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基础及前景
周士新
自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提出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以来，中国与东盟致力于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提升。特别是近期在协调合作防控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显示出强大潜能，增进了双方相互认同。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产生既是历史演进的结果，也是双方在互动过程中自主选择的成果，这种客观现实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结合，反映了中国与东盟建设命运共同体是一种自发性的合作倡议，这也成为双方在认识对方过程中增进了解、理解和互信的新动力。
目前，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进入提质升级新阶段。自1996年中国提出建设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到2003年再提出建设致力于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东盟一直深耕双边关系新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双方战略合作逐步提升。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了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的欢迎。2015年1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时，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做了比较充分的阐述，重申了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理念和安全观，取得越来越多东盟国家的欢迎和支持。从中国与东盟发展阶段上看，双方都认为有必要提升与对方的关系定位，打造更多共赢型方案，使之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过程中发挥实质性作用。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基础
中国与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中国与东盟整体的发展，二是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的双边发展。从目前来看，第二个层次已经取得突破，并呈现出扩展态势，第一个层次仍需双方共同努力，在战略目标达成更广泛一致的基础上，塑造更具战略互信的身份认同。总的来说，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互动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国家安全至上。东盟在1976年2月24日达成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明确了处理成员国相互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如相互尊重彼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以及反对外来干涉，促进有效合作等。这些都是基于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体现出东盟国家对维护国家利益的战略底线。尽管这个文件经过了多次修订，但这些原则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得到了维护和巩固，并通过《东盟宪章》等政策文件不断加以确认。中国在2003年10月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承诺使用“东盟方式”处理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关系，明确不追求以建立地区霸权为目标的任何制度设计。
其次，经济繁荣为要。对东盟国家来说，冷战后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发展态势表明，国家安全面临的军事威胁已经显著减弱，国家建设重心转向经济，从而在日益全球化的国际秩序中获得更多切实利益。比较而言，东盟国家更加关注共同体建设的经济支柱，并在此方面投入了更多资源。中国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政策，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成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经济基础。
再次，人民利益为先。东盟绝大多数国家受西方民主思潮的影响，推行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民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东盟政策文件中关于促进社会文化发展，增进东盟内部凝聚力，提升集体身份认同的内容也在不断增多。东盟各国的公民社会组织不断发展，对东盟议程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强调的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政策制定和执行，也是围绕保护和促进人民根本利益为基础和前提。
最后，开放合作导向。尽管东盟内部经济发展水平、管理制度不一，且部分成员国处于欠发达状态，但是东盟实行的却是开放的地区主义政策，意味着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任何域外国家开展广泛合作，这与欧盟奉行相对封闭式的地区主义存在着较大区别。同时，这也是东盟与越来越多国家结成对话伙伴，并通过谈判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原因。而中国也始终强调，改革开放的大门不仅不会关闭，且会越来越大，通过开放与更多伙伴开展合作，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政策实践
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共同相处之道不仅构成了中国—东盟共同体建设的基础，而且使双方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从而为相互间关系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首先，提升政治互信，切实维护地区和平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东盟整体政治互信度较高，再加上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合作，双方互信度得到进一步深化。这既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双方长期合作的具体结果，也是在互动过程中增进彼此理解的重要体现。
其次，加深经济融合，完善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东盟大部分成员国缺乏完整的产业链，且产业结构同质性较高，这导致了东盟内部贸易活力度受到限制、增长较难。为此，东盟国家不断寻求建立自贸区，目前，已与6个对话伙伴达成5个自由贸易协定，并全力构建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始终是东盟最佳、也是最为积极的合作伙伴之一。
再次，塑造身份认同，促进共同进步的社会文化交流。中国和绝大多数东盟国家在历史上有着密切的人文交流和互动。当前，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社会交往日益密切，尤其是社会文化合作项目日渐增多，对为双方实现更高程度的地区一体化提供了坚实基础。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向部分东盟国家派遣多批医疗队，援助了大量医疗物质，不仅有助于这些国家抗击疫情，而且让这些国家认识到双方长期以来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合作本质，从而为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内在动力。
最后，实现集体协作，促进加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国际成效合作。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与东盟国家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交流沟通。双方领导人通过互访、视频会议、电话交流及信函传递等方式传递了战胜疫情的信心，并就一些具体合作事项达成了多项共识，为双方开展务实合作提供了重要基础。从目前来看，中国与已东盟国家开展了多项种不同层级形式的疫情合作。例如，越南政府在疫情初期向中国提供了援助，而中国政府后期通过向部分东盟国家派遣医疗队、援助医疗物质等，都为缓和地区疫情防控做出了突出贡献。
后疫情时代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前景
目前，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仍处于建设过程中，双方都对此寄予了较高期待，并付诸努力。然而，后疫情时代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依然需要双方在尊重相互关系规范的基础上，妥善处理一些阻碍因素，就一些敏感问题达成基本共识。事实上，中国与东盟之间依然存在一些困难，需要双方谨慎应对。如经贸关系不平衡、国际和地区形势演变等引发的问题。其中中国与部分东盟成员国之间如何解决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管辖权争议是尤为凸出的问题。目前中国与东盟国家正通过磋商“南海行为准则”，建立有效的信任措施，努力避免因南海问题而发生冲突。东盟需要解决与中国互动信心不足的问题。冷战结束伊始，东盟国家整体实力与中国大体相当，但目前已经相差较多，甚至后疫情时代双方实力对比可能继续拉大，这种情况下给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增添了较大阻力。
与此同时，东盟的行为规范也存在限度和缺失，亟需与时俱进。从历史上看，东盟规范是成员国之间相互包容和妥协的产物，反映其对主权独立与平等自主的高度关切，已经对东盟一体化提质升级形成了较大制约。东盟规范的虚弱性固然为各成员国参加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可能性，但更多是体现为逐渐增多的合作项目，而不是主权相互让渡与融合的迹象。这在东盟管理成员国之间争端解决机制上表现的尤为明显，导致部分成员国不得不寻求抛开东盟，自主解决相互间的争端，或者与域外国家谈判签署更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协定。
此外，东盟的对外关系模式存在着惯性和惰性，也需要更加积极有为的调整。东盟产生于冷战最为紧张的时期，其规范是为避免卷入大国博弈而设计的。然而，部分东盟国家，如菲律宾和泰国，表面上推行的是中立政策，但却在实际选择上一直更加倾向于美国。尽管当前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东盟国家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出现了以整体力量与大国博弈的冲动。在这种情况下，东盟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对话伙伴就很难建立起更具包容性的身份认同。
从趋势上看，东盟会更加重视处理内部成员国之间的行为规范，并将之推广到处理与对话伙伴的关系上。在此过程中，东盟成员国不仅高度重视这些规范，而且更加务实，强调与对话伙伴合作推进一些互利共赢的项目。东盟在推进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不否定也不回避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这是东盟与其成员国，甚至是他们与对话伙伴之间关系的基本属性。从这个逻辑上说，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至少是东盟共同体的扩展版，是东盟开放地区主义在新时代的具体表现。尤其是在当前双方协同合作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期，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应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所周边外交室主任、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