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颜棋 编译
【文献来源】Radovanović, M., Filipović, S. & Andrejević Panić, A. Sustainable energy transition in Central Asia: status and challenges. Energ Sustain Soc 11, 49 (2021). https://doi.org/10.1186/s13705-021-00324-2
摘 要
研究背景：本文旨在深入探究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可持续能源转型的实施状况。当前关于这些国家能源转型的实证数据与科学研究文献仍然较为匮乏。但需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国家具有优越的资源禀赋——部分属于能源出口国，且所有国家均处于重要能源过境枢纽地位。为实现研究目标，本文通过三个方面展开分析：能源政策解读、监管框架评估，以及国际能源机构制定的关键指标监测体系构建，以此确立重点领域并持续追踪转型进程。
研究方法：本项定量分析采用下列方法体系：数据相关性测量（皮尔逊相关性检验）；主成分分析（旋转方法：经Kaiser标准化的Oblimin法）；KMO抽样适切性量数、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及t检验。定量分析覆盖时段为1990-2018年，但某些特定案例也使用了2019或2020年的数据。
研究结果：通过政策文本与实证数据分析表明，中亚国家的可持续能源转型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核心症结体现在：1）系统性监管框架的缺失；2）能源转型受制于能源供给保障目标框架，完全未考虑可持续性要素；3）即便作为能源出口国的样本国家，亦未展现出推进可持续能源转型的战略主动性。
研究结论：综合分析表明，中亚国家的能源转型尚未显现出符合欧盟标准或国际机构规范的发展趋向。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鉴于该地区国家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及其独特的地缘政治格局，动态监测其转型具有特殊战略价值。需强调的是，相关变革对可持续性的影响评估需依赖后验性分析手段。
关键词：可持续能源转型，中亚，政策分析，数据处理，监测优化
一、研究背景
能源部门的转型是可持续发展的优先事项之一。能源产品的粗放式开发、生产及使用模式已造成显著环境破坏，鉴于此，国际社会已启动全球性倡议行动，在能源领域开展和实施能源生产和消费方面的多部门活动。
许多国家已将可持续能源转型列为国家战略文件的核心优先事项，同步推进配套法规制定、融资机制设计、实施过程监测及成果评估管控等系统性制度构建。欧盟作为可持续能源转型与低碳经济转型的核心利益攸关方与引领者，数十年践行该领域改革，并明确制定了2050年前实现气候中和的战略目标——即构建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经济体系。除欧盟外，其他发达国家亦处于可持续能源转型的深化阶段。反观发展中国家，其能源转型大多较为迟缓，且普遍存在数据匮乏、战略文件透明度不足等问题。
鉴于可持续概念的全球性和气候变化问题，所有国家都需要实现可持续的能源转型。就发展中国家而言，能源转型需要审慎考虑政治、技术、社会、文化、历史等多方面影响。既有研究表明，这些国家的能源转型缓慢，主要是由于能源转型对经济和公民社会地位的影响尚不清晰。因此，其政策制定者长期处于两难平衡状态——既需维系本土保护主义，又须做出支持能源转型的纲领性承诺，这种政策张力在部分油气资源禀赋型国家尤为显著，这些国家往往沿袭中央集权管理传统，且作为地缘格局变迁的重要因素影响主体。
本研究旨在基于现有报告与指标分析，系统观测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国情概况及可持续能源转型现状。上述国家在获得独立后（1991年）旋即陷入经济危机，随后经历稳定化调整与经济复苏进程。由于发展初期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其能源效率与环境议题长期处于政策边缘地位——这种发展模式符合初级发展阶段国家的典型特征，该趋势却一直持续至今。即便在苏联解体三十年后，这些国家的能源部门仍呈现三大结构性困境：中央集权式管理体制与管控机制、治理效能低下、以及系统性腐败问题严重。
污染水平居高不下的原因在于基础设施陈旧且缺乏维护（尤以电力部门为甚），鉴于所有国家均属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其能源部门呈现高度技术互联性与系统封闭性特征。能源供给与定价被视作社会政策议题而非能源经济问题。而政府在能源转型决策上行动迟缓，则源于对潜在社会经济震荡引发治理失序与权力失控的深层忧虑。能源资源禀赋丰厚的国家转型阻力尤为突出。更值得警惕的是，在多数资源型国家监管框架欠完善的背景下，“资源诅咒”风险系数显著攀升。
该地区国家虽具备可观的可再生能源开发潜力，但因政治壁垒、资金约束、技术瓶颈及社会认知障碍，致使其可再生资源开发程度严重不足。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作为能源转型成功的先决条件之一，在中亚各国的推进力度参差不齐：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已迈出市场化转型步伐，塔吉克斯坦处于跟随阶段，而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则明显滞后于转型进程。
可持续能源转型是一项涵盖经济、金融、社会、环境、技术、制度及地缘政治等多维度的复杂性系统工程。其成功实施需构建包含形式判断、路径规划、情景推演等环节的完整分析框架，并开发适配的监测评估体系以追踪实施成效。本文主要目标在于通过对现有数据的分析，深入了解中亚地区可持续能源转型的现状，重点识别特定约束条件下最具转型驱动力的关键要素，最终提出政策与方法建议。
研究样本涵盖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政策文本分析通过系统梳理既有官方文件与研究报告展开。基础数据主要源自国际能源署（IEA）2015年发布的《非IEA成员国能源政策：东欧、高加索及中亚地区》的深度解析，并通过补充性科学文献与研究报告的实证观察予以完善。
中亚国家缺乏完善且标准化的统计数据库，导致其官方数据数十年来存在两大困境：公众普及性极低，且因数据矛盾导致可信度存疑。基于此背景，欧盟通过国际油气运输计划（INOGATE）——作为欧盟委员会历史最悠久的合作计划之一——向11个国家（含中亚诸国）提供能源发展多领域技术援助，其中包含能源统计体系的建设。在上述国家引入标准化能源统计体系的主要目的在于支撑科学的能源转型规划与监测机制建设，这为本文研究的理论建构与实证分析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数据处理采用以下多元统计方法：数据互相关性测量；皮尔逊相关系数检验；主成分分析（旋转方法：经Kaiser标准化的Oblimin法）；KMO抽样适切性量数、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及t检验。定量分析主要涵盖1990-2018年时段数据序列，但某些特定案例也使用了2019或2020年的数据。
数据处理涵盖10项指标数据体系，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界定标准，前三大核心指标被确立为衡量能源转型效果的关键参数：
1.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千克二氧化碳/2015年不变价美元）；
2.电力碳强度指数（2000年基准值=100）；
3.终端能源消费中可再生能源占比（%）。
其余7项指标包括：
1.单位GDP能源强度（兆焦耳/美元，2011年购买力平价）；
2.工业能源消耗碳强度（克二氧化碳/兆焦耳）；
3.工业终端煤炭消费量（千吨油当量）；
4.人均电力消费量（兆瓦时/人）；
5.交通领域石油产品终端消费量（千吨油当量）；
6.能源净进口量（百万吨油当量）；
7.人均GDP购买力平价（现价国际美元）——该指标用于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鉴于中亚国家均属发展中国家，其政策优先性必然受此条件制约。
人均GDP购买力平价指标（现价国际美元）通过查阅世界银行数据库获取，而其他指标则通过查阅国际能源署数据库获得。
通过应用选定的探索性方法，本研究确定了各项指标的历史演变趋势、选定指标间的相关关系，并对所应用方法的可靠性进行了评估。
二、研究过程
（一）能源政策概述
所有中亚国家均为苏联加盟共和国，并在其解体后走上了独立发展道路。20世纪90年代，这些国家普遍经历了全方位危机冲击，随后逐步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各国根据国情选择了差异化发展路径。为此，各国均制定了能源部门发展的特定政策，其中2020年为数据可获取的最新基准年份。政策梳理的主要目标可归纳如下：
1.确定国家层面是否存在覆盖能源与气候变化政策的战略文件；
2.界定能源市场自由化及能源价格形成机制的现状；
3.对投资环境进行简要评估；
4.梳理中亚国家间合作机制的有无，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情况。
哈萨克斯坦是能源产品的净出口国，主要能源是天然气和煤炭，且已探明储量可观。除拥有丰富的化石燃料资源外，该国还拥有全球约20%的铀矿储量，其太阳能开发潜力预估达350万太瓦。哈萨克斯坦可持续能源转型的核心目标聚焦于电力领域——在确保满足国内电力需求的基础上，着力推动占主导地位的火力发电厂技术改造升级，并实施向清洁煤炭技术转型战略。当前该国正持续推进自由电力市场及现货市场建设。研究表明，在哈萨克斯坦实现100%可再生能源供电系统具有在技术与经济上的可行性，但首先有先决条件，即其自身的政治意愿及对外国投资者的全面开放姿态。
与哈萨克斯坦形成鲜明对比，吉尔吉斯斯坦缺乏丰富能源储备，且自苏联解体以来未能实现充分经济发展。因此其贫困率仍居高位（22.4%），致使能源转型难以成为优先事项。该国约90%的天然气和石油依赖进口，电力生产主要依托水力发电，但存在设备老化且维护不足的现状，间歇性停电事故频发，且近期尚无明确投资规划。2010年政府为降低电力进口依赖度而做出的煤炭产量四倍提升决策，虽在保障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作用，却以高污染为代价，使可持续能源转型严重受阻。尽管如此，该国仍在尝试推进能源转型：2020年3月批准实施《2020-2022年中期电价政策》，旨在实现电力、供暖和热水价格成本合理化的同时保障弱势群体能源可及性；计划推动煤炭行业私有化改革；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吉尔吉斯斯坦分公司（隶属俄气集团）已制定截至2030年的天然气领域投资计划。
塔吉克斯坦虽坐拥可观能源储备，但其能源领域稳定性仍面临重大挑战。该国电力生产主要依赖水力资源开发，而基于社会因素考虑，电价长期低于实际成本（其电价补贴水平位居世界前列），且农村地区存在持续性供应缺口。塔吉克斯坦能源基础设施普遍陈旧，且长期供应中断事件频发（尤以冬季为甚）。该国自2013年乌兹别克斯坦实施断供后已大幅削减天然气进口规模，转而将石油供应占比提升至约78%；电力、石油及天然气行业现仍完全国有化。能源领域投资环境虽显现改善迹象，本可吸引潜在投资者入局，但整体环境仍欠佳。能源领域研发资金投入目前较低。
土库曼斯坦海陆天然气总储量位列全球第四，仅次于伊朗、俄罗斯联邦与卡塔尔。油气出口占其总出口量的85%，这也解释了为何这个中亚国家能深度参与全球能源市场。该国通过总长约4000公里的天然气管道系统（经俄罗斯联邦与乌克兰）与欧盟形成能源联通；其电力生产完全依赖天然气发电。尽管经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但近年来在吸引外资领域取得显著进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TAPI天然气管道项目（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四国合作，2015年启动）不仅显著提升了区域能源供应安全，更成为中亚国家开展地缘外交的战略合作典范。土库曼斯坦化石能源储量丰富，具备可观开发潜力，但反而迟滞了可再生能源投资领域的发展进程。土国能效与可再生能源相关立法尚处初级阶段（其在2012年《国家气候变化战略》中的优先级较低）；天然气燃除（石油开采伴生的天然气燃烧）是该国最严峻的环境问题之一，但官方数据长期缺位。尽管自2013年起能源价格补贴有所缩减，但仍对市场化改革构成阻力。当前投资环境虽不断改善，却仍受制于法规透明度不足的掣肘。
乌兹别克斯坦与里海沿岸诸国相似，拥有可观的油气资源储备，在油气领域实现完全自给，但电力供应体系却面临严峻挑战。该国曾通过独特的中亚联合电网获取电力（直至2009年脱离该体系），此举造成的深远影响至今仍制约其区域发展。此后乌国仅从吉尔吉斯共和国进口电力（以水资源供应为交换条件），而吉尔吉斯自身也面临供电稳定性问题。乌兹别克斯坦全国能源产业实行高度集权的国有化运营模式。与中亚地区多数国家相同，乌国政府实施电价补贴政策，定价远低于实际成本。外国投资虽已进入乌国市场，但仅限于合资企业形式，目前尚无公开的盈利性数据披露。该国虽于2013年颁布《鼓励替代能源发展措施法令》，但实质性推进工作仍显迟缓。
由亚洲开发银行注资3500万美元重建的中亚联合电网体系（连接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四国），是改善区域供电安全最具标志性的投资举措。该项目将通过电力输出国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与巴基斯坦及阿富汗实现电网互联，大幅提升覆盖广袤地域的缺电区域（尤以冬季为甚）——特别是农村地区消费者的电力供给水平。项目预计于2023年底前投入运营。
中亚诸国在可再生能源开发、能效提升及气候治理领域尚未形成具有规模效应的投资数据记录。所有中亚国家均实行能源国有化管控，向开放市场转型仅有过渡的尝试。其原因可能归结为两点：
（1）开放能源市场可能招致外国寻租型企业（政策制定者在政治、社会及经济层面均难以接受）；
（2）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及民用能源成本上涨（政策制定者与大众在社会接受度层面皆存抵触）。
（二）数据处理
能源政策与气候治理（及其他关联政策）的制定、实施及过程管控属于复杂系统工程，决策层亟需获得数据支撑及分析成果的支持，以制定发展战略并开展时效性监测。数据处理的主要目标如下：
1.界定特定数据间的相关性；
2.提出契合中亚国家国情的可持续能源转型监测评估机制优化建议。
（三）选定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作为能源转型评估最优模型构建的首要步骤，研究团队对选定指标间的耦合效应进行了验证。如表1所示，实证分析揭示出指标间存在显著的双向（正向与逆向）关联特征。需特别说明的是，模型优化过程并不侧重相关性的数值特征或逻辑自洽性，而聚焦于方法论维度的重叠效应判定。
为获取关于指标间统计学显著性相关及重叠效应更精准的解析结论，研究团队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对所有指标开展相关性校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揭示出人均GDP与两项能源转型指标——单位GDP能源强度（-0.978）及单位GDP碳排放强度（-0.933）——存在显著负向强相关。事实上，人均GDP与工业煤炭消耗量（-0.419）呈现出显著负相关，即工业煤炭消耗量的增加会导致人均GDP的降低。此外，人均GDP与电力二氧化碳强度指数（-0.420）也存在高度负相关，表明电力生产消费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会直接导致人均GDP的下降。
研究显示，工业煤炭消耗量与工业碳强度（-0.133）未呈现显著相关性。而工业煤炭消耗量与二氧化碳强度指数（0.520）存在显著正相关，这可能是由于发电用煤所致，但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其95%电力来自生态清洁能源天然气）则不适用此情况。
能源净进口量与终端能源消费占比呈现高度负相关（-0.599），这无疑是值得质疑的分析结果。终端能源消费中可再生能源占比与人均电力消费量（-0.670）存在高度负相关。当前研究数据未明确大型水电站的发电量是否计入可再生能源范畴。
人均电力消费量也与电力指数的二氧化碳强度呈高度负相关（-0.558），这意味着虽然人均电力消费量增加，但二氧化碳排放量却呈现下降趋势。
关于最终能源消费中可再生能源占比的输入数据显示，在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仅处于象征性水平。
三、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中亚国家在可持续能源转型中展现出独特性，并引申出以下结论、政策启示与改进方向（尤其是针对监测机制的优化——此为本文核心议题）。此外，中亚国家在这一转型路径中必将面临直接相关的多重挑战，包括气候变化减缓、能源贫困治理与能源市场自由化。
研究表明，第一主成分由基于GDP的指标构成，包括人均GDP、单位GDP能源强度和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如前所述，由于选取的多个GDP相关指标衡量的是不同维度的总体性特征（如本案例中的情况），GDP的影响成为首个被提取的主成分是合理的。然而，最大的问题在于人均用电量这一指标在第一和第二主成分中均呈现显著载荷。这表明该指标可能存在定义不清晰（或在检验中无法被合理计算），导致其部分归属于GDP解释的成分，另一部分则与样本国家具体能源结构相关的其他成分产生关联。
人均用电量主要与最终能源消费中可再生能源占比存在显著关联性，同时与以下指标呈现相关性：工业领域煤炭消耗量、能源净进口量以及电力碳排放强度指数。在所用模型中，工业碳强度（单位工业产值的碳排放量）与最终消费中的石油产品对整体方差（即模型差异）的解释力最弱。
基于已开展的探索性分析，本研究提出针对中亚可持续能源转型监测模型的优化方案，其核心准则如下：
·关于人均GDP的监测：尽管中亚国家正致力于改善社会经济环境，人均GDP可作为监测指标，但仅限辅助性使用（因其无法直接反映能源转型进程）。
·GDP衍生指标的使用限制：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与单位GDP能源强度需纳入监测，但二者禁止联合使用或构建综合指数，因其存在高度重叠（共线性），方法论上存在缺陷。
·人均用电量指标的特殊处理：需深入探讨人均用电量引发方法论问题的根源。该指标虽对能源转型至关重要（因其与多数其他指标存在显著重叠），但多重共线性导致其方法失效。鉴于中亚各国均将电力供应安全列为优先事项，建议将其独立使用，避免与其他指标混合分析。
·国际能源署（IEA）方法论的局限性：现行IEA框架未涵盖两类对中亚能源转型评估至关重要的指标：能源贫困、能源基础设施稳定性、家庭能源支出占比。上述指标是中亚能源转型的核心关切，但未被IEA方法论覆盖，需建立区域性补充监测体系。
完善能源转型监测体系对中亚国家而言势在必行，但挑战尤为严峻。本研究采用IEA数据，明确指出上述国家均缺乏可靠的能源统计体系。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各国亟需通过以下措施应对可持续能源转型的障碍：
1.优化本土能源统计系统（涵盖数据采集、质量与透明度）；
2.培养专业数据分析人才：通过教育及培训使其掌握数据处理、建模与预测能力，同时运用现代分析工具，并将其纳入政策决策流程。
首先，中亚国家的能源资源开发与能源消费问题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尤为复杂，因为能源活动与气候变化紧密相关。目前，关于该地区导致气候变化的气体排放问题仍缺乏可靠数据。然而，基于本文分析的数据可得出以下结论：直到2000年，该区域所有国家均经历显著的经济停滞甚至衰退；此后逐步复苏，其中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恢复态势最为明显。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作为低收入国家（GDP指标偏低），其经济、工业与交通发展水平较低，间接表明这些国家并非且无法成为气候变化的显著排放源。本文采用的碳排放数据同样证明上述结论。此外，该地区国家普遍使用水电站发电，而农村家庭则依赖天然能源（如生物质燃料）。就哈萨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而言，其能源结构以环境友好型天然气为主导。哈萨克斯坦还开发了核能（其利用过程不产生气候影响）。煤炭开采在哈萨克斯坦规模最为突出，因此该国被视为气候变化行动需重点关注的对象。
尽管受调研国家国情各异且能源转型意愿不同，但必须强调中亚各国需重点考虑的核心气候变化缓解政策，其中关键因素包括：家庭能源消费模式转型、消费者行为模式革新、消除贫困家庭转型障碍、破除减缓气候政策落地的经济、制度、社会壁垒，以及配套金融支持工具的开发。
基于现有数据与分析结果，能源贫困问题（作为普遍贫困的特征之一）在中亚地区凸显，尤其集中于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尽管土库曼斯坦与哈萨克斯坦作为能源资源丰富的国家，其部分群体仍面临能源贫困。所有国家中特定人口面临的核心困境是能源的可及性。这主要归因于：地域辽阔且偏远地区众多；苏联解体后中央电网供应的中断遗留问题。为解决该问题，各国正推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总体而言，缓解能源贫困的基础性措施建议如下：控制能源产品定价、提高家庭能源使用效率、利用本地可用可再生能源和增加家庭收入。然而，中亚国家现有的战略文件显示，其长期发展优先事项是支持农村地区能源供应覆盖、电网稳定性提升和预防供电中断，而非上述措施。
中亚国家的决策者已通过对国内市场的全面管控介入能源贫困治理。尽管能源市场自由化被纳入法规框架，但实践中尚未落地。当前能源市场呈现垄断性结构，能源价格受国家高度补贴，任何针对居民用户的能源涨价动议均遭遇了决策层的阻力与社会性抑制。中亚政策制定者实施能源政策时，需综合考虑以下因素：历史遗产、社会政策，以及最重要的是能源市场自由化的潜在负面效应：能源贫困加剧风险（引发经济社会连锁负面影响），经济竞争力衰退，以及外资寻租企业监管失控风险（因部分国家机构能力薄弱）。中亚国家特有的封闭传统、国家主导型政策与外资低接纳度也进一步制约了能源转型。尽管出现开放迹象，但能源领域外资投入规模仍显著低于资源潜力。基于上述复杂背景，现行集中式能源市场的现状可被视为中亚国家可持续能源转型的合理框架。
四、研究结论
定量分析表明，根据IEA方法，可持续能源转型效果可通过基于GDP的指标进行最有效衡量，尽管这些指标间存在显著重叠性，故不能联合使用。第二组独立的组成部分由经济体能源使用类型与方法描述性指标构成。然而，研究结果揭示了人均用电量指标的应用困境——因其在前两个主成分中均呈现高载荷重叠性。此问题根源可能在于：指标定义模糊（或在监测上的计算缺陷），部分归属于GDP解释成分，部分归属于的能源结构成分，具体体现在样本国家具体能源来源差异。这一发现实质上佐证了中亚国家的现行政策逻辑，即将电力供应保障定位为社会政策与能源贫困治理议题，而非严格意义上的能源转型问题。
在1990年研究初期，中亚各国所有指标均处于不利水平。其中：人均GDP方面，乌兹别克斯坦最低（2493.49美元/人），塔吉克斯坦增幅最小（1990年为2641.59美元/人，至2020年仅增至3858.42美元/人）；单位GDP能源强度方面，1990年乌兹别克斯坦最高（30.6兆焦/美元），土耳其最低（3.5兆焦/美元），而2017年底，中亚各国数值均下降（如乌兹别克斯坦降至7.2兆焦/美元；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方面，土耳其与德国低于0，且中亚各国呈下降趋势，吉尔吉斯斯坦降幅最大（1990年4.3千克二氧化碳/美元→2018年1.4千克二氧化碳/美元）。
分析表明，大量指标间存在高度相关性，如单位GDP能源强度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工业煤炭消费量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中部分相关性缺乏逻辑性支撑，因而在方法论上存疑。
【编译者简介】
孙颜棋，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
【校对者简介】
廖雨倩，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
【兰州大学中亚及周边动态编译团队】
兰州大学中亚及周边动态编译团队，依托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聚焦区域与国别时政动态和学术前沿，通过编译、分析与传播，促进人才培养，强化学科交叉，推动中亚及周边区域国别学的深度发展。
本文编译仅供学术参考，文中观点不代表发布机构和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