。强制迁徙不仅给朝鲜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苏联政府还要求其顺从苏联的同化政策。朝鲜人被禁止使用韩语，其民族文化也被官方政策所否定，进而被迫适应苏联文化，这场文化压迫标志着远东地区朝鲜人的民族教育彻底毁灭。

2.中亚强制迁移后的教育重构（1938-1953年）

1938年，在哈萨克斯坦地区约有超过1万名高丽人学生被分配到87所学校，其中仅有5666人被分配到了54所高丽人学校。其余4000多名学生被分配到以俄语或哈萨克语授课的学校。换言之，用母语授课的高丽人学校数量骤减至17%以下，且接受母语教育的学生数量也减少了近80%。

此外，苏联政府于1938年4月颁布的《民族学校重组法》进一步威胁到了高丽人社区的韩语教育。从1938年9月1日的新学年开始，包括阿拉木图、奇姆肯特、阿克纠宾和西哈萨克斯坦州在内的多个地区正式实施该法案。根据该法案规定，所有民族学校的学生在上课时必须使用俄语，导致许多以韩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被迫关闭或与其他学校合并。当时，德国裔人学校在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学校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对于高丽人来说，这项措施意味着高丽人从远东地区延续下来的民族学校在法律层面被彻底否定。

对于被强制迁移的高丽人来说，《民族学校重组法》被视为重构中亚高丽人教育体系的基本政策。该法令虽然并未明令禁止学校进行少数民族语言的教育，而是要求学校必须选择俄语或当地民族语言（如哈萨克语或乌兹别克语）作为教学语言。然而，在周围都是哈萨克人和乌兹别克人的教育环境中，高丽人被剥夺了接受母语教育的机会。

在这些政策的压力下，高丽人学校调整了课程结构，增加了许多俄语课程。1938年3月至4月，苏联政府发布了强制设置俄语课程的教育法案。根据该法案，哈萨克族的学校在小学一到六年级每周需要安排3到4小时的俄语课，而高丽人学校则被要求每周安排6小时的俄语课。但在强制迁移后，中亚高丽人的当务之急是打牢经济基础，因此高丽人的民族教育的发展完全依赖于苏联政府的政策支持。

尽管高丽人对民族教育充满热情和希望，但当时的现实迫使其不得不适应苏联政府的政策和要求，以便尽快融入苏联社会，获得较为平等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苏联政府的教育政策十分明确，就是要对少数民族移民施加全面的限制，使其尽快适应苏联文化，成为苏联社会的一部分。

三、高丽人适应苏联社会及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

（一）向城市迁移的趋势及俄语同化

由于高丽人对社会成就的渴望比其他民族更为强烈，因此在强制迁移初期，主要居住在农村地区的高丽人，逐渐出于经济问题和子女教育等问题而迁往城市。随着高丽人城市化（本文中，城市化指“向城市迁移”）进程的加速，其被俄语同化的比例也同步增高。20世纪50年代初，斯大林去世后，此前对高丽人迁移的限制被取消，中亚高丽人社区出现了诸多变化。这些变化包括：一些高丽人快速地迁往城市，一些高丽人为了获得高等教育而选择接受俄语的同化，以及一些高丽人持续拓宽商业活动。在以俄罗斯人为中心的苏联社会体系中，俄语本就是官方语言，因此其城市生活环境也必然以俄语为中心。

对高丽人而言，接受高等教育、择业求职、职场晋升等所有场景几乎都离不开俄语，这使其愈发积极地寻求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在职业选择方面，高丽人逐渐从以集体农庄为中心的农业劳动者，向学者、教师、医生、律师、政治家、艺术家、公务员、建筑师、技术人员和白领劳动者等多元职业转型。这一过程不仅促进了高丽人个人能力的提升，也提高了高丽人在当地社会中的地位。在这一社会发展趋势下，中亚高丽人的经济生活水平有所提升，并在社会各个领域得到了认可。现实状况的变化成为了决定中亚高丽人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并且逐步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进一步增强了高丽人在苏联社会经济中的力量。

在高丽人向城市迁移的进程中，最为显著的结果是“亲缘迁移”。即能力较强的人率先进入城市，建立经济基础，随后其亲属也陆续进行迁移，形成以亲属关系为纽带的迁移模式。这种方式使得高丽人在城市中也能够形成紧密的社区聚落，且保持一定的共同体特性。根据1959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当时约70%的中亚高丽人仍居住在农村地区。然而，根据197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约60%的高丽人已迁入城市。居住限制的解除激发了高丽人向城市迁移的动力，这些动力主要包括：对高等教育的追求、对社会经济地位的追求以及对改善农村生活条件的追求。随着越来越多的高丽人迁往中亚各大城市，其社会活动变得更加活跃，选择的职业类型也趋向专业化和多元化。推动高丽人大规模向城市迁移的主要动力并非是与强制迁移相关的政治问题，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物质财富和更稳定的社会经济地位。高丽人逐渐意识到，作为苏联社会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巩固自身的地位，同时也可以在社会主义体制中探寻实现目标的方法，并主动适应这一体制。

苏联解体前的1989年，苏联境内75%的高丽人居住在中亚地区，其中约90%的中亚高丽人住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表1显示了苏联时期各共和国的高丽人口分布。其中，高丽人主要居住在哈萨克斯坦的塔尔迪库尔干、乌什托贝、阿拉木图、江布尔州、奇姆肯特，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南部交通要道沿线的农业区。在哈萨克斯坦，高丽人分布广泛，遍布全国各地。相比之下，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高丽人主要集中在其首都塔什干、比什凯克及其周边地区。

（二）人口迁移

1.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各主要民族的人口变化趋势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高丽人的人口构成与其他民族人口构成比例的变化情况。哈萨克斯坦的高丽人在苏联时期占其总人口的0.6%，排第9。哈萨克斯坦的人口主要由哈萨克族及俄罗斯族两大民族构成，其他民族则被归类为少数民族。然而，这两大民族之间的人口比例在1989年发生了显著变化。

另一方面，自1959年哈萨克斯坦解除高丽人的居住限制以来，高丽人在该国的人口占比变化并不大。如表2所示，从1939年强制迁移结束后至1989年苏联解体前的每十年人口普查数据来看（1949年数据缺失），哈萨克斯坦的高丽人呈现出逐步增长的趋势。与强制迁移结束后的1939年相比，1959年其人口减少了1.3万人。这一减少与强制迁移初期恶劣的生活环境和疾病的传播导致的高死亡率有关，还与1938年春季进行的第二次强制迁移有关。当时，许多高丽人再次迁移至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据估计，当年迁往乌兹别克斯坦的高丽人约为1万人（강 게오르기，1993；56~57）。总体来看，与强制迁移初期相比，高丽人数量基本维持在自然增长的水平。

从1989年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前的各州、市的高丽人人口数来看，可得知高丽人主要集中居住在阿拉木图、卡拉干达及南部的五个州。这些地区包括阿拉木图（Алматы）、卡拉干达（Караганда）、奇姆肯特（Чимкент）、塔拉兹（Талас-амбул）等大城市，而南部的五个州是哈萨克斯坦的重要农业区。尽管这一地区的高丽人的城市化比率很高，但其仍以农业种植为主要收入。1940年3月20日，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农业部向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交的高丽人社会活动报告中指出：作为务农主体的高丽人倾向选择在安全性较高、子女教育条件更好的城市及近郊建立生活区，同时很多高丽人通过远距离的农产品流通获得额外收入。

以1989年为基准，对哈萨克斯坦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口进行比较的话，可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高丽人比例超过哈萨克斯坦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整体上女性的教育热情高于男性，且这一趋势在体现在高丽人社会中。这主要因为社会主义体制下女性的社会角色受到了高度评价，且女性在社会参与中受到的限制较少。同时，居住在哈萨克斯坦的高丽人的城市化比率也相对较高，这一趋势与当时的苏联政府在中亚推行的工业化政策有很大关系，同时也与高丽人对教育的重视密切相关。这将对今后高丽人社会的结构变化将起到重要作用。

2.乌兹别克斯坦

苏联政府在乌兹别克斯坦实施了极富战略性的农业政策，这使得其人口急剧增长。乌兹别克斯坦人口从1959年到1989年，增长了116万余人。与此同时，从强制迁移到苏联解体的整个时期（1939年至1989年）内，居住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高丽人的人口趋势如表4所示急剧增长。到1989年，乌兹别克斯坦的高丽人总人口达到了18.31万人。当时苏联的高丽人中约有42%居住在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高丽人在中亚整个地区中的人口增长速度也是最快。这主要得益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农业生产条件相对优越，以及自苏联时期以来在塔什干附近发展起来的大型集体农庄，例如：利托泽尔（폴리토젤）农庄和金炳华农庄等。这些农庄位于首都塔什干附近，其条件也优于分散在哈萨克斯坦农村地区的集体农庄。

与哈萨克斯坦不同，乌兹别克斯坦作为苏联的战略性农业地区，高丽人的城市化比率较低。然而，与其他民族相比（参见表5），当时塔什干市的高丽人数量仅次于乌兹别克族、俄罗斯族、鞑靼族和乌克兰族，位居第五。乌兹别克斯坦的高丽人在与乌国内的其它民族相比，也显示出较强的城市化趋势。尤其是塔什干市的高丽人人数量增长迅速。在苏联解体前夕的1989年，高丽人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城市化率达80%，而在哈萨克斯坦则为84%。而乌兹别克斯坦是世界最大的棉花生产地区之一，费尔干纳（Фергана）盆地和塔什干（Ташке́нт）周边地区是主要的生产地，这使得高丽人更倾向留在乡村进行农业生产活动。

3.吉尔吉斯斯坦

1959年，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高丽人仅有3344人（占总人口的0.1%）；1970年增长至9406人（0.3%）；1979年增至1.4481万人（0.4%）；1989年达1.8355万人（0.4%）。可以发现，与1959年相比，1989年在吉国的高丽人人口增长了近6倍。另外，1989年，约90%的吉尔吉斯斯坦高丽人居住在首都比什凯克（Бишкек）及其周边的楚河州和塔拉斯州（Чу·Талас）地区。吉尔吉斯斯坦的大多数高丽人是在居住限制政策解除后，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地迁入而来的。1989年吉尔吉斯斯坦高丽人的人口状况可参照表6。

表7展示了吉尔吉斯斯坦主要民族的人口演变趋势。通过表7可以看出吉斯斯坦与其他中亚国家一样，本民族（吉尔吉斯族）在总人口中的占比相当高。1989年，吉尔吉斯族的人口占比为52%，到1999年增长至65%。这种变化不仅涉及高丽人，一些分散在邻近国家的吉尔吉斯人也回到了本国。

吉尔吉斯斯坦人口构成的核心特征同样是以吉尔吉斯族与俄罗斯族为主体的双重民族结构。截至1989年，该国生活着约80个民族，其中高丽人的人口规模位居第12名。此外，与周边中亚国家相比，居住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维吾尔族与东干族的人口比例较高。在独联体成立前，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曾有大量德意志人居民聚居。

4.塔吉克斯坦

被强制迁移到中亚地区的高丽人首次移居塔吉克斯坦是在1941年，当时主要是由苏联中央派遣的官员及其家属移居到塔吉克斯坦。此后，高丽人大规模迁入塔吉克斯坦的时期大致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主要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高丽人。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对中亚地区高丽人的取消居住限制，住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高丽人开始向资源丰富、气候宜人的塔吉克斯坦移居。因此，到1959年，塔吉克斯坦的高丽人达到了2400人，1979年增长到1.1万人，而到了1989年已达到了1.3万多人。

根据1989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参见表9），当时塔吉克斯坦的高丽人总数约为1.34万人。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期塔吉克斯坦爆发内战，导致大量高丽人离开该国。到1996年初，留在塔吉克斯坦的高丽人仅剩1800户、约6300人，而截至2016年，仅剩1078人（韩国外交部统计）。移居塔吉克斯坦的高丽人，在20世纪60年代初处于贫困状态，但到70年代其生活逐渐稳定后，通过持续的集体努力，高丽人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全面改善。此后，高丽人的生活水平甚至超过了当地其他民族。塔吉克斯坦的高丽人主要集中在首都杜尚别（Душанбе），此外还集中在北部的列宁纳巴德（Ленинабад，即现在的胡占德<Худжанд>）地区以及南部的库尔干秋别州。塔吉克斯坦的高丽人的城市化比率在中亚地区中处于较高水平。

四、独联体成立后高丽人社会变迁

在苏联时期的民族层级体系中，中亚高丽人处于俄罗斯人和当地原住民群体间的中间位置，并且获得了一定的社会认可，因此高丽人整体上倾向于支持这一社会体系。然而，随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各国于1992年独立后，各国积极推行本民族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并在学校中使用民族语言实施义务教育，这使得高丽人不得不去重新适应。

中亚国家独立后，如果不会哈萨克语或乌兹别克语，就会被排斥在教师、公务员和专业人士等职业之外。而高丽人在短时间内学习当地语言并非易事，因此，中亚高丽人很难在短期内适应社会的变化。

比起学习那些尚未广泛普及的当地语言，高丽人更倾向于继续使用俄语，并选择迁往莫斯科、滨海边疆区等能使用俄语的地方，或者顺应全球化的浪潮，学习英语，以期移民至美国、加拿大等国家（양원식，1998）。然而，在现实中移民却并非易事。因此在中亚民族主义走向制度化的大环境中，高丽人要想在中亚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掌握当地语言。这也成为影响高丽人生存问题的重要因素。

比起语言，更为严峻的问题是，苏联解体后，许多高丽人沦为无国籍者。由于各中亚国家政府不再承认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国籍，导致他们需要重新申请国籍。然而，由于不了解申请程序、遗失相关文件、未登记居住身份或经济困难等等原因，许多高丽人未能成功申请。这也导致这些高丽人无法享受包括教育在内的基本社会福利，而这一情况也直接延续至其后代。据推测，在独联体地区约有5万人高丽人处于无国籍状态，占该地区高丽人总数的10%。如果高丽人能够获得韩国大使馆的身份认证，乌克兰政府将帮助其申请恢复国籍。此外，在独联体成立前，高丽人相对较高的经济地位曾引发过民族间的冲突；独联体成立后，韩国基督教的扩张性传教活动又引发了其与伊斯兰教徒的宗教冲突，甚至演变成高丽人与哈萨克族之间的民族矛盾（장원창，2000）。

（一）哈萨克斯坦的高丽人社会

据1999年哈萨克斯坦人口普查数据及2007年韩国外交通商部统计数据显示，哈萨克斯坦目前居住的高丽人总数为9万9千余人，比1989年的十万余人减少了一千余人。这一下降趋势被认为与独立后部分高丽人迁往俄罗斯的伏尔加格勒（Волгоград）地区和滨海边疆区有关。哈萨克斯坦的高丽人主要集中在阿拉木图、江布尔、南哈萨克斯坦等城市地区。随着苏联经济的崩溃以及农村集体农庄的解体，哈国城市化的趋势愈加明显。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集体农庄为中心的传统生活方式和韩语运用场景均逐步减少，高丽人在文化上开始融入俄罗斯文化和哈萨克文化，并逐步同化。

独联体成立后，新环境的变化对高丽人的移居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993年，哈萨克斯坦共有3450名高丽人迁入，而迁出人数为3314人，净增136人。迁入增加的主要原因多被认为是塔吉克斯坦的政治不稳定所致。但从长期来看，高丽人迁出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主要原因是经济因素，还有苏联解体后对家庭团聚的需求，以及随着哈国与韩国交流的增多，大批高丽人选择前往韩国留学和就业。

高丽人凭借自身坚韧的精神和勤劳的品质，改变了强制迁移带来的苦难命运，并为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高丽人从事农业等多种职业，过上了中产阶层以上的生活。尤其是在农业领域，高丽人作出的贡献突出，获得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人就高达67人（강 게오르기외，1997）。在苏联时期，高丽人通过农产品流通积累了资本和农业经验，这些累积的经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高丽人经营的私营企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许多高丽人兼营物流业和个体经营，部分家庭成员从事农业生产，而其他成员则负责在市场上销售农产品。高丽人社区中一个重要的自营行业——酱菜店，正是与物流业紧密关联的商业形态之一。在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下，国有企业的员工、教师、教授、医生、文员、会计等公务员的工资较低，因此许多男性高丽人不得不转行或兼营生意。如果将未进行申请营业执照就在市场或街头售卖商品的高丽人商人计算在内的话，阿拉木图的高丽人几乎都以某种形式进行过商业活动（이채문，2008）。

中亚高丽人群体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快速的城市化和普遍较高的教育水平（김중관，2006）。而这对高丽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高丽人群体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是哈萨克斯坦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从高丽人的职业分布来看，不同地区的高丽人从事的职业有所差异，涵盖了农业、政治、学术、教育、医学、经济、工程、法律、文化、公务员及专业人员等各种职业。

最初，高丽人大多在集体农庄从事农业生产，但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以及居住限制的解除，特别是出于其对子女教育的考虑，许多高丽人选择迁往城市。到1999年，城市人口已占高丽人总人口的86%。随着城市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高丽人的职业也逐渐转向专业技术岗位和行政管理方向转变，传统的社区结构也逐步被个体家庭模式所取代。

（二）乌兹别克斯坦的高丽社会

乌兹别克斯坦的高丽人至今尚未确立明确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事实上，他们现在已经无法再以苏联居民的身份维持自身的认同。他们需要接受并适应自己作为乌兹别克斯坦公民的现实，然而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他们仍然无法完全融入乌兹别克族的社会文化。目前，约有1万多名中亚高丽人回到韩国定居，但并非所有朝鲜族人都能回到韩国。从现实角度来看，少数民族的高丽人必须在居住国社会中面对各种不利条件，并积极以乌兹别克斯坦公民的身份生活。

乌兹别克斯坦是独联体国家中高丽人数量最多的国家，这主要是因为其农业生产环境比哈萨克斯坦更为优越。此外，位于塔什干市附近的波利托泽尔农庄和金炳华农庄等具有较好的条件，这也吸引了周边国家的高丽人迁入。然而，2000年之后，由于乌兹别克斯坦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以及强烈的民族主义影响，高丽人群体逐渐缩小，许多高丽人选择移民海外，导致其国内的高丽人人口减少。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高丽人面临着以下社会问题（성동기，1999）。

第一，受过高等教育的少数民族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即使找到了工作，少数民族也只能从事边缘职位。由于高丽人的乌兹别克语水平有限，同时乌兹别克人享有优先就业权，高丽人容易遭到就业歧视而被迫辞去工作。

第二，少数民族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到乌兹别克精英阶层的排挤，使得其在社会上难以晋升。甚至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会争抢那些被乌兹别克人挑剩下的岗位，这使得高丽人面临双重困境。

第三，自1999年6月1日起，土库曼斯坦开始对前苏联居民实行签证制度，随后其他前苏联加盟国也相继效仿，少数民族的处境愈发艰难。因此，如果高丽人选择移居到其他独联体国家，必须申请该国的签证，否则将被视为非法滞留，进而影响就业和其子女教育。

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少数民族能够从事的工作被限定在低技能劳工市场和服务行业，因此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下降。在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困境中，少数民族离开乌兹别克斯坦的现象愈发明显。

由于历史因素，高丽人的处境与其他的少数民族并无太大区别。尽管韩国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活动较为频繁，且与其他国家相比，双方的经济交流也更为密切，但高丽人并未因此有实质性收益。在管理岗位上，虽然有高丽人从事翻译工作，但在生产岗位上的高丽人最终大多会选择离职。尽管随着韩国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影响力不断增强，高丽人比其他少数民族更具民族自豪感，但在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的民族主义政策下，其与其他少数民族遭遇的处境并无差异。而未来，高丽人的生存处境可能会更加艰难。

（三）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高丽人社会

截至1959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高丽人人口为3344人，并持续增长，1970年增至9406人，1979年达到14481人，1989年增至18355人，1999年进一步增长至19771人。截至1999年，高丽人占吉尔吉斯斯坦总人口（482万人）的0.4%。而从地域分布来看，约90%的高丽人集中在首都比什凯克（Бишкек）及其周边地区。

1989年至1999年期间，尽管吉尔吉斯斯坦的俄罗斯人大量迁离，但其国内的高丽人却增加了1356人。这主要是因为与其他中亚国家相比，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局势相对稳定，尤其是比什凯克市以南75公里处的卡巴克-塔什（Калбакташ）制糖业和黄金精炼等工业生产十分活跃。这为当地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动力，从而吸引了高丽人劳动力和技术人员。

塔吉克斯坦最早一批高丽人是苏联政府派遣的高丽人官员及其家属。由于塔吉克斯坦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气候条件，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逐渐有高丽人从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迁居至此。1959年，塔吉克斯坦的高丽人人口为2400人，1979年增加到11000人，1989年达到13000人，占当时塔吉克斯坦总人口的1.3%，成为了该国第九大少数民族。从地域分布来看，大多数高丽人居住在首都杜尚别（Душанбе），其余的则居住在北部的列宁纳巴德（Ленинабад，即现在的胡占德<Худжанд>）和南部的库尔干秋别州。

经济上，居住在首都杜尚别周边的高丽人大多从事商业活动，而居住在其他地区的高丽人则以水稻种植为主、从事农业生产。然而，在苏联解体后的“改革重组”时期，塔吉克斯坦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塔吉克语被指定为官方语言。许多高丽人由于不懂塔吉克语，在职场中随时面临被解雇的风险，其子女在学校也受到歧视。因此，部分高丽人开始迁往俄罗斯，特别是滨海边疆区。1990年2月，塔吉克斯坦内战爆发时，高丽人并没有打算逃离塔吉克斯坦。然而，随着战事在1992年5月全面升级之后，高丽人大规模撤离。居住在战事激烈的库洛布州和库尔干秋别州的4000多名高丽人几乎全部撤离。到1996年，只剩下1800户、约6300名高丽人留在塔吉克斯坦（이애리아，1998）。截至2016年，该国仅剩下约1783名高丽人。由于拉赫蒙总统已确保连任至2020年，预计未来塔吉克斯坦的政治局势将维持平稳，高丽人社区也有望迎来稳定的生活。

（四）启示

曾被称为高丽人“首都”的哈萨克斯坦乌什托贝（Уштобы），在过去五年间，其高丽人数量从12000人减少到了6000人。加里达尔（까리딸）区域曾经有数十个高丽人所建设的集体农庄，产生了30多名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其中28人是高丽人。然而，如今的集体农庄仅剩下了“真理集体农庄”（프라우다 꼴호즈）“乌什托贝集体农庄”（우슈토베）和“欧比特试验农庄”（오삐트 실험농장）。这些农庄由于缺乏机械器材、化肥、燃料及运营资金，债务不断增加，同时农庄管理者逐渐也被哈萨克族人取代。中亚的高丽人社区正在失去其根基，陷入危机。这一困境不止局限在农业领域，那些迁入城市的第三代高丽人也遭到了民族歧视，这使得中亚的高丽人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由于历史原因，中亚的高丽人放弃了本民族的语言，全面接受了苏联体制和俄罗斯文化，也失去了返回祖国的机会。作为一个经历过强制迁徙的民族，高丽人为了能在苏联社会中翻身，积极融入苏联政府倡导的民族文化体系，主动学习俄语和社会主义规范。然而，随着独联体的成立，已经苏联化的高丽人又要适应新的社会环境，面对当地语言和新的文化时，强烈的陌生感成为了其融入当地社会的最大障碍。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以农业为核心的中亚社会的核心制度——集体农庄体制的解体。高丽人打造的集体农庄虽然规模不一，但通常是一个具备生产、行政、教育和文化设施的生活共同体。因此，在集体农庄内部，学校用韩语授课，高丽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使用韩语。此外，第一代高丽人在集体农庄内处于主导地位，且占据绝大多数人口，这使其能够延续原先在滨海边疆区的生活方式。

目前，中亚的高丽人主要分布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附近的集体农庄以及撒马尔罕等地；而在哈萨克斯坦，其主要分布在首都阿拉木图和东北部的乌什托贝地区。此外，在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以穆斯林为主体的中亚各国，高丽人则已成为极少数民族。并且，高丽人如今已很难继续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在中亚国家的改革开放后，集体农庄体系开始解体，这使得高丽人原本以农村为中心的农业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们不得不迈入城市寻求发展，这也最终导致了高丽人赖以维系民族共同体中的集体生活模式逐渐崩塌。

五、结论

从苏联独立出的中亚五国中居住着约35万高丽人。其中，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约有22万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约有11万人。然而，中亚各国的高丽人至今处于一种持续流动的状态。从滨海边疆区迁至中亚，再分散到整个独联体地区，高丽人的辗转变迁反映了一个失去祖国的民族的悲惨历史。100年前首次迁移时，高丽人因其祖国丧失国家主权而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二战结束后，高丽人又因祖国的南北分裂，只能作为苏联公民生活。在苏联进行的70余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高丽人被多次当成牺牲品，而在独联体成立后，高丽人又不得不再次去适应新的社会环境。

即使在1937年强制迁徙的极端条件下，中亚的高丽人仍然坚守着自身的民族认同。因此，如何正确理解这些高丽人的历史处境，并为他们制定合理的政策，已成为当务之急。高丽人已经失去了其“第二故乡”——滨海边疆区，而在其“第三故乡”——中亚，他们又面临再次迁徙的局面。部分高丽人迁往滨海边疆区和俄罗斯各地，部分则移居韩国。为确保这些高丽人拥有较好的生存环境，韩国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都必须共同努力。特别是在滨海边疆区，通过投资推动经济发展，并以此支援高丽人的定居，因此来自国家层面的战略性介入是不可或缺的。同时，韩国的民众也应对此给予积极关注，并大力提供支援。这些支援并非只是对那些被历史洪流所淹没的同胞提供特别援助，而是基于民族共同体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