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恒·第135译】书评：《国之盛观：乌兹别克斯坦的文化与国家认同》
周文婧 编译
【编译者按】劳拉·L·亚当斯通过探索20世纪90年代乌兹别克斯坦民族文化的演变过程，对中亚国家的建设提供了独特的见解。正如她所阐释的那样，独立后的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通过利用遗留的苏联体制和文化遗产以维持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国家通过积极利用群众性文化活动来彰显和构建国家认同，集中体现在乌兹别克斯坦两个最隆重的国家节日——纳乌鲁斯节和独立日——举办的大规模户外音乐会。亚当斯对这些重要仪式的内容、形式和生成的分析表明，乌兹别克斯坦的文化和政治精英们通过参与文化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国家建构的过程。
【所评书目】 Laura L. Adams, The Spectacular State: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Uzbekista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文献来源】Franck Billé, “The Spectacular State: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Uzbekistan”,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31, No.2, 2012, pp.229-230.
【作者简介】（1）书籍作者：劳拉·亚当斯(Laura L. Adams)：美国国际开发署国际教育研究所研究员。自1988年以来一直研究苏联和中亚地区的民族身份，研究方向包括后苏联时期的民族主义动员和暴力抗议，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在视觉和表演艺术方面的互动。（2）书评作者：弗兰克·比莱（Franck Billé），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蒙古倡议项目主任。
在这本关于苏联解体后乌兹别克斯坦文化活动发展的精彩研究中，社会学家劳拉·亚当斯（Laura Adams）讨论了文化生产特别是“大众景观”（Mass Spectacles）文化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建设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作者认为，盛大的国家活动可为文化精英们分享和讨论“民族文化”的概念及其类别提供宝贵的观察对象。鉴于此，她把重点放在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生活中两个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活动上：独立日和纳乌鲁斯节（Navro'z）。
作者的分析源自对直接参与了文化产生过程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深度访谈。在1995年至2002年的分阶段实地调查中，作者通过对这些大规模事件的直接观察和相互比较，以及对当地和整个中亚地区的出版物进行分析，使从访谈得出的结论更加可信。在整理和分析相关材料的基础上，亚当斯回顾了从苏联解体到乌兹别克斯坦独立的15年间，乌国内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发展演变。作者的研究表明，如果说这些群众活动的顺利举办最初依赖于苏联时期组织大型庆典的技术和经验，那么后来，它们广泛地借鉴了其它形式的庆典，特别是奥运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
第一章回顾了苏联后期至21世纪初发生的事件。作者阐述乌兹别克斯坦了从苏维埃认同到民族主义认同的演变过程，并概述了20世纪90年代乌兹别克斯坦的民族认同所受到的政治、历史影响。（其中包括对伊斯兰教的复兴和包容）。第二章集中讨论了现代性和全球化问题，以及政府所选择的代表乌兹别克斯坦民族文化的景观形式。在第三章中，作者探讨了所谓的“后殖民主义时期”对俄罗斯统治的批评对两种主要的国家庆典内容的影响。第四章则考察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精英们参与文化生产的方式。在结论部分，作者回溯了卡里莫夫总统民族独立意识形态的近期演变，并讨论了其对本书整体论点的影响。
作者指出，如果说国家庆典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变得不那么带有明显的政治性，而是侧重于展示地方文化，那么这些事件在独立后的十年中所采取的形式，偏离了对苏联“文化”思想的持续认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大众对民间文化的矛盾心理上，同时也体现在对国家引导和展示民族文化的作用的认识上。亚当斯认为，事实上，正是这种形式和方法上的连续性，确保了新的民族文化被大众广泛接受。
作者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文化的形式是否具有有价值，是否只是文化所要表达的内容的载体？或者它们是否构成了能够塑造、引导和改造的支配工具？例如，作者表明，苏联的国际主义遗产继续影响着面向国内和国际受众的大众活动方式，以及它们如何寻求向世界展示乌兹别克斯坦文化。
在本研究中，作者只关注在艺术和文化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他们受过专业的训练，她把这一类人称为文化精英。作者认为，虽然这些知识分子在任何国家建设项目中都是关键角色，但他们在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后社会主义社会中发挥着更加关键的作用。正如她通过民族志数据说明的那样，虽然这些节日庆典对政治精英很重要，但它们对文化知识分子也经常具有吸引力。
虽然本书对研究该地区的学者很有帮助，但它更重要的理论贡献也许是在民族主义和族裔问题领域。无可否认，亚当斯的宝贵见解对其他中亚国家——如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分析很有帮助。作者认为尤其重要的是，乌兹别克国家构建过程的核心是强制和吸引（seduction）的有力结合。而以往对所谓的“独裁政权”的研究，往往认为国家很大程度上依赖胁迫手段实现其目标。但作者指出，在乌兹别克斯坦，知识分子自愿参与国家重大文化活动的情况并不少见，因为这些重要的活动为他们提供了对公众施加影响的机会。
事实上，正如作者所认为的，文化精英们想取悦政治领导人，但最重要的是，他们想取悦自己。因此，如果独立日和纳乌鲁斯节都是国家构建的关键途径，尽管如此，但它们还被精心设计以扩大国际影响力：“文化精英们喜欢盛大的场面，因为它是一种通过普世文化来表达他们的民族身份的形式，彰显出他们与国际同行的平等性”。
作者在结构上将全书分为“背景”“形式”“内容”和“产生”四部分，这有助于向读者展示论点。遗憾的是，在著作的理论框架部分，特别是福柯关于权力的观点认为，其不仅仅是通过胁迫施加的影响力，它也是一种生产力。这些论断仅在最后一章的末尾被介绍。如果能在本书开篇的部分对这一理论进行阐述，就能更好为本书提供理论框架，并支持作者的观点。
令人惊讶的是，考虑到该书聚焦欧亚国家的庆典和文化，不过，作者忽略了布鲁斯·格兰特 （Bruce Grant）的《在苏联文化之家：一个世纪的改革》（In the Soviet House of Culture: A Century of Perestroikas）和阿莱娜·莱蒙（Alayna Lemon）的《两场大火之间：普希金到后社会主义的吉普赛人表演与罗马人记忆》（Between two Fires: Gypsy Performance and Roman Memory from Pushkin to Postsocialism）两部相关著作。同样令人惊讶的是，该书没有涉及关于表演性的理论文献。例如，它可以提供一些关于如何接受这些盛大场景的见解。虽然正如作者从一开始就澄清的那样，这些方面并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
除了这些小的注意事项，作者提出的论点令人信服，分析具有说服力。这项引人入胜的研究对关于中亚地区国家构建和民族主义的讨论做出了宝贵贡献。
【编译者简介】
周文婧，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1级研究生。
【校对者简介】
尉锦菠，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
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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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周文婧
校对：尉锦菠
审校：陈亚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