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雪妮 编译
【文献来源】Claire Wilkinson,“The Copenhagen School on Tour in Kyrgyzstan: Is Securitization Theory Useable Outside Europe?”,Security Dialogue,Vol.38,No.1,2007,pp.5-25.
【编者按】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由于其欧洲中心主义的特征和对话语行为的关注而忽略了物理行动（physical action）等其他要素对安全的影响，同时，欧洲中心主义的特征也使得他们的理论在应用到西方以外的环境中水土不服，通常忽略了当地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所以，如果哥本哈根学派的理论框架想要被认为能够普遍应用，那么它未来的发展道路应该在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叙事方面取得相应进展。
一、安全化理论能摆脱威斯特伐利亚的束缚吗？
（一）研究背景
尽管安全话语在冷战后，尤其是在“9·11”事件后的世界中日益突出，“安全”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在对安全概念进行重新界定的过程中，哥本哈根学派无疑是最成功的学派之一，其核心是将诸如移民、跨国犯罪和国内冲突等新的安全问题及其解决纳入安全分析中，同时避免走向某些学者所提倡的全球或个人的安全概念。该学派在发展“安全化”（securitization）、“部门安全”（sectoral security）和“地区安全复合理论”（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这三个主要概念时，一个主要的动机是，传统的国际关系由于几乎只关注国家和军队，而无法在理论上或经验上适用这些新的威胁。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建构主义对文化和身份的强调，安全研究中对“如何定义安全”（即什么应该以及什么不应该被定义到“安全”的范畴中去）也陷入了争论。安全研究的传统主义者希望继续关注并使用军事力量和国家间政治来定义安全，而非传统主义者则希望通过扩大或深化安全议程来重新定义安全。双方的争论似乎导向了一个僵局：二者之间的对话逐渐让步于“自说自话、各行其是”的态度。正如坎贝尔（David Campbell）所描述的，“北美的国际关系理论曾经占据主流地位，现在，欧陆的批判理论已经对其实现了赶超，前者还在尝试阻碍后者的前进，而后者却已经开始探索新的政治问题了。”
乍看上去，非传统的安全研究方法似乎正在勇敢地向前迈进，从容应对文化和身份等问题。然而，上述类比其实暗含了一个基本事实：北美的理论与欧陆的理论虽然存在差异，但它们的共同点却不容忽视，即它们都是西方发展出来的理论、有着相同的内核。它们均忽略了这套内核是否构成研究安全的最佳方式。很少有人会质疑，西方的国关理论是否是研究国际关系的最佳路径，尤其是对于西欧和北美之外的世界而言，很少有人会考虑西方的理论对于非西方世界的适用性。人们通常假设，西方发展的理论和概念能够、而且确实准确地描述了非西方世界的状况，这充其量只是对精确的社会历史环境进行了粗浅的考虑。
巴里·布赞（BarryBuzan）和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国际关系的“威斯特伐利亚紧身衣”（Westphalian straitjacket），将其定义为“一种强烈的倾向，即认为十七世纪欧洲建立的模式应该定义所有时间和地点的国际体系”。这种现象对国际关系的约束表现在这样一个假设上，即“欧洲”，或者更准确地说，欧美模式的国家及其伴随的政治文化在全球都是有效的。因此，“国家”和“社会”等词的使用具有规范性，假设它们可以直接使用，并且可以用“西方”而不是当地的术语和语境来理解。此外，当理论预期和经验证据不匹配时，国际关系理论那具有规范性质的“威斯特伐利亚紧身衣”就会充当一个“编辑”的角色，它突出与欧美模式的相似之处，重新裁剪以更好地适用于西方的理解，并删除那些被认为与西方模式无关的细节。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非传统的安全方法，尤其是哥本哈根学派的问题在于：是否真的成功摆脱了这种“威斯特伐利亚紧身衣”，即欧洲中心主义的束缚。
（二）研究目标
本文试图批判哥本哈根学派的努力，他们试图创造一种安全的概念化，这种概念化可以囊括“新的”问题，并摆脱威斯特伐利亚紧身衣的欧洲中心主义特征。在对该学派的理论发展进行初步思考后，参照主要概念的批判和实证应用，特别是世俗化，本文的讨论将集中在分析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方法是否能够解释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3月发生的“郁金香革命”。
本文的目标主要有两个：第一，展示如何用哥本哈根学派提供的框架来描述非西方环境中的情况。第二，论证哥本哈根学派理论的优势和劣势，关键是表明威斯特伐利亚紧身衣持续存在的疏忽和假定。然后将利用这种经验问题化来讨论“安全”、“社会”和“身份”等规范性概念在欧美背景之外的适用性，以及制度化的欧洲中心主义问题。
二、哥本哈根学派的语境化
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方法主要集中于三个核心概念——奥利·维夫（Ole Waever）的安全化概念，布赞的部门安全概念中的社会安全，以及将安全综合体的概念扩展和发展到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因此，对哥本哈根学派理论的应用或批评要参考特定的概念。
哥本哈根学派为安全化提供了关键的分析工具，它将代表国家或群体身份等特定对象援引“安全”的过程概念化。安全化将安全定义为“话语行为”，其中“话语本身就是行为”。行为的“安全”部分表示对指涉对象的生存构成威胁。传统意义上，安全的指涉对象是国家。在哥本哈根学派的分析框架内，安全的指涉对象有不同的部门划分，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所有指涉对象的共同点是，这个对象必须被视为面临“一种生存威胁，需要采取特殊措施，并被显著性的观众所接受”。换句话说，它必须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才能被安全化，因为安全化“是一种将政治置于既定游戏规则之外，并将问题界定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或高于政治的行为”。因此，存在成功的安全化和不成功的安全化（当观众不接受所呈现的话语时）。
部门框架的目的是强调基于部门特征关系的特定安全逻辑。就社会安全而言，这意味着“根据身份模式和保持文化独立的愿望”来分析系统，而不是假定国家是指涉对象。当国家丧失合法性的情况下，创造可替代的安全对象是必要的。然而，并不是说对于什么可以构成安全的指涉对象没有理论上的限制。如前所述，身份是社会部门的组织概念，因此，当任何类型的社区将一种发展或潜力定义为对其社区生存的威胁时，社会不安全就会发生。因此，维夫断言称，人们可以平等地谈论“身份安全”。关键是，这里所讨论的身份是集体身份，而不仅仅是个人身份，因此有一个“我们”的身份可以被援引为需要保护，以确保其存在。在欧洲，这些身份单位传统上大多是民族，但也可以是宗教、部落、氏族，原则上也可以是地区或家族。正如维夫解释的那样，无论身份的基础是什么，群体成员都必须有一种共同构成一个实体的感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区……一种“我们是X”的感觉，这对于个人是有价值的。
三、哥本哈根学派和威斯特伐利亚紧身衣
社会指涉对象的构成涉及一种逻辑，该逻辑建立在对社会及其身份的某种规范性理解之上，这表明威斯特伐利亚紧身衣的持续存在。尽管哥本哈根学派明确指出在超国家或次国家层面上的指涉对象是可能的，但前提是在社会界定的边界内建立安全合法性。断言“社会”不同于“社会中的群体”，因为社会具有高度的社会惯性、跨代的连续性，以及更广泛意义上产出规范、价值观和制度的强大基础架构。这一断言实际上存在一个假定，即认为存在于所有西方国家中的（如果确实存在的话）连续性、稳定性和凝聚力在许多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中并不存在。
这种关于社会本质的假定，因倾向于关注欧洲人对身份的固有理解而更加复杂，首先便是民族和族裔群体，以及相应的民族国家和民族自决的思想，这种社会规范性特征在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是不存在的。因此，归因于西方基于威斯特伐利亚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概念来界定和凸显“身份”概念的假设，“身份”和“社会”仍然处于被本质主义者视为危险的境地之中，且认为它们在如何运作与它们的意义之间存在内在联系。结果便是，由于对“身份”和“社会”含义的规范性理解，以及正如将要看到的，话语相对于其他表达形式的特权，社会部门不太能够容纳与国家不平行运作的身份群体。这并不是说潜在的社会参照对象不能在哥本哈根学派提供的理论框架内构建，而是说，我们必须质疑的是，为其构建和安全化提供的标准和机制是否能够容纳对规范性概念的不同解释，而不是自动使用西方的解释和理解。
尽管将身份指定为社会部门的参照对象在理论上具有明显的灵活性，但正是在这里，威斯特伐利亚的紧身衣最具限制性。因为与任何其他部门相比，社会部门更需要考虑地方背景和特殊性，而不是假定存在共性。安全化概念在社会部门的使用进一步增加了风险，对安全化的批评表明，规范的威斯特伐利亚紧身衣继续存在，其形式是对任何安全化发生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固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假定。有两个关键问题：第一，需要在安全化与指涉对象和安全行为者的构建之间建立明确的联系，以避免将安全化视为一个单向和完全线性的过程；第二是话语相对于其他表达方式的特权。
在西方国家，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原则在事实上和法律上能够得到保障，但在非西方国家，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在非西方国家，很大一部分人可能无法用话语来主动或被动地表达社会安全关切。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形式的表达可能——也可能不会——被用来表达安全关切：例如，物理迁移（physicalmigration）或抗议行动。这些行动从逻辑上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社区感觉到了潜在的威胁，并感到有必要采取行动来进行应对。然而，在基本层面上，除非有人用话语来解释所涉行为的原因，否则安全化无法容纳这种身体表达（physicalexpression）。此时，安全化行为者、指涉对象和威胁话语可能会根据安全化框架而产生。因此，在该学派的安全概念中，话语的中心地位为安全分析设定了过于严格的标准。迈克尔·威廉姆斯（Michael Williams）认为，安全化理论如果要充分解决安全实践中的经验解释和道德评价问题，就必须对当代政治传播的媒介、结构和制度有更广泛的理解，这在政治生活对民众不具公开性和参与性且接触纸媒等传统论坛机会有限的情况下尤为重要。因此，有必要考虑，第一，“安全”是通过什么方式表达的；第二，安全化行为者和指涉对象是如何构建的。
哥本哈根学派通过布赞对“强”和“弱”国家的区分，朝着解决潜在的欧洲中心主义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布赞和维夫指出，假定所有国家在根本上是相似的，这是“极大的扭曲”，并建议将强弱区分视为一个光谱，表明“公民社会和政府机构之社会政治凝聚力的程度”。虽然这种概念化无疑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安全动态提供某种背景化的有益区分，但它仍然在规范的威斯特伐利亚紧身衣之内。这种强弱二元划分表明第三世界国家根本达不到现代文明的基本标准。
布斯（Anna Grzymala Busse）和卢昂（Paula Jones Luong）对欧亚国家的研究挑战了国家是一个“连贯和统一的行动者”的观念。在许多后苏联国家中，“没有一个单一的代理人对所有国家部门有统一的影响或权威，国家行动既不集中也不一致”。因此，随着国家建设的进展，存在多个相互竞争的权力建设场所。虽然安全化理论很适合处理官方或正式层面的问题，同时，它也非常适合探索安全话语及其相对成功之处，但这种对国家层面政治的关注意味着，这种分析有可能掩盖非正式政治及其动态，而非正式政治可能具有重大影响力和合法性。
谈到家族对中亚正式机构的影响，凯瑟琳·柯林斯（Kathleen Collins）强调了将官方层面以外的其他层面和政治形式考虑在内的重要性。在谈到中亚各共和国的政权巩固时，她指出“正式的表象具有欺骗性”，因为“中亚政治的有效现实——在非正式政权行为的关键层面——是不团结的”。这种考虑非正式动态的需要在经验层面变得更加清晰。虽然可以在理论讨论中对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概念提出质疑，但任何经验操作都受到安全化内部逻辑的限制，包括其隐含的威斯特伐利亚假定。因此，当安全化和社会安全的概念在特定背景下，特别是非西方的、非民主的背景下运作时，有必要检视威斯特伐利亚紧身衣的实际影响。
四、超越概念
（一）哥本哈根学派的概念缺陷
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3月所谓的“郁金香革命”的案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哥本哈根安全化理论的实证批判。这一案例研究将集中在时任总统阿卡耶夫及其政府下台前的两个月，特别关注当地的环境和条件。
在哥本哈根学派的话语中，中亚被定性为由“不太像国家”的国家和弱国组成的一个弱的子复合体（subcomplex），外部势力渗透的潜力很大，俄罗斯的参与仍然很强。由此产生的对中亚安全话语的解读是通过主要大国（俄罗斯）、外部大国和各共和国的正式国家地位来呈现的。因此，威斯特伐利亚紧身衣不仅是一种概念上的约束，也是一种强有力的操作上的约束，因为它过滤了“合适的”——即欧美的——内容和背景的安全叙事。
从经验来看，安全化进一步局限于国家层面的高级政治领域，几乎不可能包括不与官方政治互动的替代国家行为者，这使得安全部门只能描述国家安全的各个方面，因为非国家行为者和团体被排除在分析之外。
（二）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对安全化理论的检验
亚历山大·克尼亚泽夫（Aleksandr Knyazev）写道，“在中亚，与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所熟悉的政党政治因素形成对比的是，中亚的国内政治是由相当复杂的区域、部族、部落、种族、犯罪和其他最常见的潜在联系构成的，直到2005年3月，人们才意识到中亚政治和社会文化的特殊性”。正是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的“三月事件”突出了对国内安全分析的重视不够，而倾向于关注区域动态和正式政治所造成的不平衡。几个月来，政府——特别是现任总统阿斯卡尔·阿卡耶夫——被阿卡耶夫的对手成功地塑造成对吉尔吉斯斯坦人民福祉和共和国本身的威胁，应该被免职。然而，如果更仔细地观察事件是如何发展的，以及各种安全化行为者是如何构建安全化叙事的，就可发现这些过程并不像安全化和社会安全的概念那样线性和清晰。
用西方术语来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吉尔吉斯斯坦已经从简单的“虚弱”倒退到“失败”或最近的“步履蹒跚”的状态，因为非正式的庇护制度使正式机构变得越来越无能。除了主权的形式层面和有限的国内职能，国家已经变得“不太像国家”。这种事实上合法性的丧失，反过来意味着恩庇网络变得更加重要，人民与国家的距离进一步拉开。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政治反对派确实出现了。然而，被确定为“反对派”成员的各种政治家之间缺乏凝聚力，这意味着他们没有足够的合法性被视为可信的集体政治行为者。地方问题和忠诚最初把人们带到街头；只是随着抗议规模的扩大和在不同地区的扩散，特别是奥什和贾拉拉巴德周围的南部地区，焦点才从个人转移到作为集体实体的反对派身上。实际上，正是抗议的行动和叙事将反对派塑造成了安全行动者——虽然反对派最初并不愿意扮演这一角色。
随着事件的发展，安全化叙事经历了多个阶段和层面，并越来越能够利用政府的反安全化举措来整合其自身的所有方面，并构建指涉对象及其安全化行为者。事件的高潮是推翻政府，即人们最终对威胁叙事做出回应，用冲击“白宫”（吉尔吉斯斯坦行政中心大楼，编译者著）和推翻政府来肯定安全化。然而，正如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一事件只是被安全化行为者——反对派——姗姗来迟地纳入了他们对事件的叙述中，作为一种超越“常规”政治的正当行为。
事后看来，有可能利用安全化提供的框架将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概念化，确定安全化的行为者和最终“成功“的安全化。事实上，安全化的精确动态往往直到事件发生后才变得清晰，这一事实早已被哥本哈根学派所承认。即便如此，从所述事件的演变可以看出，就准确描述安全化及其组成部分的发展而言，概念化并非一帆风顺。与安全化所描述的线性动态相反，从一个安全化行为者开始，然后构建一个被接受或拒绝的参照对象和威胁叙事，这个过程实际上可以在任何一点开始，组成部分同时发展，并相互促进。此外，安全化举措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可能同时或随后与其他安全化举措相联系，这些举措总体上有助于安全化，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有个别不成功的安全化举措。在吉尔吉斯斯坦这一案例中，虽然指涉对象构建得相对较快，但威胁叙事的发展时间要长得多，因为它有效地以反对派的形式共同构建了安全行动者，而反对派只有在3月24日之后叙事开始被接受并从多个地方扩展到国家一级时才获得合法性。
最重要的是，在几个阶段，实际行动超越了任何话语行为解释，只是被重新整合到整个安全化结构中，而反对者的回顾性叙事解释将自己定位为安全化行为者。安全化目前无法描述这样的事件序列，除非“清理”事件的顺序，以适应话语行为具有时间优先性的需要。如前所述，这一事实在非民主背景下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因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话语自由可能会受到限制，尤其是非国家行为者。此外，即使话语原则上是一种选择，它也可能因无效或无意义而被拒绝，因此奥通巴耶娃（Otunbaeva）将抗议活动贴上了“街头民主”的标签。这种潜在的影响没有得到哥本哈根学派的承认，显示了威斯特伐利亚紧身衣的持续影响。
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讨论的，从话语行为到实际行动的转变凸显了安全化对话语媒介的过度依赖。人们感到无法通过政治、官方或其他方式充分解决他们的安全问题，导致安全问题越级转变为实际行动，首先是和平行动，然后是使用武力。尽管人们很容易认为这主要是因为除了少数政治（氏族）精英之外，政治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对所有人都关闭了，但这也是因为吉尔吉斯斯坦社会比西方的社会概念更具地方化和碎片化特征，各种空间尺度（地方、省、地区、国家）之间的转换经常在身体、精神、文化和语言上脱节，使得“社会”的说法毫无意义。这种分裂也使得安全化的理论机制不稳定，因为关于合法性和政治行为规范的基本假设受到质疑，必须考虑多个层面。3月24日在比什凯克发生的事件非常生动地显示了这种分裂的影响：尽管理论上所有抗议者都是为了同一个原因——要求阿卡耶夫辞职和抗议选举违规行为——但他们是出于对个别反对派领导人的支持（个人/地方忠诚）才参加的。
此外，在与警察发生冲突后，最终似乎是来自奥什的支持者，而不是比什凯克的居民，领导了对“白宫”的突袭，而该市的许多居民仍然没有参与进来，因为他们担心进一步的暴力和不稳定。一些政治家注意到了这种“南方”的作用，包括当时的奥什州副州长米尔兰·巴卡索夫（Mirlan Bakashov），他断言“如果我们的人民没有去比什凯克，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情”。由此可见，即使安全化已经完成，这个国家的民众仍然是分裂的。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安全化概念所假设的动态并不反映事件实际上是如何发生的，即使在上述基本层面上也是如此。安全化通过关注结果而不是过程，提供了一种对事物的整理、简化的观点。不符合威斯特伐利亚基本假定的地方特性在最好的情况下容易被忽略，在最坏的情况下则会被重新解释或“编辑”，以符合关于安全化不同组成部分如何构建的线性分析假定：正如已经表明的，安全化行为者、指涉对象和威胁叙述之间的关系在许多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五、放眼哥本哈根学派之外
目前，欧美对“社会”、“身份”和“国家”等概念的假定，加上对西方民主和话语行为至上的假定意味着，特别是在非西方环境中，安全动态通过理论框架的应用被重塑和西化。如果哥本哈根学派希望从一个理论上的“漫游者”转变为一个能够灵敏地应对当地条件的“旅行者”，这些问题就必须得到解决。
为规范概念的明确质疑，创造空间是合乎逻辑的下一步，也是哥本哈根学派已经具备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关键是该问题尚未在该学派的工作中得到积极考虑。同样，纳入安全化行为者和指涉对象之间关系的非线性概念以反映二者之间的互构性，将是哥本哈根学派可行的第二步。采取这两个步骤将大大削弱威斯特伐利亚紧身衣的影响力，因为它更直接地关注安全化过程，而不是安全化本身，其重点是安全化提出的能动性的构成问题。
正如吉尔吉斯斯坦的例子所示，话语和行动之间的关系比安全化提供的描述更复杂。特别是在国内政治的情况下，行动可能先于话语行为，这是安全化的基础。然而，哥本哈根学派目前并不具备反映这一动态的理论词汇，即“充分的行动”可以取代或补充话语行为作为安全化过程中的驱动逻辑。如果哥本哈根学派能够发展出描述行动和话语之间关系的词汇，那么它的框架将更接近于提供该学派希望创建的通用“区域研究矩阵”（matrix for area studies）之理想。
【编译者简介】
万雪妮，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
【校对者简介】
陈明霞，中共党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本科和硕士分别就读于兰州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期间发表学术论文三篇，主持校级科研项目一项。
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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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译。所编译文章仅供专业学习之用，相关观点不代表发布平台，请注意甄别。本期编译得到北京海纳丝路信息科技研究院的赞助，谨致谢忱。
编译：万雪妮
校对：陈明霞
审校：王术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