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霞 编译
【文献来源】Pål Røren, “The Belligerent Bear: Russia, Status Orders, an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7, No. 4, 2023, pp. 7-49.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能否通过战斗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战争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是近年来国际关系学者广泛讨论的问题。相关研究表明，（个人）行为体往往意图通过斗嘴、争吵甚至战斗来提升或修正自己的社会地位。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研究也表明，参与战争是一种可行的地位寻求战略或常规的地位修正方式。概言之，既有研究普遍认为，国家通过加入或发起战争来寻求地位。然而，问题在于，既有研究并未明确国家能否通过战斗获得承认。战争杀害民众、摧毁国家、对几乎所有个体与群体皆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因此，即便国家相信战争是获取地位的方式，仍需澄清的一个问题是，其他国家是否会给予交战国以地位承认（status recognition）。（因为地位并非行为体自我赋予的，而是需要他者承认，因此，一国企图通过战争来获取地位的一个关键和必要环节在于获得其他国家的地位承认——译者注）。
为澄清上述问题，文章主要探讨了战争与侵略导致更高社会地位的条件。为此，文章首先回顾了有关国际关系中地位与战争的文献，然后发展了“地位秩序”（status orders）的理论概念，然后提出研究假设，接着进行案例检验，最后讨论与预测俄罗斯未来的国际地位走向。
二、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与战争
过去十年中，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研究经历了大幅发展。这些研究指出，国家或者出于地位而走向战争、或者花钱提升地位、或者为获取地位而做出非理性行为。社会地位之于行为体的诱惑主要在于：其一，地位赋予行为体以内在的好处；其二，地位为行为体带来知名度、影响力、自愿顺从等积极的副产品。
国际关系中地位研究的一个主要研究议程是战争与地位之间的关系。这一议程又可细分为三个问题：其一，感知到的声望是否缺失、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会提升战争的可能？研究表明，感知到的地位赤字导致怨恨，怨恨反过来增加了战争的可能；其二，地位如何能够影响国家的战争决策？研究结论表明，潜在的提高或保持地位的“胡萝卜”会推动国家开启冲突、或进行国家干预、或参与军事联盟、或介入大国冲突。其三，军事实力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一种地位符号（status symbols）？研究结论表明，国家获得的核武器、航母、战机、军舰等皆可以作为国际政治中高地位的标志。可以发现，上述研究并未关注交战国能否从战斗中获得地位的问题。仅有的与此相关的研究也只是明确了地位是理解国家战争动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却并未探讨国家的地位愿望是否能够实现，而且有的研究还混淆了地位与“声望”（reputations）概念。
总而言之，既有研究主要着眼于战争的空间、时间与社会偶然性，因此缺乏对战争的承认面向的研究。有鉴于此，文章提出了一个有关地位秩序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设计，以强调不同的地位秩序决定了战争如何以及是否导致高地位的问题。
三、地位秩序与战争
要研究参战对国家社会地位的影响，关键在于理解谁的意见在起作用。如果国家是为地位而战，那么其几乎不会寻求“国际社会”的承认，而是从世界政治的不同基层，即所谓的世界政治的“社会俱乐部”（social clubs）那里寻求和收获地位。这些俱乐部可能是国际组织或国际机制，也可能是非正式和正式的群体、小集团、类别或共同体。每个俱乐部都有其划分排斥或是包容的集体社会边界，而正是这一边界授予其成员以地位，而且每个俱乐部都包含一个或多个地位秩序。正是俱乐部的地位秩序决定了战争（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行动或实践）能否换来承认。地位秩序是指由俱乐部成员所共享的、而且往往是心照不宣的一系列假设，这些假设的内容关乎什么事情、实践、或声望可算作是决定行为体社会地位的有效符号。考虑到大多数国家加入了多个世界政治俱乐部，它们因此也遵守着多个地位秩序。因此，要回答战争是否提升了一国地位的问题，就有必要首先理解世界政治俱乐部的地位秩序如何被建构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俱乐部内部的声望分配。
地位秩序以两种方式约束行为体：其一，地位秩序界定了国家加入俱乐部的条件，即要加入一个俱乐部，准成员必须具有适当的地位，诸如财富、人口、地区影响力、外交自主性等都是加入俱乐部时必要的地位标志；其二，地位秩序规定了俱乐部成员对声望的认知，即一旦加入俱乐部，地位秩序就规定了成员如何达到该俱乐部的地位梯队。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即地位秩序是“荣誉”和地位群体特有的生活方式的分层，这就意味着，地位秩序界定了被限定的地位等级制的相关组成部分。之所以将地位秩序纳入地位与战争的分析之中，不仅是因为发动战争可能提升或降低一国的社会地位，而且是因为发动战争虽然可能提升一国在A俱乐部中所占据的地位，但同时可能导致其在B俱乐部的地位不变，以及在C俱乐部的地位下降。
地位秩序是一种社会建构。确切地说，地位秩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内化、具体化和更难解释，但其仍是一种社会建构。因此，地位秩序的一个分析焦点就是俱乐部内、外部的行为体，行为体有维持或改变什么被视作声望的能动性。如果俱乐部成员发现其竞争对手在努力追赶自己，其就可以尝试改变地位秩序。例如，所谓“文明国家大家庭”的准入条件在物质实力和实证主义国际法之间发生转变，此俱乐部地位等级制中的国家可以转变既定目标，以致于如果崛起国家仅满足其中一套标准，其也将被排除在俱乐部之外。
总而言之，战争能否带来地位的问题无法简单用是或否来回答。战争可能在一个俱乐部里带来声望，但在另一个俱乐部里带来耻辱。战争的意义是作为一种实践还是作为一种地位符号，取决于解释战争的地位秩序。因此，学者与政治家不应该问战争是提升还是降低了国家的社会地位，而是应该问，战争在哪里调整了国家的地位？以及为什么那种转变发生在那些俱乐部？
四、研究设计
1、分析方法
话语是一场真理之战。因此，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是理解不同版本的“真理”冲突的方法。当然，话语分析者并不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但其认为客观现实绝非直接可得，而是需要被解释说明，而且这种对于现实的连贯的解释说明改变了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因此，话语可以作为一种合法化、政治化或安全化他者特定现象的工具，比如话语将移民转化成安全威胁，将自由战士转化成恐怖分子，将超级武器转化成污名的标志。
在特定的地位秩序中，战争是否被视为是有声望的取决于解释战争的社会文化背景。从话语的角度看，战争产生威望的既定真理建立在突出和主导性的话语表征之上。简言之，只有当战争表现为一种主导话语时，发动战争才会是受尊敬的。战争的声望取决于构建战争的修辞工作。文章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探讨了大国俱乐部、联合国安理会、八国集团这三个俱乐部中地位秩序的构成要素。话语在文章中发挥两项重要功能：其一，话语具有生产能力。话语的主导表征塑造着地位秩序，进而塑造了地位秩序内部的行为体对声望的认知。其二，话语提供了一个进入地位秩序及世界政治中地位承认的恰当的经验窗口。
2、案例选择
首先，为探索地位秩序如何影响社会地位与战争之间的关系，文章选择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及攻击乌东地区后其在大国俱乐部中的地位变化为核心案例。其次，文章运用两个影子案例（shadow cases）来检验俱乐部与世界政治拥有不同的地位秩序的假设。
文章首先分析美国公共话语中对俄罗斯的话语承认。之所以只聚焦于美国的话语承认，是因为：其一，美国是二战后世界政治中最具意识形态的、军事的、经济的主导地位的国家，这种主导性意味着美国的承认是当前世界政治中获得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美国的承认因此充当着大国地位的试金石。其二，美国公众与外交政策精英对俄罗斯好战属性的话语承认是俄罗斯被囊括进俱乐部的强案例。因为地位是一种稀缺商品，大国俱乐部作为世界政治最具声望的俱乐部，其守门人有强烈的动机将潜在的进入者拒之门外。因此，如果俄罗斯在美国的公众话语中被视为大国，这就意味着其外交政策官员也将如此，而如果美国的外交政策官员承认俄罗斯的大国地位，那么其他既有大国承认俄大国地位的可能性也将提升。
然后，文章检验世界政治中的俱乐部拥有不同的地位秩序这一假设。文章分析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和进攻乌东地区之后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八国集团中的得到的承认情况。分析的焦点是大国俱乐部的地位秩序。联合国安理会和八国集团提供了大国俱乐部地位秩序间的有效对比。如果这两个俱乐部与大国俱乐部中对俄罗斯的话语承认是相似的，那将削弱文章有关俱乐部拥有不同地位秩序的观点；反之，若是这两个俱乐部中对俄罗斯的话语承认与大国俱乐部中的话语承认不同，则将强化文章的观点。
3、指标操作化
三个俱乐部拥有不同的组织结构意味着三者的话语类型各不相同。大国俱乐部作为一种远距离社交俱乐部，其成员极少会面，没有固定的代表群，各国代表也不共享明文规定的权责，因此，有关该俱乐部地位秩序的话语生产是分散的。联合国安理会作为一种近距离社交俱乐部，其成员之间存在密切与模式化的互动，因此，该俱乐部的话语生产是中心化的，并且在安理会代表内部及围绕安理会代表而被建构。八国集团作为一种介于远距离社交和近距离社交之间的俱乐部，其地位秩序由集中和分散的话语所混合维持。
就大国俱乐部而言，文章依赖于美国五家主要报纸上有关大国地位的社论和专栏。这些社论和专栏反映了美国的主流叙事，因此代表了美国对全球景观的看法。就两个影子案例即联合国安理会与八国集团俱乐部而言，文章收集和分析了一种不同类型的话语：就前者来看，文章收集并分析了两类常驻代表的数据，其一是安理会各国大使的公开会议记录，试图寻找能够证明俄罗斯地位因其在乌克兰的行动而上升或下降的声明，其二是对联合国或联合国安理会前任或现任大使及外交官的采访，目的在于了解常驻代表对俄罗斯行动的非正式话语，以及其如何与正式话语相一致。就后者来看，文章收集了八国集团俱乐部领导人在俄罗斯兼并和进攻乌克兰后的话语和声明。
4、数据收集
为理解美国公众话语如何塑造俄罗斯的好战性，文章分析了2010至2019年《芝加哥论坛报》《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五家报纸上的专栏和社论，总共保留544个样本，按照四个标准对其进行编码：（1）哪个俱乐部或团体，（2）时间，（3）与该俱乐部相比，俄罗斯是正面还是负面，（4）其他哪个国家与该俱乐部相关。文章使用这些编码素材来获取话语概观并了解哪种话语表征在给定时间内占据主导地位，然后使用这种话语概观来定位和分层俄罗斯相比于大国俱乐部的地位的话语表征。
就联合国安理会而言，文章收集和分析了2014至2019年间的29份关于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公开理事会会议记录，尤其重视2014年的15场会议，然后使用滚雪球抽样法，对联合国安理会或联合国的现任和前任大使和外交官进行6次深度采访。就八国集团而言，文章主要搜集2013至2020年间有关俄罗斯和八国集团成员及其代表的报纸，目的在于捕捉欧盟领导人和高级外交官对俄罗斯兼并和攻击行动及特朗普试图将俄罗斯重新纳入G-7峰会的反应。
据此研究设计，下文首先根据美国报纸的社评分析大国俱乐部对俄罗斯立场的话语表征，然后分析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战争后联合国安理会和八国集团的即时和长期的话语反应。
五、“好战的熊”与大国俱乐部
2014年2月23日，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被乌克兰议会推翻，随后，俄罗斯出兵占领克里米亚，而且还介入了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裂分子”与政府军之间的暴力冲突。
在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和介入乌东部冲突之前，美国公众有关俄罗斯的地位讨论主要存在两种话语：其一是俄罗斯失去了苏联时期的超级大国地位，而其与美国的任何接触（尤其是介入叙利亚和加入G8）都是为了建立俄罗斯仍是一个超级大国的国内错觉。其二是俄罗斯仍是一个具有破坏性和潜在危险性的二流大国，其有能力在世界政治中发挥独特作用。这两种话语共同描述了一个为了重新加入大国俱乐部而竭尽全力恢复其失去帝国的俄罗斯形象，而两种话语的共同潜台词则是，俄罗斯重新加入大国俱乐部的愿望是牵强、荒唐和不可能的。
在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和介入乌东部冲突期间和之后，一个新的复兴帝国的话语取代了此前的失去超级大国的话语。虽然这两种有关俄罗斯地位的话语共同建基于俄罗斯作为前大国和超级大国的历史，但失去超级大国的话语在当代俄罗斯和其历史上作为帝国的大国地位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而新的复兴帝国的话语则将当代俄罗斯与历史上的俄罗斯及苏联帝国相提并论，而之所以将当代俄罗斯与历史上的帝国联系起来，则是因为这一话语将普京描绘成了“潜在的沙皇”。因此，在2014年4月至9月期间，美国的公众叙事主要集中于限制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因为其认为俄罗斯将重建其失去的帝国。概言之，从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和介入乌东部冲突开始至2014年底，美国有关俄罗斯地位的公众话语已经发生转变，即由认为俄罗斯不可能恢复其失去的帝国转变为认为一个新的俄罗斯帝国已经成形。因此，俄罗斯的帝国举动也愈发被视为有助于其获得大国地位。
此外，在新的复兴帝国的话语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大国竞争的话语。该话语在好战与大国地位之间建立起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因此其中心是美俄之间的新安全环境，尤其强调美俄两个大国之间的敌对关系。在整个2014年，该话语都在关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好战行为，同时指责奥巴马政府没有做出应有的回应，因为该话语认为战争是俄罗斯成为公认大国的一种方式，而且对俄罗斯跻身大国俱乐部的前景愈发坚定。在此后的几年里，在美国公共外交政策话语中，大国竞争的话语仍广泛存在，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甚至成为了主导性话语。直到2019年，在大国竞争的话语中，俄罗斯已经被公认为成功进入了大国俱乐部。
对于俄罗斯何以进入大国俱乐部，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解释。其一，俄罗斯崛起为大国是其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十年实力增长的结果。然而，总体来看，俄罗斯综合实力的变化太小（尤其是俄的经济规模与综合国力仅占同时期美国与中国的一小部分），以至于其不足以构成解释俄大国地位日益得到承认的原因。因此，从俄罗斯加入大国俱乐部的时间可以发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而非俄物质实力的变化是其获得大国地位承认的直接原因。其二，俄罗斯获得大国地位时卷入了多场战争而不仅仅是兼并克里米亚和介入乌东部冲突。事实上，自1991年以来，俄罗斯并未停止过战斗，尤其是其对叙利亚内战的干预强化了公众对其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认知。当然，尽管俄罗斯对叙利亚内战的介入构建起了一个与美国敌对的“他者”形象，乌克兰战争对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影响却更为明显：正是对克里米亚的兼并和对乌东部冲突的介入激发了当代俄罗斯与俄罗斯帝国行为的联系，而这种帝国主义行为又反过来构成俄罗斯大国地位承认的叙事基础。概言之，兼并克里米亚和介入乌东部冲突虽然并非俄罗斯在2014-2019年间越来越多大国地位承认的单一原因（还存在物质实力和整体好战性等其他原因），却是美国外交政策话语中越来越多地承认俄罗斯是大国俱乐部成员的直接原因。
六、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与八国集团中的地位
在兼并克里米亚和介入乌东部冲突之后俄罗斯在美国的公众话语中被愈发视为一个大国，因此可以说，大国俱乐部的地位秩序重视好战。然而，文章的一个关键论点是，地位秩序因俱乐部而异，战争可能在一个俱乐部中受到欢迎但却在另一个俱乐部中遭遇贬损。那么，对克里米亚的兼并和对乌东部冲突的介入对俄罗斯在其他世界政治俱乐部中的地位有何影响？
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地位保持了稳定。一方面是因为既定的法律特权，另一方面是因为联合国安理会对与俄罗斯在其他议题上开展合作存在利益诉求。首先，俄罗斯作为联合国五常之一，这一身份是构成其大国地位的绝对核心。其次，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国需要将俄罗斯囊括在内以处理其他国际事务，正如有外交官所言，“安理会上午在乌克兰问题上抨击俄罗斯，但下午仍与俄罗斯一起处理其他事务”。俄罗斯在八国集团中的地位遭遇了下降，并被踢出了该俱乐部，因为其违反了该俱乐部的共享规则、价值观与秩序。与联合国安理会不同的是，八国集团有一个明确的机制来降低俄罗斯在该俱乐部中的地位，即排斥机制。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的侵犯被认为不符合该俱乐部的价值观、原则、共享责任。
综上所述，核心案例与两个影子案例的结果呈现出三种变量：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1）推动俄罗斯成为了大国俱乐部的一员；（2）对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地位没什么影响；（3）削弱了俄罗斯在大国集团中的地位。尽管三个俱乐部都属于高地位俱乐部，但不同的案例结果支撑了文章的论点，即地位秩序决定了在一个俱乐部中什么被认为是有声望的。进一步说，上述三个案例验证了文章的论点，即世界政治俱乐部中的地位秩序存在较大差异，这可能会导致同一种行为产生不同的地位效果。
七、俄罗斯国际地位前瞻
2022年2月开始，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进入新阶段。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接连受挫后，专家们认为，非道德的行为加上糟糕的军事表现共同意味着俄罗斯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将下降。然而，根据前文的研究，文章尝试做出如下预测：首先，俄罗斯在整个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并没有全面下降。战争既不会提升也不会降低一个国家的社会地位，因为世界政治中并没有包罗万象的地位等级。其次，军事上的失误并不意味着地位的丧失。关键的地位标志——比如核武器确保了俄罗斯的地位不会与大国俱乐部的其他大国相差太多。再次，最初的反应不能作为一个国家长时段大国地位承认程度的指示器。虽然俄罗斯因2022年在乌克兰的行动而遭受了声誉损失，但现在就声称俄罗斯不再是一个大国仍为时尚早。
八、结论
文章的研究对未来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研究具有如下意义：首先，有效使用武力是大国俱乐部地位秩序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次，战争行为会因受众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地位效果。第三，如果地位秩序的类型决定了国家是否能从战斗中获得地位，那么，地位秩序也将决定国家通过其他行为而获得的承认类型。因此，对社会俱乐部地位秩序的分析是理解国家行为获得承认的关键。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首先，战争不应被视为俄罗斯在上文提及的三个俱乐部中地位变化的充分解释。正如中国并未通过战斗就成功进入了大国俱乐部所显示的那样，通往地位与声望的道路是多元的。其次，并非所有战争都是通往声望的道路。其三，兼并和混合战对俄罗斯争取大国地位而言被证明是成功的，但其他国家采取类似的行为可能无法获得同样的结果。其四，获得大国地位并不等于获得更高的地位。其五，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是，即便大国俱乐部的地位秩序似乎积极地承认战争，但这并非一成不变，国家领导者、政治精英、甚至学者都具有改变这种地位秩序的能动性。
【编译者简介】
陈明霞，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
【校对者简介】
董一兵，山西临汾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大外交智库研究员。本科就读于长治学院思想政治教学研究部，专业是思想政治教育，期间获得一次三等学业奖学金。硕士就读于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所学专业为国际政治，在读期间连续三年获得学业奖学金。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学术文章一篇。邮箱：dongyb20@lzu.edu.cn。
本文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译。所编译文章仅供专业学习之用，相关观点不代表发布平台，请注意甄别。
编译：陈明霞
校对：董一兵
审校：李益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