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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译】重塑民族：将苏联时期英雄塑造为哈萨克斯坦爱国主义的象征

王羽佳 编译

【文献来源】

Kristoffer Michael Rees,Recasting the nation: transforming heroes of the Soviet Union into symbols of Kazakhstani patriotism, Central Asian Survey,Vol.39, No.4, 2020, pp.1-18.

引言

哈萨克斯坦和原苏联的其他中亚共和国一样，自独立以来，“军队及其权威象征”一直被用作国家合法性的来源，包括通过英雄形象的制度化来进行民族化建构。因此，二战遗产和对战争事件及其参与者纪念的制度化，成为了哈国内精英最早重新评价和重新解读的社会记忆之一。通过研究二战女狙击手阿莉娅·摩尔达古洛娃（Aliya Moldagulova）——哈萨克族的民族英雄——相关的社会记忆如何被用于当代哈萨克斯坦的官方民族建构，本文对既有的关于后苏联政治空间中的纪念碑、纪念活动、民族建构和二战社会记忆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补充。

苏联在二战中的胜利被视为苏维埃身份建构项目（Soviet identity-building project）的支柱。其身份建构的方式之一是“战争崇拜”（war cult），即使用“战时歌曲、故事和英雄崇拜”来“恢复战时的民族团结意识”。从“战争崇拜”这一概念出发，布鲁恩斯泰德（Brunstedt）认为，苏联纪念二战的努力是“一种严肃但失败的官方努力，其试图摆脱次国家族裔身份的构建，转而培育对卓越的‘苏联’人民（narod）的压倒一切的依恋”。虽然形式上是超民族的，但其内容却赋予了俄罗斯语言和文化以优先地位，使其成为“领头雁”（first among equals）。

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这一超民族主义项目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族裔民族主义的复兴。这种民族主义观念指引着国家主导的民族建构项目，包括在独立后的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重塑“英雄崇拜”。正如詹姆斯·贝尔（James Bell）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案例中所展示的那样，改造广场、纪念碑和公园等公共景观，以推进后苏联时期民族性的官方叙事，已成为当代中亚民族建构的常用工具。同样，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也出现了类似的纪念性景观。相比之下，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的记忆广场不仅纪念了二战时期的苏联老兵，也纪念了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的武装部队老兵，将苏联军事遗产作为当代乌兹别克民族身份的一部分呈现出来。

在1997年10月25日，即《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主权宣言》通过六周年之际，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正式为一座新雕像揭幕。这座雕像的底座，正是先前阿拉木图的列宁雕像的底座。它的对面是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的议会大厦（即苏联时期的“政府大楼”）。这座英雄碑是为了纪念苏联时期仅有的两位来自哈萨克斯坦（以及更广泛的中亚地区）的女英雄：狙击手阿莉娅·摩尔达古洛娃和机枪手曼舒克·马梅托娃（Manshuk Mametova）。从这座纪念碑出发，本文探讨了摩尔达古洛娃如何被重塑为哈萨克斯坦在二战中的作用叙事的核心英雄人物，并成为当代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的爱国主义理想的象征。

这种通过创造英雄来凝聚集体身份认同的行为，是国家参与公共记忆行为的一部分。公共记忆（public memory）是“关于过去的信仰和观念体系，它有助于公众或社会理解自身的过去、现在，以及由此隐含的未来”。在哈萨克斯坦，这种意义上的公共记忆通常（但不总是）由国家率先唤起。对此，博德纳尔（Bodnar）指出：“公共记忆主要是关于社会的权力结构”。作为一个“威权”国家，哈萨克斯坦 “政府在界定‘新术语和新范畴以构想新的过去’方面发挥着近乎垄断的主导作用”。

布鲁恩斯泰德采用建构主义国家观解释道，“对官方纪念活动（如国家赞助的纪念碑、仪式和文本）的分析可以揭示统治者如何通过这些手段增强国家凝聚力，以及增强民众对更大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ed community）的普遍认同感”。换句话说，在国家创造或支持的有形和无形的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中，可以找到民族性和民族建构的官方话语，这有助于建立一种工具性的历史记忆形式。诺拉（Nora）解释道，记忆之场是“物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可以包括纪念碑、建筑、教科书、仪式等任何东西。记忆之场与国家指导的民族建构传统密不可分:“任何与死者崇拜、国家遗产或过去存在有关的事物都可以被视为历史遗迹”。这一概念为本研究提供了恰当的理论指引。

本文对通过政治民族志描述了哈萨克斯坦的精英和普通公民在苏联解体时遭遇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上的断裂和连续，以及他们如何应对和调和这种复杂的情感变迁。文章分为四个部分：介绍在后苏联边缘地区对二战和二战英雄的纪念；分析摩尔达古洛娃等英雄在苏联官方意识形态中的作用，及其在独立以后的民族建构话语中的作用；分析纪念景观，阐明普通公民如何与民族建构官方话语中的价值观和取向产生关联；最后，思考苏联遗产如何成为独立后哈萨克斯坦国家合法性的来源。本文基于田野调查期间在哈萨克斯坦的民族志观察、访谈以及对哈萨克斯坦媒体的报道分析，相关研究内容以2014年至2019年在哈萨克斯坦开展的累计超过七个月的田野工作为背景支撑，从而确保研究的实证性和情境性。

后苏联边缘地区对二战的纪念

哈萨克斯坦将二战的官方纪念活动纳入独立后的国家叙事，这一方式尤其值得研究。这不仅是因为哈萨克斯坦人均参战率高，还因为该国以一种相对没有争议的、自上而下的方式重塑二战经历的社会记忆，这与原苏联的西部边缘地区，尤其是爱沙尼亚所采取的方式明显不同。

不同于位于苏联西部边疆的共和国，哈萨克斯坦的领土从未被德国军队占领过。即便如此，该国还是强调哈萨克斯坦人在战争胜利中的重要性。在全国各地的城市和乡村，苏联时期的二战纪念碑大部分都还在，并且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苏联时期和国家独立后的二战纪念馆前全年摆放着鲜花，包括阿斯塔纳、卡拉干达、阿克托别和阿拉木图。

毫无疑问，这种广泛的认同，部分归因于二战对哈萨克斯坦人民的影响。根据大部分资料，二战总共动员了120万哈萨克斯坦人，约占共和国人口的20%；其中，约45万人是哈萨克族人。在被动员的人中，共计601939人牺牲（约占哈萨克斯坦人口的12%），其中125500人是哈萨克族人。换句话说，哈萨克斯坦人在二战期间的大规模动员，能够解释这场战争在国家、地方和个人层面所产生的持久重要性。因此，通过明确使用国家术语来赞颂二战士兵的英雄主义，这一方式不仅将过去、现代国家观念以及当代不同年龄的哈萨克斯坦人紧密联系起来，还为哈萨克斯坦国家以及普通哈萨克斯坦人提供了对这一社会记忆宣示所有权的途径。

作为苏联女英雄的阿莉娅·摩尔达古洛娃

对阿莉娅·摩尔达古洛娃的社会记忆是哈萨克斯坦将二战遗产重塑为自身遗产的焦点。从根本上说，她的事迹与二战中其他12000名苏联英雄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她的经历中有一些格外突出的关键特点。首先，从苏联、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国家的角度来看，她的故事涵盖多元文化，具有跨国吸引力。作为一个出生在哈萨克斯坦西北部小村庄的哈萨克人，她在阿拉木图长大，然后在封锁前搬到列宁格勒，她的一生展现了苏联民族政策的理想化“成功”。此外，正如卡马克（Carmack）指出的那样，“前线宣传人员将马梅托娃和摩尔达古洛娃描绘成无所畏惧的党内中坚分子，她们无私地志愿参战。”她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保护列宁格勒和她的祖国（无论是苏联还是哈萨克斯坦），从1942年加入红军直到1944年在战斗中牺牲，这凸显了她爱国理想的意识形态力量以及苏联和哈萨克斯坦女性的力量和韧性。

关于对苏联时期的哈萨克斯坦的具体影响，卡马克指出，宣传人员对马梅托娃和摩尔达古洛娃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男性哈萨克士兵的关注，这种现象被称为 “将哈萨克人对二战的贡献女性化”。对此，他提出了几个合理的原因假设，如这是为了激励哈萨克男性参战，或这是在强调苏联在中亚反父权运动的成功。如下文所示，战争经历性别化的身份特征持续影响着如今的哈萨克斯坦对这段历史的集体记忆。

作为后苏联时代女英雄的阿莉娅·摩尔达古洛娃

1995年宪法规定，哈萨克斯坦是一个“因共同的历史命运而团结起来的哈萨克斯坦人民”建立的国家，并建立在“固有的哈萨克土地”上。这一表述确立了哈萨克斯坦国度作为哈萨克斯坦公民——尤其是哈萨克族——历史记忆的合法传承者的地位。将哈萨克斯坦建设成所有哈萨克族“真正的”历史家园，一直是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民族建构政策的基石。因此，在独立后不久，哈萨克斯坦官方就开始努力将摩尔达古洛娃的事迹纳入哈萨克斯坦的历史记录，并将她确立为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民族身份和民族建构的核心英雄人物。

苏联记忆场所（places of memory）的去殖民化

贝库斯（Bekus）和梅杜耶娃（Medeuova）认为,“对哈萨克民族精英来说，重新命名街道并消除旧的记忆场所是实现阿斯塔纳城市空间民族化的有效工具”。这种后殖民主义视角同样可以应用于全国范围内的去苏联化进程。1997年在阿拉木图建成的摩尔达古洛娃和马梅托娃雕像尤其体现了这一种后殖民主义的做法，即收回苏联意识形态下的“记忆之场”，并将其纳入新的哈萨克斯坦意识形态项目。显而易见的是，这两位女性的名字都是用西里尔字母的哈萨克语拼写的：Әлия/Äliya和Мәншүк/Mänshük，而没有使用对应的俄文书写。在摩尔达古洛娃和马梅托娃的雕像上，没有关于“苏联英雄”的铭文，仅有batyr qyzdar（哈萨克语中的“女英雄”）的标志以表明其英雄地位。

从后殖民视角来看，摩尔达古洛娃和马梅托娃在独立后被塑造为民族楷模的现象，折射出新政权的民族化野心，但其通过改造记忆之场实现公共记忆民族化的方式，则延续了苏联时期的纪念战略。正如丹尼森（Denison）所指出的，建造纪念碑和通过其他方式使国家在公共空间中占据象征性的主导地位，是社会主义阵营用来巩固现任政权合法化性的重要政治工具。因此，纪念碑的去殖民化实践，在本质上延续了，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加强了苏联政权的国家合法化路径。

作为国家合法化手段的纪念活动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当权者重塑公共空间的做法延续并强化了苏联时期的国家身份建构方式。正如亚当斯（Adams）和鲁斯泰莫娃（Rustemova）所指出的，乌兹别克斯坦的群众性表演已经“从普通的音乐会演变成真正的盛会”一样，自独立以来，哈萨克斯坦各地涌现出许多纪念摩尔达古洛娃、马梅托娃和其他二战的哈萨克裔苏联英雄的雕像和纪念碑，这些现象证明了公共空间治理模式的演进。

1960年，阿克托别市（摩尔达古洛娃的出生地）市中心建起了她的半身雕像，该雕像在城市中具有核心地位。1985年，该市还落成了摩尔达古洛娃纪念馆。她出生的村子被并入了一个以她名字命名的集体农场，其出生房屋也在1966年前被挂上了一块纪念牌匾。

除此之外，自2005年以来，阿克托别的两条主干道的交叉口还矗立着一座巨大的纪念建筑群。建筑群的中心是摩尔达古洛娃，颠覆了阿拉木图雕像中持枪行军的战斗姿态。雕像后方的背景是青铜浮雕，描绘了哈萨克斯坦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人物。这些人物大致按时间顺序排列：左边的浮雕描绘了斯基泰弓箭手、骑马的战士，以及哈萨克的民间英雄和领袖库尔曼加齐（Qurmangazy）和阿布赉（Abylai）；右侧以1916年的反殖民起义为开端，其中夹杂了齿轮和其他象征技术与进步的符号，接着是一组二战士兵群像；最后，场景定格于一群人在和平的氛围中站在阿斯塔纳的巴伊杰列克观景塔前。

将哈萨克裔的摩尔达古洛娃置于哈萨克斯坦不同时代历史场景的背景下，使人意识到哈萨克人在二战乃至苏联统治时期的经历，仅仅是哈萨克斯坦历史的一部分，进而确立哈萨克族在国家历史中的首要地位。这种历史话语的强化，与2014年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的“哈萨克人在1991年之前从未有过国家”言论形成微妙对话。事实上，早在普京发言之前，哈萨克斯坦已经将这种百年叙事纳入其公共空间当中。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将摩尔达古洛娃的遗产升格为民族建构和国家合法化项目的一部分，其融合了实体空间和话语修辞，超越了纪念碑和纪念场所等物质维度，还包括了群众性表演和持续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例如，在地区层面，为纪念2005年摩尔达古洛娃诞辰80周年，阿克托别市不仅建成了上述纪念建筑群，还在布拉克村和以她名字命名的集体农场中心举办了表演。更具象征意味的是，伴随阿莉娅地区爱国主义教育中心的开幕，该村正式从阿尔派赛更名为阿莉娅。

这些哈萨克文化的庆祝活动与对摩尔达古洛娃的纪念活动结合在一起，融入了官方的民族建构战略。然而，尽管这些庆祝活动（主要在地区层面开展）得到了国家的认可，但其组织、安排甚至倡议都不是阿斯塔纳单方面决定的。2005年的盛大纪念活动、对阿克托别及其周边面向大众的公共记忆场所的去殖民化和重新利用，都是通过一个总部位于阿克托别的非政府组织Qos Shynar的倡议实现的。

2017年我对该组织的领导人拜德尔别克·加利姆扎（Galymzhan Baiderbes）进行了采访。他讲述了他为了让公众记住摩尔达古洛娃和马梅托娃所做的努力，如给地区报纸《阿克托别新闻》写信，接触地方长官，参与其他宣传活动等，由此来唤起公众和官方对这些苏联士兵遗产的关注。最终，当时的行政长官萨金迪科夫·叶列乌辛（Yeleusin Sagindykov）决定批准纪念方案。2005年对摩尔达古洛娃的纪念活动，正展现了政府对公众的回应。尽管可能需要阿斯塔纳的最终批准，但这个例子表明，在确定纪念活动的主题和范围上，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比亚当斯和鲁斯泰莫娃所总结的更加具有双向性和互动性。

地方官员对地方活动家的回应加强了公民对国家的认同，这些活动有助于建立和维护这些苏联时期的英雄在哈萨克斯坦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官方的民族身份叙事的日常呈现为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共同的参照点。

 摩尔达古洛娃和马梅托娃的名字经常出现在纪念5月7日和5月9日的活动中。例如，在2005年5月6日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的讲话中，纳扎尔巴耶夫将摩尔达古洛娃和马梅托娃称为“英勇战斗的哈萨克人”，特别是“哈萨克人民光荣的女儿”。同样，在5月7日庆祝祖国保卫者日的电视直播阅兵式中，当女子方队经过主席台时，广播员描述她们“继承了哈萨克人民光荣的女儿阿莉娅·摩尔达古洛娃和曼舒克·马梅托娃的英雄传统，与男子平等地履行其军事职责”。哈萨克斯坦胜利日纪念活动的开始与俄罗斯5月9日胜利日纪念活动的开始象征性地分离开来，并将摩尔达古洛娃和马梅托娃的纪念日改到5月7日，凸显了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对胜利日和在二战中做出贡献的哈萨克斯坦英雄的官方主张。

通过女性英雄构建性别化的国家形象

尽管哈萨克斯坦不乏纪念二战男性英雄的纪念碑，但对摩尔达古洛娃和马梅托娃的关注是引人注目的。在哈萨克斯坦，这些女性士兵被赋予了非性别对立的女性身份。在克里洛娃（Krylova）看来，这种身份特征是在1941－1945年二战动员期间形成的。苏联时期的女性社会身份延续到了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形成了鲜明对比。乌兹别克斯坦将母亲身份作为女性的首要公民任务，即使在战争期间也是如此，塔什干的哀伤母亲纪念碑就是一个例子。蒂尔（Till）指出，战争纪念馆和士兵纪念碑，将被纪念者塑造成为“为保卫祖国和脆弱公民而牺牲的国家烈士。哈萨克斯坦在后苏联时期的纪念碑也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些人物是在争取国家主权的长期斗争中牺牲的民族英雄。

从古至今，女性战士都是哈萨克斯坦官方历史叙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哈萨克斯坦国家构建其民族神话的核心。在某种程度上，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对摩尔达古洛娃和马梅托娃因保卫国家而表现出的英勇行为的赞扬，借鉴了苏联时期反父权制的信息以及对哈萨克人的战争贡献的女性化描述。它还延续了斯大林主义强调孤独女战士的做法，淡化了对女性在战争中所扮演的其他角色的认可。然而，官方对摩尔达古洛娃和马梅托娃的关注带有明显的哈萨克民族色彩。阿拉木图纪念碑的象征意义尤其显著，它不仅在物理上占据阿拉木图公共空间的中心位置，而且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它还占据了此前一直是苏联政治意识形态终极体现的空间。

用摩尔达古洛娃和马梅托娃的雕像取代列宁的雕像，代表哈萨克斯坦官方确立了一种可接受的女性气质，这种气质超越了妇女在民族建构神话中经常扮演的象征性的母亲角色。女性雕像传达并强化了社会所期望的性别角色。基于对摩尔达古洛娃、马梅托娃和哈萨克斯坦历史上其他女性的赞扬，哈萨克斯坦确立了一种完全没有母亲身份的女性特质。摩尔达古洛娃和马梅托娃都死于战斗，没有生育也没有结婚。其他被纳入哈萨克斯坦当代民族历史叙事的妇女也因其勇敢捍卫哈萨克民族和哈萨克价值观免受外来压迫方面而受到赞扬。这些女英雄的呈现方式进一步强化了哈萨克民族价值观中的女性形象。例如，阿托别克医学院有一个专门介绍曼舒克·马梅托娃的小型博物馆，当人们进入博物馆后，首先看到的是是一幅以九名女性为主题的大型画作，标题为哈萨克语“QyzybatyrEl–ulyEl”（拥有女英雄的国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这幅画的呈现方式类似于2015年在阿斯塔纳开放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武装部队军事历史博物馆的壁画。后排的女性是15至18世纪的人物，她们在哈萨克传说或历史文本中被描述为勇敢、意志坚强的妇女，是哈萨克民族的核心人物。前排的女性代表了哈萨克女性英雄的现代时期，中间是摩尔达古洛娃和马梅托娃，左侧是利亚扎特·阿萨诺娃（Lyazzat Asanova），右侧是希乌阿兹·多斯潘诺娃（Khiuaz Dospanova）。

这些现代英雄代表了哈萨克人民面对非法的外部权威时，表现出的勇气和牺牲。利亚扎特·阿萨诺娃在这四名年轻妇女中非常突出，因为她在1986年12月在阿拉木图举行的十二月事件抗议活动中丧生，当时年仅16岁。这场抗议活动目的是反对一位非哈萨克人担任哈萨克斯坦第一书记。她的牺牲是如今哈萨克斯坦官方承认并纪念的少数几起该抗议活动中的死亡事件之一。相比之下，希乌阿兹·多斯潘诺娃在二战中为苏联而战（像摩尔达古洛娃和马梅托娃一样）。然而，她并没有被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直到2004年她被授予“哈萨克斯坦人民英雄”的称号后，她的事迹才开始进入公众意识。

此后，摩尔达古洛娃、马梅托娃和多斯潘诺娃经常被放在一起纪念，正如阿克托别医学院的壁画一样。而更引人注目的纪念方式发生在乌拉尔斯克。乌拉尔斯克是马梅托娃的家乡，1988年，该市市中心的一个公共广场上建立起了一座纪念马梅托娃的苏联英雄纪念碑。2017年，当地宣布用“哈萨克人民光荣的女儿”雕像取代这座雕像。2017年6月24日，新纪念碑揭幕，马梅托娃、摩尔达古洛娃和多斯潘诺娃三位二战女英雄的形象取代了马梅托娃的单人雕像。

公共记忆的工具化

更换纪念碑在象征意义上重构了马梅托娃的遗产，以及她在乌拉尔斯克的公共记忆的构建方式，将其从一个地方英雄的叙事转变为更广泛的哈萨克斯坦历史叙事的一部分。因此，该纪念碑不再作为地区层面的公共记忆场所，而是作为日常民族主义场所，其作用是在地区层面推广起源于阿斯塔纳的民族建构话语。纪念碑由国家预算资助的事实支持了这一观点，即它反映了官方利益。这与阿莉娅·摩尔达古洛娃纪念建筑群和阿克托别的英雄巷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最初都是由当地社区成员倡导，然后才获得了国家支持。

尽管在纪念这些英雄的方式上，官方利益和民间利益之间存在表面上的脱节，但其内容却较少受到争议。巴燕·摩尔达古洛娃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认为保持对阿莉娅·摩尔达古洛娃的记忆鲜活如初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激励青年、培养后代爱国主义。她解释说，用新的三位二战女英雄的雕像取代乌拉尔斯克的马梅托娃雕像是专门为了提高年轻人对其的认知度。为哈萨克人的后代创建或重塑这些纪念碑是完全符合官方叙事的，普通公民与这些纪念碑的互动也证明了这一点。

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普通市民都在与城市的互动中使用和重塑公共空间和爱国符号。2008年，阿莉娅·摩尔达古洛娃纪念碑在阿斯塔纳落成的同时，它所在的一条街道从五月九号街更名为阿莉娅·摩尔达古洛娃街。一名来自阿斯塔纳但原籍是阿克托别的受访者讲述了她对这一更名的理解：摩尔达古洛娃街从胜利大街延伸，延伸至和平街，最终在共和国大街结束。换句话说，从二战的胜利（部分地归功于摩尔达古洛娃的努力）开始，哈萨克斯坦进入了一个和平时期，最终建立了独立的哈萨克斯坦。虽然这只是一种趣闻，但这个故事再次证实了记忆场所和日常民族主义场所在强化国家认同方面的作用，甚至以国家可能没有预料到的方式展开。

结论：对二战记忆的重新建构与宣示主权

哈萨克斯坦通过纪念碑和其他记忆场所部分地将摩尔达古洛娃纳入官方公共记忆，突显了二战和苏联经历对于在话语中确立哈萨克斯坦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重要作用。通过吸纳苏联的哈萨克裔英雄，并将其作为哈萨克斯坦价值观和哈萨克斯坦国家独立的象征加以赞扬，该国某种程度上正在以苏联为基础增强其权威的合法性。

在宣示对这些经历的所有权同时，哈萨克斯坦政府也在挑战俄罗斯对于胜利日的霸权。俄罗斯将5月9日作为一个国家节日（意味着俄罗斯的专属）。但哈萨克斯坦政府没有接受这种说法，也没有像土库曼斯坦那样努力减少对苏联经历的记忆，特别是与二战有关的记忆，而是雄心勃勃地将对苏联胜利的承认和纪念纳入其国家历史。它通过维持和激发哈萨克人对俄罗斯纪念活动的兴趣实现了这一目标。苏联之所以强调摩尔达古洛娃英勇事迹，不仅仅因为她是被授予了“苏联英雄”称号，还因为她是“列宁格勒的女儿”，突出她既在列宁格勒围城期间在这座城市度过青春，又为保护这座城市而牺牲。因此，当代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官方都对她的英勇事迹进行纪念。哈萨克斯坦独立以后，圣彼得堡不仅保留了纪念摩尔达古洛娃的纪念碑和遗址，而且俄罗斯人和哈萨克斯坦人还合作建立了新的纪念碑，这说明纪念碑在构建国际权力关系中可以发挥象征性作用。

虽然摩尔达古洛娃并非唯一一位被重塑的二战“英雄”，但她无论在苏联时期还是在后苏联时期的纪念活动中都占有突出地位。与马梅托娃相比，摩尔达古洛娃始终是国家主导的纪念活动的前沿人物。尽管阿斯塔纳分别于2014年和2017年建造英雄碑以纪念两位二战时期的男性英雄，但对摩尔达古洛娃和其他二战女英雄的纪念活动具有普遍性和一致性，表明了苏联时期对女性战士身份的构建在当代哈萨克斯坦的连续。这与其他中亚共和国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展现了传统化的性别角色，更倾向于那些“代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男性气概”的英雄。在哈萨克斯坦，不仅有民族“伟大儿子”的传说，还有“伟大女儿”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