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越 编译
【文献来源】Ilya Nuzov,“The Dynamics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Ukraine Crisis: A Transitional Justice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Vol.11, No.1, 2017, pp.132-153.
一、引言
2004年，“橙色革命”将尤先科推上总统宝座。随后，乌克兰议会承认“大饥荒”是苏联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责乌方使用“种族灭绝”一词损害俄方利益，称这是“有意试图篡改历史”。2007年10月，尤先科颁布法令纪念“乌克兰起义军（Ukrainian Insurgent Army）”成立。2009年8月，俄因乌“美化纳粹帮凶”的“反俄政策”推迟派遣新的驻乌大使。2014年2月，所谓的“广场革命”爆发，亚努科维奇下台。3月，克里米亚被并入俄罗斯。普京称，这是对乌试图“强制同化”该地俄罗斯族和剥夺其“历史记忆”的合法反应。
转型司法（TransitionalJustice）常指战争、冲突或国家转型后，如何在重建和平、追求和解过程中追究过去的各种暴行，可根据既定的普遍性或区域性规范，对规范过去的具体政策选择进行评估。此外，转型司法不仅可考虑法律的合理性，还可考虑实施后对转型目标的可能影响。本文将多学科整合到一个区域性转型司法案例研究中，通过引入诊断性的证据来支持数个关于转型司法的假设和外交政策决策，并为设想的改革提供经验基础。
本文讨论了集体记忆在苏联解体后的俄乌关系中的作用，以及它与认同建设和2014年前后俄乌双边外交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俄罗斯的记忆政策加剧了克里米亚全民公投和顿巴斯武装冲突，而乌克兰的本体安全危机促使其在2015年出台了去除苏联历史的法律。作者认为，乌克兰目前的立法非但不能推进转型司法，反而可能助长乌克兰国内民族分歧以及乌俄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作者建议，可考虑成立一个“真相委员会”来推动国内和地区和解。
二、记忆、外交政策与过渡身份建设
纪念活动常被视为转型司法的“软”举措，通过向暴行受害者提供象征性赔偿、恢复公众信任、促进和解以及巩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对西式民主的承诺，在克服压迫历史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公众可组织纪念活动、游说政府、进行调查和改革以承认受害者的不幸遭遇并保存其记忆。国家可通过设立真相委员会、博物馆、公共假期、特定历史课程和出台记忆法（MemoryLaws）来规范历史话语。
（一）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
涂尔干认为，集体意识是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在发展过程中有着一定的历史遗传性。法律有能力将个人与社会联系起来，在塑造记忆方面起着核心作用。记忆法管理着公众对灾难性事件的共同理解，赋予其某种意义以形成特定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叙事。叙事影响人们如何理解政治现实，政治行为体利用集体记忆提出具体政治观点。因此，历史叙事是促进特定集体价值观和记忆、鼓励统一团结意识的动员工具。当一国发生“政权更迭”时，该国会经历一段政治上的不确定时期，因此这种叙事动员能力至关重要。联合国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指出，历史叙事常被用作建立国家、塑造共同体、促进超越宗教、语言和种族差异的国家或地区认同，帮助特定政治行为体及其政治理念的合法化，确保公众对国家的忠诚。以“历史神话”为基础的叙事是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苏联解体后，本体不安全的苏联加盟共和国纷纷出台了记忆法，对自身的后苏联政治身份进行了明确表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通过宣传战胜法西斯的历史功绩来巩固国家认同。而波罗的海国家则通过了反对苏联历史的法律，围绕受害者身份来构建国家认同。
（二）记忆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
历史叙事和记忆法在转型时期至关重要。在此时期，国家认同和历史的关系错综复杂。因此，改变国家的记忆会破坏认同稳定，从而危及国家在地区政治中的地位。事实上，对历史的尖锐分歧会加剧当代国家间的紧张关系，苏联加盟共和国往往因纪念苏联历史的活动而产生越来越多的政治对抗。国家认同问题通过将历史与有争议的国家认同联系起来，将有争议的国家认同与国家主权争端联系起来，而主权争端又与实质问题的冲突联系起来，从而对实质问题的解释产生关键性影响。在转型时期，国家寻找恢复本体安全的方法，使自身新的身份叙事与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利益和行为相一致。有学者将记忆法称为“历史记忆安全化”的措施，即当国家的历史叙事受到威胁、误解或他人攻击时所采取的措施。因此，历史叙事及其传达的记忆信息成为地方、区域和国际层次的政治行为体议程和修辞的组成部分。决策者通过构建叙事来理解自身所处的战略环境，并感知实体或者本体安全威胁。在极端情况下，这意味着国家可动用武力捍卫历史记忆的合法性。
三、后苏联空间的记忆之战
据上文中作者确定的记忆、身份和外交政策之间的互动分析框架，作者在本节分析了苏联解体后，记忆是如何影响俄罗斯对乌克兰政治决策以及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记忆反击。
（一）俄罗斯盛行的历史叙事
历史记忆在当代俄罗斯外交政策中起核心作用，对理解俄罗斯的对外政策至关重要。因缺乏统一的社会凝聚力和爱国主义浪潮，与其他欧亚国家相比，俄罗斯最初在建立身份认同方面处于劣势，政治精英们一直求助于记忆和历史叙事来塑造身份认同并确保执政合法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权组织“纪念馆（Memorial）”、自由派媒体《新报》及少数有影响力的学者、艺术家和政治家致力于重构苏联历史。这些“非官方”的历史叙事和国际舆论压力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主流的历史叙事。然而，这些声音正日益被边缘化，俄罗斯当局逐渐掌握了现代俄罗斯社会的记忆和历史话语。
俄首任总统叶利钦对苏联历史大加批判，并谴责苏联的统治形成了“苏联侵犯人权”的集体记忆。然而，对许多俄罗斯人而言，苏联时期是俄罗斯工业和军事上的辉煌年代。因此，对苏联时期的批判让俄罗斯的集体记忆陷入矛盾，民众对苏联的恐怖记忆与对苏联的爱国荣耀相伴并存。如今，大多数俄罗斯人知晓苏联的不光彩历史，但又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
为重塑民族自信和解决身份危机，普京试图恢复与苏联时期的联系，并利用苏联时代的“统一话语”将苏联解体描述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强调俄罗斯文明的独特性和大国身份，其影响延伸至其他欧亚国家。在第二任期，普京又以“二战神话”为核心塑造历史记忆。“卫国战争”被描述为俄罗斯人和其他“兄弟”民族反抗法西斯的光荣斗争。詹姆斯·韦施（James Wertsch）基于“图式叙事模板”（SchematicNarrativeTemplate），将俄罗斯集体记忆的主导叙事提炼为“驱逐外敌”。
对过去的真实描述可能会挑战一个国家首选认同叙事的完整性。俄罗斯大力保护对苏联时期事件的倾向性解释，防止外国歪曲苏联历史的企图，将对苏联的谴责当做对俄罗斯的攻击。2007年，乌克兰纪念“大饥荒”75周年。俄方宣布，由于“某些外国势力试图将历史变为政治意识形态对抗的工具，捍卫历史真相并以一贯方式反击将历史‘政治化’正变成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同年，普京批准了新版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将斯大林称为“有效的国家管理者”。2009年通过的《维尔纽斯宣言》呼吁打击所谓的“极权主义”。俄罗斯认为这是“侮辱性的反俄攻击”，随后启动了一个立法委员会，动员各界对篡改历史事实的事件进行资料汇编和分析，甄别歪曲历史事实和诋毁俄罗斯国家形象的行为。
普京表示，俄乌“同为一个民族”，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和命运”，并认为国外势力煽动了“橙色革命”。乌克兰加入北约是对俄罗斯的背叛，导致两国关系紧张，亚努科维奇政权被推翻最终导致乌克兰投入欧洲怀抱。俄方利用“驱逐外敌”说法，指责美欧密谋让一个“法西斯军政府”上台，旨在消灭乌克兰国内讲俄语的人口，同时将“颜色革命”视为一种安全威胁，为谴责基辅新政权和吞并克里米亚奠定基础。普京在克里米亚演讲中重申，俄方认为所谓的“广场革命”是由“希特勒帮凶班德拉（Bandera）继承人”组织的。
所谓的“广场革命”发生后，记忆政治斗争愈演愈烈。2014年5月，俄罗斯颁布了记忆法，把否认纳粹罪行和歪曲苏联二战角色的行为认定为违法行为，禁止“存心散播关于苏联二战期间行动的虚假信息”。若违法者通过大众媒体平台挑唆民众，将被从重处罚。这是对乌境内亲俄武装的无声支持，因其正在保护俄罗斯族人和讲俄语的人免受“纳粹、民族主义和反犹势力的肆虐”的威胁。
（二）乌克兰盛行的历史叙事
由于成为苏联的合法继承者，俄罗斯没有民族自决问题。与俄罗斯不同，乌克兰1991年的独立公投可谓走完了乌克兰人民走向独立的漫长道路。亨廷顿称乌克兰为“裂隙”（cleft）国家，即“两个乌克兰”的身份：东部亲俄，西部亲欧。伊戈尔·托尔巴科夫（Igor Torbakov）指出，乌克兰文明“裂隙”背后是两个新兴身份：一边是民族国家拥护者及民族主义者；另一边是坚持保持后苏联身份的人。在乌东部和南部，有数百万在血缘、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与俄罗斯紧密相连的乌克兰人，他们对俄罗斯的新苏维埃历史叙事具有共鸣。然而，无论是民族语言还是意识形态上的身份分歧，都没能充分描述乌克兰的多面现实。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始终在努力构建一个独特的国家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相对于苏联历史和俄罗斯来定义自己。历届乌克兰领导人都会就共产主义历史集体记忆、延续新苏维埃或民族主义历史叙事做文章。拥护民族主义叙事的政治话语塑造了解体后的国家建设，其基础是民族国家的共同历史经验，根源在核心民族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在民族主义叙事中，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OUN）和乌克兰人民军被视作独立史上的关键，其领导人班德拉和舒赫维奇（Roman Shukhevych）则被视为“民族英雄”，其独立斗争掩盖了其纳粹暴行。苏联解体后，上述组织及其领导人在教科书中几乎无一例外被当作英雄人物。
在乌克兰民族主义叙事中，苏维埃共产主义被视为入侵乌克兰的外部力量，这使得深受“极权主义”之害的乌克兰能从苏联建立史中脱身，将自己包装为外敌入侵的受害者。然而，新生的乌克兰却在将苏联时期从乌克兰历史中切除时异常谨慎。1994年，库奇马主张与俄罗斯建立更紧密的关系。1995年，乌议会恢复了苏联解体后被从教科书中删除的“伟大的卫国战争”内容。最终，库奇马放弃了其和解言论，并在任期即将结束时出版了名为《乌克兰——不是俄罗斯》的书。
“橙色革命”发生后，乌克兰加强了民族主义纪念活动。2006年，尤先科成立了乌克兰国家记忆研究所（UINP），授予舒赫维奇和班德拉“乌克兰英雄”称号。虽是为促进东西部人民历史记忆和政治文化和解，但将班德拉作为全乌“典型人物”宣传，只会让地域对立愈发严重。事实上，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和“乌克兰人民军”为纳粹合作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新苏维埃历史叙事影响了许多乌克兰人。他们认为，班德拉和舒赫维奇不值得被记住，更不值得纪念。
2006年11月，乌议会通过法律，承认“大饥荒”是“种族灭绝行为”。这是乌国史上最重要的纪念法律，通过谴责苏联历史，激发了乌作为“受害者”的集体记忆。2003年，只有40%的乌克兰人认为“大饥荒”是苏联对乌克兰实施的种族灭绝。到2007年，该比例已突破63%。但俄方却将此解释为乌克兰在指责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了“种族灭绝”。
亚努科维奇上台后，撤销了授予班德拉和舒赫维奇“乌克兰英雄”勋章的法律，公开谴责“大饥荒”是俄罗斯对乌“种族灭绝”的言论，两国的记忆之争有所平息。2013年11月，乌暂停与欧盟签订联系国协定，从亲欧转向与俄合作。次年2月，“广场革命”爆发，随之而来的政权更迭为乌克兰提供了一个契机——乌克兰决定去苏联化并投向欧洲怀抱。
四、乌克兰的“去苏联化”法律
乌国家记忆研究所支持出台的《谴责极权主义政权法》《纪念独立战士法》引起了广泛争议。这些法律是为应对俄方吞并克里米亚和煽动顿巴斯独立的记忆性安全措施，也为促进乌克兰身份的形成。可见，这两部法律将新苏维埃叙事连同其象征物一同赶出乌克兰的集体记忆，并用民族主义叙事取而代之。
作者认为，《谴责极权主义政权法》违背了《欧洲人权公约》。首先，它充斥着定义模糊或过于宽泛的术语，给执行当局太多自由裁量权。其次，该法对违法行为的量刑与所要防止的危害不相称。最后，该法与多元理念相抵触，将对历史研究和表达产生“寒蝉效应”。与纳粹罪行不同，乌方所谓的“共产主义”政权的“犯罪”问题从未得到乌克兰或国际法院的承认。因此，对苏联历史与俄方持一致观点就是犯罪的说法是荒谬的。此外，该法在地名命名方面也遭反对。2015年7月，哈尔科夫一家研究机构在调查时发现，多数人反对用带苏联意味或以“天堂百人”重命名街道。有趣的是，《谴责极权主义政权法》强调了所谓的苏联罪行，却选择性忽略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二战期间的系列暴行。
《纪念独立战士法》第6条将乌民族主义者组织和人民军都视为“乌克兰独立战士”，并禁止公开否认20世纪的乌克兰独立斗争。一些乌克兰问题学者和专家指责，该法不仅使人民军和民族主义者组织合法化，还将对那些与纳粹犯下相同罪行的组织的任何批评定为犯罪。该法承认民族主义运动对乌克兰独立的作用，却进一步疏远了东部和南部的乌克兰人。根据2015年在顿巴斯进行的一项调查，近45%的受访者对班德拉持否定态度。从人权法角度看，该法也面临着与《谴责极权主义政权法》同样的缺陷。此外，该法是为保护国家或其英雄不被指控为国际犯罪同谋的“反诽谤”立法案例，在欧洲尚属罕见，势必要在乌克兰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受到挑战。
五、结论
作者认为，记忆法在转型社会中尤其重要，可寻求作为积极民族认同基础的“可接受的过去”，并缓解与旧政权受害者记忆间的紧张关系。但记忆法不应带有修正主义色彩，即故意或政治上精心策划的与过去形象的对立，包括通过禁止或使用系统地边缘化替代叙述来加强单一解释，以取代各种历史事实。作者指出，乌克兰的“去苏联化”法律不仅侵犯言论自由，还宣扬单一独特、与俄对立的后苏联时期的乌克兰文化身份，让自身所面的“国家主义”风险倍增。乌方没有对民族集体记忆采取开放和批判的态度，而是用一套解释代替另一套解释，未给客观讨论乌克兰争议历史留下空间，从而使民族历史和民族身份方面的未决冲突进一步复杂化。在当前政治背景下，任何对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批评都被视为俄罗斯的柔性历史叙事，从而引发民众反感，人们对历史的看法难以、甚至不可调和。
作者建议，真相委员会或许是“被忽视的解决方案”。它可调和社会分歧，促进探索历史真相，成为实现国内和地区和解的重要渠道，是值得深入探索的国家间和解新手段，可对整个后苏联空间产生深远影响。首先，真相委员会可促进还原关于二战期间人民军和民族主义者等组织行动的完整历史和真相，从而引起那些接受俄方历史叙事的乌克兰和俄罗斯人的共鸣。其次，分裂和激进的乌克兰记忆可通过“广泛的内部讨论”来缓和，包括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方代表都可参与其中。第三，真相委员会可重建社会信任，让不同民族和职业的乌克兰人正式公开直面、研究和承认负面的历史影响。第四，包括转型司法专家在内的社会科学家可以就如何解决敏感的历史问题提出具体建议，以提升地区凝聚力。最后，其他曾建立过某种形式调查委员会的欧亚国家也可向乌克兰提供经验，帮助其实现国内和解并弥合与俄罗斯之间的鸿沟。
编译者简介
张越，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2级世界民族与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
校对者简介
尉锦菠，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
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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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译。所编译文章的观点不代表发布平台，请注意甄别。
编译：张 越
校对：尉锦菠
审校：陈亚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