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Emir Kulov, “March 2005: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s a Catalyst of Protests,”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27, Nos.3-4, 2008, pp.337-347.
【作者简介】埃米尔·库洛夫（Emir Kulov），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中亚美洲大学国际和比较政治学系博士。
【内容摘要】 通过从长期和短期两个方面分析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本文着重分析了选举的触发效应，这些效应为反对派领导人表达不满提供了政治机会。在“颜色革命”中，形成“动员”（mobilization）的框架包括以下因素：作为触发因素的“被窃取的选举”（stolen elections）；继任危机与权力基础不统一对当前政权的削弱；政权的“半独裁性质”；尽管意见不同却能团结一致的反对派；潜在的重要国际因素。关于“被窃取的选举”如何转化成大规模示威、继任危机如何转化成现任领导者的失败以及外国案例如何外溢等问题的具体机制及结果目前尚不明确。本文还探讨了“被窃取的选举”与“被操纵的选举”（manipulated elections）的影响以及二者的区别。
一、研究背景
“郁金香革命”被用来特指2005年3月发生在吉尔吉斯斯坦推翻前总统阿卡耶夫的社会运动。然而，在大多数西方学者的研究中，这一运动被视为一场对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发展有利的事件，甚至一些人将其看作前社会主义地区“颜色革命”的又一典型样板。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吉尔吉斯斯坦的社会运动轨迹与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存在明显差异。既有研究往往将关注重点放在非正式组织方面，这种视角并不能完全解释这场“郁金香革命”。本文从2005年3月的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入手，通过界定“被窃取的选举”与“被操纵的选举”的概念定义及区别，考察了“被操纵的选举”成为抗议运动导火索所需要的社会与政治条件，进而得出议会选举与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发生更迭的因果机制。
埃米尔·库洛夫认为，吉尔吉斯斯坦的议会选举并不属于“被窃取的选举”，而属于“被操纵的选举”。也就是说，相较于乌克兰的总统选举（乌克兰大选最后一轮投票结果尤先科以11%领先，而最后宣布获胜的却是亚努科维奇，但他仅有3%的票数，因此被认为是“窃取”了选举结果——编译者注），吉尔吉斯斯坦的议会选举并非有人窃取选举成果，而是操纵行为贯穿整个选举过程，例如购买选票、利用国家资金给予特定政治力量支持、限制反对派候选人提名资格等方式来“操纵”选举。“被操纵的选举”出现后，加之特定的政治社会因素，引发了后续的抗议运动。
二、主要内容
本文首先对研究问题进行介绍，批判了既有研究将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做同质化研究的做法。文章认为，吉尔吉斯斯坦不仅在“郁金香革命”后民主程度没有提升，而且就连引发抗议活动的导火索也与另外两个国家不尽相同。
作者将“后共产主义国家”分为三组：第一组为东欧国家，这些国家较为平稳地完成了民主转型；第二组为俄罗斯、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和除吉尔吉斯斯坦之外的其他中亚国家，这些国家以稳定的威权著称；第三组是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与吉尔吉斯斯坦，这些国家在威权与民主化改革之间进行平衡。然后，文章区分了“被窃取的选举”与“被操纵的选举”在概念上的区别：“被窃取的选举”指的是某一政治力量或候选人（往往是现任政治精英）对选举结果的夺取，而“被操纵的选举”指的是选举过程受到操纵。作者举了几个选举没有被“窃取”却被操纵的国家，如肯尼亚（2007）、墨西哥（2006）、阿塞拜疆（2003、2005）。不仅仅“被窃取的选举”会引发抗议浪潮，“被操纵的选举”亦如此。
2005年初，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存在大量有关阿卡耶夫总统会想方设法在任期结束后继续执掌政权的担忧与争论。在投票伊始，整个过程还相对平静，然而随着贾拉拉巴德、奥什等南部地区关于选举舞弊的抗议愈演愈烈，吉尔吉斯斯坦逐渐出现了暴力骚乱。骚乱起初主要在吉南部地区蔓延，到后期首都比什凯克也发生了冲击总统府和议会的事件，阿卡耶夫总统携家人逃往俄罗斯并宣称自己不会辞职。许多外部机构都参与了这场选举的监督工作，欧安组织主要关注了抗议活动中的违法现象（如封锁地铁的行为），而北约则严厉谴责选举欺骗并公开表达不满。在这场抗议运动中，原本具有潜在矛盾的诸多反对派组织联合起来，他们推举前总理巴基耶夫作为阿卡耶夫下台后的继任者，原本被阿卡耶夫政权牢牢控制的媒体也开始为政权更迭运动推波助澜。
作者认为，吉尔吉斯斯坦的问题，并不仅是2005年议会选举存在缺陷，还需回溯阿卡耶夫的执政历程。在阿卡耶夫刚刚担任吉尔吉斯斯坦领导人时，他就以民主化改革著称，是一位被认为是比其继任者更为“民主”的领导人。然而从1995年的议会选举开始，阿卡耶夫加强威权的做法使其与中亚邻国的领导人越来越相似，2000年的议会选举实际上已经拉开了危机的序幕。
三、结论
最近的选举“革命”案例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对竞争性或软性威权政府（competitive or soft authoritarian regimes）选举的研究兴趣。然而，它们通常只是作为一系列“有利”条件的一部分被研究，这些“有利”条件为抗议活动提供了便利，并带来了“成功”的抗议结果。本文认为，为了理解选举“革命”的本质和原因，如“郁金香革命”，则必须研究选举与抗议的因果关系以及与其他条件的关系，或选举与抗议发生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关系。选举舞弊所引起的一些进程，例如抗议和动员，基本上可以归咎于政权类型和为其提供便利的其他条件。
“被窃取的选举”模型为“被窃取的选举”如何引发抗议并影响其结果提供了有趣且概念上有用的假设。这种模式主要适用于少数情况，特别是选举结果被窃取从而导致革命抗议的情况。然而，它的假设，如“被窃取的选举”为制造不满和团结反对派提供了有利环境，仍可用来解释由于公然操纵选举过程而引发的抗议。因此，从概念上讲，该模型可以被进一步优化，以解释导致选举抗议的其他类似原因，这些原因是影响抗议结局的重要解释因素。
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的例子清楚地说明，操纵选举，不仅指伪造选举结果（它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被操纵的选举的一部分），而且选举舞弊事件也可能导致成功的抗议结果。然而，只有当它们与特定的社会背景（委屈、不满等）以及政治背景（受限的政治和媒体空间）相关联，上述假设才能成立。
编译：李嘉伟
校对：李兴基
审核：王术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