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佳豪 编译
【文献来源】Sadi Sadiyev Saleh, Elman Nasirov Khudam, Khayal Iskandarov IbrahimandGreg Simons,“South Caucasus and a ‘New Great Game’: The Communication of Competition in Securitis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Vol.29, No.2, 2021, pp.282-294.
一、引言
1991年苏联的解体从根本上改变了南高加索的地缘政治态势。如今，南高加索是一个地缘政治多元、冲突不断的区域，是能源运输方面的战略要地。受到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关系恶化的影响，相关的威胁认知导致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产生联盟偏好。由此产生的动态被描述为“新大博弈”。这是地缘政治修辞中的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旧大博弈”在中亚和其他地理区域也有所体现。本文运用文本分析法分析当前南高加索是否可以说存在“新大博弈”，以及“新大博弈”一词是否对地缘政治竞争和冲突的预期产生了导向。通过引入“旧大博弈”的定义，区别理解当前形势下“新大博弈”的概念实质，探究南高加索权力竞争背后的本质和根源。
二、安全化与国际关系：话语和政治
安全化（seccuritisation）是在政治体制内发生的一种社会实践，“安全”使政治超越了既定的游戏规则，将问题界定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或凌驾于政治之上，需要行为主体通过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安全化本质上是安全议程的扩大化。冷战之后，除了传统的军事威胁以外，经济、社会、环境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出现在国际安全议程中。安全化的过程始于一种建构主义方法，即创造和应用一个在国际关系中被认可和理解的话语。例如，全球反恐战争、“阿拉伯之春”和“新大博弈”等均属于此类。如果利益相关者和受众相信这一政治话语中的威胁，那么无形的构建就会作为基础，创造出有形的、合理的现实政治回应，以应对感知到的风险或威胁。
三、“旧大博弈”中的权力和影响力竞争
“大博弈”最初是用来描述19世纪俄罗斯帝国和大英帝国之间在中亚和印度的地缘政治竞争。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都认为他们在“旧大博弈”中的行动和意图是“防御性”的。英国试图遏制俄罗斯的领土扩张，而俄罗斯则认为英国的威胁同样真实存在，双方都意图阻止对方获得新领土和影响力。“大博弈”这个术语曾经被用来描述不同地理区域的竞争，其中一个最早的场景是在中亚地区，比如阿富汗。因此，将这个术语应用于南高加索地区是否准确和合适呢？现代对“大博弈”一词的类比有时被过度使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误导性的。将这个术语用于南高加索地区可能具有潜在的主观认知价值，因为它会使人联想到竞争参与者所扮演的角色。这可能包括，谁应该受到谴责，主要利益相关者在政策和行动方面的合法性，在面对外部“威胁”时建立团结的尝试。
总而言之，“旧大博弈”涉及古典帝国主义和领土吞并。然而，“新大博弈”的动态则存在显著差异，它已经成为影响力、利益、权力和霸权竞争的代名词。为了探究在南高加索使用“新大博弈”的准确度和合理性，本文回顾了已有文献并研究了南高加索的具体情况。
四、南高加索的“新大博弈”
早在1994-1995年，就有一些学者提出“新大博弈”已经开始。这轮“新大博弈”是由苏联解体导致的安全和影响力真空所带来的。然而，由于独联体国家存在地区差异，因此在使用“新大博弈”这一类比时应当谨慎。其中一个不同点是，在“旧大博弈”中，人们对地方精英的关注较少，只是把他们当作竞争中的傀儡和代理人。在“新大博弈”中，地方政府和精英不再是被动地接受外部行为体的指令，而是积极寻求创造外交空间，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追求自己的利益。亚历山大•库利（Alexander Cooley）指出，“新大博弈”受到地方政治精英通过多元平衡外交制定的地方规则的制约和利用；在“旧大博弈”中，地区内的国家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无法保留其独立性。
对于目前南高加索是否存在“新大博弈”，学界有不同观点。一些人认为，该地区正在进行一场通过竞争追求权力和影响力来实现安全或能源利益的现实主义博弈。阿布什夫（Abushov）指出，俄罗斯正试图通过控制不稳定的政策在南高加索地区实施“强制性霸权”（coercive hegemony）。另一些人则认为，俄罗斯的政策和行动动机更具善意。特列宁（Trenin）指出，俄罗斯的南北高加索政策以镇压车臣叛乱为核心，在2004年这一目标基本实现后，俄罗斯的目标转变为抵御西方和美国在独联体国家中影响力的扩散。从这个角度来看，亚美尼亚是俄罗斯的地区堡垒和安全基地；格鲁吉亚是俄罗斯势力范围内的亲美势力；阿塞拜疆是俄美竞争中名义上的中立战场。
“旧大博弈”和“新大博弈”还有一些细微差别。例如，“旧大博弈”不仅涉及军队、还涉及欧洲冒险家。推动这一进程的不仅是对领土扩张和军事优势的渴望，还有开拓新贸易和新市场的强烈愿望。“新大博弈”则是俄罗斯寻求保持对西方大国的影响力，以保留一个“缓冲区”。这些观察揭示了“新、旧大博弈”之间存在的一些明显的微妙之处，以及权力竞争是如何构想和展开的。此外，美国和欧盟等西方势力试图改变南高加索地区的价值观和规范，这对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精英构成了潜在威胁，而与此不同，俄罗斯采取的则是维系政权稳定的方法。这导致的结果是，西方越是试图使该地区“民主化”，该地区的政权反而就越有可能在政权生存本能的驱使下转向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
五、南高加索：利益冲突之地
南高加索三个共和国采取的地缘政治战略有所不同。亚美尼亚是集安组织成员国，非常依赖俄罗斯，与北约的联系相对较少；阿塞拜疆对全球大国奉行独立政策，并于2011年加入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以此宣布目前不加入北约或集安组织；格鲁吉亚在萨卡什维利（Mikheil Saakashvili）上台后就表现出亲北约的立场。然而，共同利益如何转化为共同机遇，不仅取决于俄罗斯对南高加索的政策，也取决于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演变。克雷默（Kremer）指出，南高加索的未来取决于，它能否适应在该地区有影响力的外国行为体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并与这些关键行为体建立有效的关系。
（一）俄罗斯在南高加索的角色
俄罗斯从18世纪开始介入该地区，从俄国内战结束到1991年苏联解体期间，俄罗斯一直是该地区的主导力量。这一地区构成了俄国和后来苏联的南部边境，被认为是其“战略后院”。在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将俄罗斯（特别是北高加索）和南高加索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分离开来根本是不可行的。21世纪初，普京总统使用“特权利益区”（spheres of privileged interests）一词来形容南高加索。此外，俄罗斯对其政策也从意识形态导向转向实用主义导向。除了俄罗斯，目前还存在土耳其、伊朗和欧盟等许多试图扩大其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外国行为体和组织。
俄罗斯一直致力于扩大与独联体邻国的战略关系，这是其大国崛起所必需的。因此，南高加索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攸关国家利益的重点地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占主导的一些机构逐渐建立，如独联体、上海合作组织、欧亚联盟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以求恢复苏联时期的影响力。阿布霍夫（Abushov）认为俄罗斯对南高加索地区的政策构成了“新帝国主义”。然而，如上文所述，俄罗斯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南高加索争夺影响力的国家。这一逻辑似乎符合俄罗斯的“特权利益区”的定位，但没有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外国势力参与到南高加索地区的事实。因此，俄罗斯对该地区的实际（而非想象中的）控制力被夸大了。
俄罗斯在南高加索的政策和行动的逻辑是为了防止或限制其他境外行为体在该地区的影响，进而巩固自身安全和经济利益。因此，在实践中，这就变成了一场试图将外部行为体排除在该地区之外同时最大化自身机会的竞赛。比如，西方就没有一项有效的政治或军事部署来平衡俄罗斯在亚美尼亚的军事力量。俄罗斯在亚美尼亚压倒性的军事存在对西方计划中的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和管道建设构成威胁。俄罗斯一直在利用其调停者的身份来推进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解决实际冲突。只要南高加索三国彼此分化，俄罗斯就可以对其施加影响。显而易见，南高加索冲突成为俄罗斯对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政治杠杆。现状显然有利于俄罗斯的利益，既保留了自身经济和军事势力范围，又阻止了任一南高加索国家向北约靠拢。
俄罗斯介入南高加索地区的理据和逻辑与安全化进程十分契合。出于延续并扩大自身在高加索的历史影响和巩固霸权地位以维护国家利益的考虑，俄罗斯在该地区采取了安全行动，以应对干涉其“特权利益区”的各种行为体，其中最明显的是美国领导的北约。
（二）北约在南高加索的参与
另一个寻求影响力的实体是北约，它是美国领导的西方以欧洲—大西洋一体化为旗帜吸引前东欧集团和前苏联独立共和国的机构工具，并承诺确保它们不受俄罗斯地缘政治战略的影响。北约可能是南高加索地区安全的关键要素，但这并不意味着南高加索国家必须是正式成员。自1994年以来，南高加索三国都是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Partnership for Peace Program）的成员，以求为解决冲突创造更好的环境，帮助南高加索各国更好地应对各种安全挑战。这属于“新大博弈”的现实显现，因为它不涉及直接占领，而是通过合作和伙伴关系产生影响。但是对北约来说，南高加索各国不同的安全利益和威胁认知也使该地区地缘政治复杂化。
在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政治话语。“新大博弈”隶属于“新冷战”。作者认为“新冷战”属于全球战略层面，而“新大博弈”（南高加索）则属于地区层面。前者利用错误的逻辑作为手段，与旧冷战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两极世界秩序构建不准确的联系，以动员公众，推行有风险的政策。
该地区日益增长的战略性质、竞争双方的地缘政治言论和姿态都体现了“新、旧大博弈”的方方面面。北约为西方提供了一种手段和机制，通过“民主”治理和法治原则的转移，试图将该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通过实现南高加索的“民主化”，平衡俄罗斯在当地的共同历史经验和利益取向。从北约的角度来看，南高加索的事件可以被视为次要的，这意味着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具有更高的外交政策优先地位。北约有一系列高度复杂和相互关联的外交政策利益和目标，远远超出了本文提到的南高加索，因其还包括限制俄罗斯在东欧、地中海和中东的影响和行动。土耳其与俄罗斯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因为这对中东和南高加索地区具有潜在影响。因此，南高加索正在发生的动态是更大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图景的一部分。
北约介入南高加索地区的原理和逻辑也很符合安全化的过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基于一系列动机，包括：确保能源运输路线的畅通和多元化；通过输出“民主”价值观为该地区带来稳定，同时创建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在“新冷战”俄美对抗的背景下，从地区层面削弱俄罗斯在南高加索的影响力，其最终目的是扩大北约和美国的影响力。
六、结论
回归开头提出的研究问题，南高加索究竟存在“新大博弈”吗？答案不是简单的“是”或“否”，而是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在南高加索地区，外部势力对权力和影响力的竞争显而易见，尤其是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北约和俄罗斯都认为对方的行动同样具有挑衅性，即使这些进程和事件发生在南高加索地区之外，因此逻辑上需要某种坚定的政策回应。然而，当前的“新大博弈”是一个有争议的术语和事件，与“旧大博弈”相比存在着一些重大差异，这些差异作为大国冲突和竞争的基础而存在。“旧大博弈”是关于两个大国在逐渐靠近对方的过程中为争夺“无人领土”而发生的冲突，而“新大博弈”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苏联的解体，以前一直受控于俄罗斯的地区开始受到其他外部行为体的影响。“旧大博弈”主要涉及对领土的直接占领和殖民，而“新大博弈”则涉及各国通过利用各种机构——北约、古阿姆集团、欧盟以及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来追求影响力，这些机构建立在各种相互竞争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和目标的基础上。至于“新大博弈”与“旧大博弈”的相似之处，在于其都试图将竞争者排除在特定地理区域之外。
在国际关系安全化的背景下，由于使用了“新冷战”和“新大博弈”等政治叙事，准确预见和预测国际和地区形势变得更加棘手。这些机制被用来塑造认知领域，以便在非常时期推行非常措施。在全球秩序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其结果是打破了植根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中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行为规则，导致国际或地区体系变得更加动荡。
【编译者简介】
黄佳豪，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2级政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校对者简介】
王子寒，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2级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硕士期间发表学术论文1篇，2023年获得第四届“萃英杯”欧亚研究生论坛二等奖。
【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团队】
为了解学术前沿，开阔学术视野，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以研究生“笃研”读书会为依托，组建“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团队”。团队主要负责编译俄罗斯、中亚、南亚和高加索等国别与区域研究相关的外文文献，包括学术期刊论文、书评、地区热点及重大事件的相关时评等。自组建以来，编译团队已推出180余期编译作品。现有编译人员30多名，主体为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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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译。所编译文章仅供专业学习之用，相关观点不代表发布平台，请注意甄别。
编译：黄佳豪
校对：王子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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