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小倩编译
【文献来源】Vasily Naumov,“Social Activism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and New Media: The Case of the Tent Camp Protest Action in Minsk, 2006”, Polish Sociological Review, Vol.187, No.3, 2014, pp.291-315.
一、研究背景
伴随着苏联解体，一批中东欧国家开启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进程。但这些国家的转型过程并不顺利，社会的剧烈变动催生了大量的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与20世纪50年代西方社会典型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旧的社会运动有很大的不同。根据西方社会以往的经验，在一个特定的国家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这被广泛认为是该国具有所谓“强大的公民社会”的标志。但是，在欧亚国家中，所谓的“公民社会”发展不足，机构不健全。那么广泛出现的社会运动是如何追求其目标的呢？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信息通信技术和互联网快速发展，引发了关于其对政治进程影响的争论。新的信息通信技术的介入能否改变社会运动，带来新的社会变革？与以往的社会运动参与者相比，利用新技术的社会运动参与者有何不同？ 作者从阿尔贝托•梅鲁奇（Alberto Melucci）的集体认同和新社会运动概念出发，通过分析欧亚国家的社会运动，尤其是2006年白俄罗斯的帐篷营地抗议行动（the Tent Camp Protest Action），回答了上述问题，进一步说明了新社会运动的特殊性。
二、理论视角：集体认同与新社会运动
“集体认同”这一概念在揭示集体行动出现的原因、参与者的动机、集体行动的战略选择以及集体行动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等方面，相较于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梅鲁奇将集体认同定义为“由数个个体或群体在更复杂的层面上产生的互动和共享，并与所感知的机会和约束领域内的行动方向有关。” 集体认同是通过个人之间重复的交流过程构建的，通过不断的互动和共享，并最终达成一个无声的共识，来表达他们对世界和自身关系的看法。大卫•斯诺和罗伯特•本福特将之描述为“框架”，构建框架的过程包括三个方面：分析不公正的现状、确定对此种现状负有责任的一方、提出改善现状的方案。从集体认同的视角来看，1960至1970年代出现的社会运动与以往的社会运动具有很大的区别，可以称之为新社会运动。与“旧”社会运动相比，新社会运动并不渴望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他们寻求通过承认新的集体身份和改变生活方式来改变占主导地位的规范和文化准则。
三、社会运动与互联网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的信息通信技术和互联网快速发展，引发了关于其对政治进程影响的争论，涉及的讨论议题包括互联网是否能使政治变得更加透明等。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大多数研究者往往将互联网视为传统政治进程的补充，不相信互联网能够改变“民主”，但他们开始意识到全球信息网络提升了全球范围内抗议行动的数量，并且促使集体行动的类型和形式发生转变。首先，拥有丰富传播形式（包括文本、音频、视频等）的电子媒体可以更有效地影响用户；第二，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积极使用新的信息通信技术，人们与陌生群体的交流更加频繁，有利于形成新的集体认同。第三，大大降低了组织抗议的成本，使得人人都能参与到集体行动之中。第四，上述所有方面都促成了社会运动所实施的意义创造过程的独特性，或者换句话说，影响了社会运动如何理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
互联网则成为新社会运动产生的重要因素，也塑造着新社会运动的特征。成员通过互联网的互动，形成了对朋友、敌人等意象的共同理解，促进集体身份认同的形成，从而推动集体行动的产生。此外，互联网的特性也促成了新社会运动松散的反等级的组织形式，并且推动着社会运动的全球化。
三、欧亚国家的社会运动
苏联体制下的社会形成了较为活跃的“公民社会”并存在着一定数量的社会运动。与西方的社会运动不同，苏联的社会运动始终处于政府的管控之下，民众往往参与“仪式化”的社会运动（如十月革命纪念日、五一游行等），而其它类型的社会运动则被禁止。因此，在苏联时期，社会运动无法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进程产生特别的影响。
苏联解体后，欧亚国家开始支持各种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社会运动的数量出现了大幅的增长，并且带有一定的行动主义（Activism）色彩。随着欧亚国家对社会管控的加强，社会和政治活动的范围急剧缩小，许多国家通过严苛的法律来限制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抗议活动成功的机率大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行动主义思想开始萌生，并衍生出不同的形式。部分行动主义者关注人权、生态环境等议题，强调通过非暴力策略达成目标，依靠欧盟或者美国的一些私人基金会的援助来维持生存，但他们没有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另一部分行动主义者属于“体制外的政治力量”，强调利用暴力示威手段来达到目的，一些激进右翼和民族主义组织都属于此类。安德鲁•西塞（Ondrej Clsar）还提出了另一种典型的行动主义——公民自组织（Civic Self-Organization）。这种组织通常采用非暴力示威的方式来达成目的，在多数情况下，参与者并不依赖其他组织和基金会的援助，而是自己出资并采取行动。事实上，公民自组织很少出现，也并没有吸引较多的参与者。
四、白俄罗斯的帐篷营地案例
2006年白俄罗斯总统选举，总统卢卡申科已担任白俄罗斯总统长达12年，许多白俄罗斯人希望在本次选举中能出现一位新总统。而在此次选举中，白俄罗斯反对派积极参选，不仅组建了政治联盟，还推选出了一位联合候选人与卢卡申科竞争。2006年3月，选举结果出炉，卢卡申科获胜。白俄罗斯反对派模仿不久前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颜色革命”，拒不承认选举结果并号召其支持者在全国各地进行游行示威，抗议选举舞弊。
2006年3月20日至23日，大量抗议者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中心广场进行抗议，并在广场上搭建了帐篷营地。这一案例可被视为是一种“新社会运动”。这场运动的参与者积极利用互联网来组织和维持集体行动。首先，参加此次活动的人员混杂，抗议者不属于任何一个政治力量；其次，他们的行动没有经过事先策划，是自发性的；第三，参与者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第四，他们明确拒绝政治领导人代表其利益；第五，即使在当局逮捕部分抗议者之后，抗议活动仍在进行。
正是因为以上的特点，使得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帐篷营地案例（即分析参与者的人数、参加抗议的人数、社会运动成员提出的政治要求等）存在一些困难。因此研究者们有必要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这场运动。新的信息通信技术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运动的目标和组织方式。在互联网影响下的新社会运动并不是工具性的：它们不只是渴望被纳入决策过程，更希望能够改变社会规范和日常惯例。它们能够关注到一些在某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广大公众注意的问题，并尝试将这些问题政治化，以便得到更好的解决。
五、结语
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抗议活动的数量急剧下降，随着部分国家对国内控制的增强，社会运动的发起愈来愈困难，各类社会群体开始选择与政府合作，社会运动的规模也随之下降。但新的信息通讯技术和互联网的兴起为社会运动带来了新的活力，各种利益集团之间进行沟通和组织集体行动的成本极大降低，社会运动的行动轨迹变得难以预测，政府需要应对突如其来的抗议活动。此外，新的社会运动超越了过去社会运动的惯有逻辑和行为模式，不仅仅只是政治家们进行权力斗争的工具，更成为了社会群体表达利益诉求和寻求身份认同的新渠道和新窗口。
【编译者简介】
连小倩，中共党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兰州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担任过班级生活委员，院学生会和社团联合会干事，本科期间连续三年获得学校三等学业奖学金，获得“优秀毕业生”、“优秀共青团员”等称号，2020年发表学术论文一篇。研究生期间分别获得一等和三等学业奖学金，曾担任院级学生会宣传部干事。
【校对者简介】
尉锦菠，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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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连小倩
校对：尉锦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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