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峻溯 编译
【文献来源】Mark R. Beissinger, “Structure and Example in Modular Political Phenomena: The Diffusion of Bulldozer/Rose/Orange/Tulip Revolutions,”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5 No. 2, 2007, pp.259-276.
一、研究背景
自2000年以来，在欧亚地区发生了四次成功的“颜色革命”，每一次都推翻了原政权，并以“民主化”的名义使得反对派掌权。“颜色革命”已成为美国政府和促进民主的非政府组织作为民主化战略的关注中心。这些成功的所谓“革命”激发了整个后苏联国家的反对。与“1848年革命”后的欧洲君主国家一样，欧亚国家也对“颜色革命”的跨国传播产生了极大的担忧。大多数国家已经采取了对策来避免发生政权更迭的可能。因此，苏联解体后的欧亚大陆已成为一个充满希望、恐惧和模块化革命（modular revolutionary）变革后果的地区。
作者用“模块化”一词来描述集体行动在群体之间的传播。模块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指政治行为体基于其他人先前成功的例子而采取行动。在欧亚国家中发生的所谓“民主革命”等模块化现象,对社会科学的理论化提出了挑战。在社会科学中，跨案例影响的问题有时被称为“高尔顿问题（Galton’s Problem）”。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普遍认识到，“民主化”浪潮在相对紧凑的时期内影响到特定的世界区域或国家集团，从亨廷顿到怀特海（Laurence Whitehead）等学者都写过一个案例对另一个案例的示范影响。这表明跨案例影响（cross-case influence）在促进“民主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现有的文献中，作者认为，许多关于“民主化”的比较政治文献依然把一个个案例当作是完全独立的案例，并且没有探讨这些实例变革中产生的具体后果。这种忽视跨案例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存在于各种思想流派中，包括那些侧重于“民主化”的社会结构条件的学派，以及那些侧重于政体变迁具体背景的学派。
二、研究目的与核心论点
作者的研究目的有两个：其一，提出一种研究模块化政治现象的一般方法；其二，根据这种方法分析目前在欧亚地区发生的“模块化民主革命”（译者注——此处指的是四次“颜色革命”）。鉴于此，作者的核心论点是：在模块化现象中，“范例”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取代结构性解释因素的缺点，允许一些在机会结构中不太有利的政治行为体通过利用先前“范例”的影响而“成功”地采取集体行动。作者还提出一种研究总体模块化现象的方法，其要义是结构促进（structural facilitation）、榜样力量（the power of example）和体制制约（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之间的权衡。在进行模块化研究的过程中，作者还提出两个模型，即精英背叛和精英学习模型。
三、什么是模块化的“民主革命”？
在关于集体行动的研究中，“模块化”的概念经常被应用于跨案例的动员框架、内容、竞争模式的彼此借用。自2000年以来，在欧亚国家中发生的所谓“革命”就是模块化现象的例子，先前的成功范例影响了随后的案例，即每一次成功的“革命”都产生了一种经验，这种经验被他人有意识地借用，由非政府组织传播，并被当地社会运动所模仿，形成了一种模式化的轮廓。随着每一次迭代，模型在面对当地环境的现实时有所改变。但模型的基本要素围绕着六个特点：1.存在争议的选举；2.外国势力支持的所谓“民主运动”；3.选举前激进的青年运动；4.统一的反对派；5.外交压力和异常强大的选举监督；6.非暴力的抵抗策略。作者通过列举美国通过“白俄罗斯民主法案”、援助乌克兰“颜色革命”、格鲁吉亚“颜色革命”中的跨国联系以及吉尔吉斯斯坦“颜色革命”后多国反对派加强跨国联系等一系列例子，说明了在“颜色革命”这类模块化的政治现象中，每一次的成功都带来了新的效仿和尝试。
四、模块化政治行动中的结构与实例
作者认为，模块化的“革命”与苏联时期民族主义的传播有着某些潜在的相似之处。具体来说体现在五个方面：1.模块化现象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这些案例之间有着共同的制度特征、历史、文化亲缘，这些因素是使得案例间产生了相互联系。2.模仿先前成功的经验是驱动模块化现象传播的基本机制，作者认为这与经济学中的“羊群效应”接近，并依赖于地理上的接近。3.不同情况下影响行为的案例权重遵循倾斜模型的模式，即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功案例影响的权重将会上升（如图1所示）。4.除了模仿以外，模块化行为还包括横向的积极努力。5.模块化进程的传播不是一个随机的过程，而是由某些事先存在的结构条件在空间和时间上形成的。
紧接着，作者通过对比苏联时期民族主义的模块化传播和后苏联国家选举后青年社会运动发生可能性进行详细分析，作者在对比后得出结论：在模块化的过程中，后期几率的上涨更多地依赖于榜样的力量，而不是机会结构的促进作用。
图4描述了先前成功的“范例”对后续行动的影响和对行动的最小结构要求之间的权衡。在模块化行动中，这一过程将达到一个临界点(图中的T3)，其中对行动的结构要求急剧下降，因为具有不利结构条件的群体被其他人先前成功的累积影响吸引到行动中。最终，模块化现象面临第二个临界点(图中的T4)，其中示例对后续行动的影响开始迅速减弱和消退。第一个临界点(T3)是在乌克兰“橙色革命”之后于2005年跨越的，当时青年社会运动迅速在各群体之间蔓延，因此，在这一临界点之后采取行动的群体可能比在临界点之前采取行动的群体不具备有利的结构条件。
五、模块化政治进程的结果
图4缺少模块现象的另外两个重要因素：政权的作用和所谓的“榜样”对政治结果的影响。当政权中的政治精英士气低落时，模块化行为在群体中的传播将加速，老牌政治精英们对他们自己的合法性和他们所捍卫的政治结构的未来表示怀疑，潜在地促进精英的背叛，并促使背叛现政权的政治精英倒向社会运动一边，煽动“革命”行为。这一模型被作者命名为精英背叛模型（如Figure 5a所示）。但还有第二种方法，政权可以对模块化过程作出反应，这与俄罗斯谚语“重复是学习之母”相对应。根据作者在图5b中所展示的精英学习模式，反对模块化变革的老牌精英从其反复的成功和失败中吸取关键教训，并对社会运动施加额外的体制限制，以防止这种模式取得进一步成功。作者由此认为，精英的合作与背叛在在模块化的“民主革命”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案件中，警察和武装部队的倒戈最终使镇压社会运动成为不可能的政策选项，最终也使政权当局对局势失去控制。作者认为，由于精英学习的模式在欧亚国家内部快速传播，“颜色革命”会越来越难取得成功。
六、模块化变革的后果
其一，在模块化现象中，“范例”对后续社会运动的影响是深刻的。在遍布欧亚国家的模块化“民主革命”中，以往的成功案例鼓励了革命对抗模式的广泛跨国借用，煽动了本来不可能采取的集体行动。事实上，在乌克兰“橙色革命”之后，即使在面临相对不利的结构环境的群体中，先前的“榜样”也鼓励采取行动。这一案例对结果产生了影响，有助于在某些情况下成功地实现“颜色革命”，否则，仅凭机会结构优势发动“颜色革命”是不可能的。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的产物。在后来的案例中，精英对先前模块化政治行动的模式进行了学习，并从中汲取了教训，这使得模块化的“民主革命”在欧亚国家兴起的可能性逐渐降低。
其二，研究中有一个问题是，模块化现象中的交叉案例影响如何影响传统的社会科学发现？民族主义、革命或民主转型，其中模块化变化是常见的，由于模块化过程改变了产生结果的总体模式的方式，因此，当现象发生在模块化变革的背景下时，一组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看起来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事实上，人们预计，“榜样”对结果的影响将取决于案例在模块化过程中（在临界点之前或之后）的时间位置，以及模块化过程是否伴随着精英背叛或精英学习行为。
其三，存在模块化变革的意外副作用问题。由于模块化现象的传播和激励作用，在结构条件不利于发生“革命”成功的地方，模块化行为被置换潜力很大。例如，暴力和内战有时是通过模块化民主变革进程煽动的，因为地方行为体在其它情况下通过变革煽动采取行动，对现有的行动模式进行创新，或被吸引到行动中，从而朝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
最后，模块化的变革对随后发生的事情有重大影响。由于它有能力取代在脱离其它情况的情况下采取的必要的结构要求，榜样的力量为福柯（Foucault）所说的“机会逆转”提供了可能性，即把不太可能发生所谓“革命”的国家变成看似不可避免的国家，不太可能发生的所谓“革命”变成似乎不可避免的“革命”，不太可能的所谓“民主化”变成似乎不可避免的“民主化”。
编译者简介
张峻溯，中共党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参与、主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两项、甘肃省研究生“创新之星”项目一项，发表学术论文四篇；研究兴趣为“颜色革命”、土耳其外交、国际关系理论，邮箱：zhangjs17@lzu.edu.cn。
校对者简介
尉锦菠，中共预备党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研究兴趣为中亚地区治理、社会运动与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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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张峻溯
校对：尉锦菠
审校：陈亚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