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早期关于本体安全的研究认为，推动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是对“自我（Self）”身份的维护，而不是简单的“物质利益”。从事本体安全的研究者认为，对自我身份维护的关注，可以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国际行为体（如国家或决策者）会做出一些从传统安全角度来看似乎代价昂贵、甚至直接有损于物质安全的行为。对此，本体安全理论给出的解释是：行为体在采取其他行为之前必须要确保他们的社会存在（SocialExistence）。这一解释为国际安全领域提供了重要的新见解，例如：相互破坏性冲突的持续以及不确定性条件下安全困境的普遍存在。
这些早期的本体安全研究主要采取了两种方法论假设。第一，假设行为体的言语和表达真实而可靠地提供了进入他们内在自我的途径；第二，从对内在自我的本质定义，及伦理信念与情感、特定行为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出发。然而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假设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们是没有根据的或有限的。
作者认为，上述两种方法论假设对于本体安全的研究并不是必要的。通过关系社会学（RelationalSociology）的术语来重新定义本体安全的概念，既可以保留既有研究的关键和解释性主题，又可以重新确定一个不依赖参与者特定信念或感受的因素和过程。
这篇论文的结构如下：首先作者对现有关于本体安全的研究进行追踪，指明这些研究的关键贡献和最普遍的解释模式，以及这些研究的方法论限制；其次，表明从关系社会学中得出的替代方案如何对一些研究问题更可取；最后，将本体安全的参照从自我转移到自我出现和互动的更广泛语境中，并称之为“社会安排（SocialArrangements）”。为了进一步发展这种替代方案，作者概括了三种关系性的本体安全机制：仲裁（Refereeing）、表演性顺从（PerformativeDeference）和阻塞性抵抗（ObstructiveResistance）。通过上述三种机制来解释本体安全，可以使研究者摆脱对自我常规和焦虑等心理因素的依赖。
二、国际关系中的本体安全
早期的本体安全研究批评了狭隘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对安全和寻求安全行动的观点，还从内部质疑了现有建构主义理论的自由主义偏见。本体安全研究者认为，传统框架下那些看似非理性的行为——例如介入代价高昂、危险、不必要的冲突——有时也是完全理性的，这是因为行为体必须为其身份的整体性与连续性而斗争。
对于国际关系学者来说，本体论安全的概念提供了一种理解价值观、身份与常规行为之间关系的方式。正如“本体论”一词所暗示的那样，这种概念化安全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对安全内容的更全面的理解来实现的。
自从本体安全这个概念被发明以来，不同学者对其进行研究的范式发生了不同的演变。最初最具代表性的是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本体安全这一概念对吉登斯“结构与施动者的二元性”理论的构建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研究者试图将心理和情感的因素融入本体安全的研究中，例如珍妮弗·米锃（Jennifer Mitzen）有关欧洲国家身份的研究，以及卡塔里娜·欣瓦尔（Catarina Kinnvall）有关宗教社会运动的跨国流行如何缓解存在性焦虑的研究。
就目前而言，本体安全文献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其一，关注身份和自我的社会地位建构的研究；其二，关注国家政策制定者情感维度的研究。然而作者认为，即使是前者也都非常依赖于对主观性和心理学的探索，以支撑本体论安全特征的因果解释。
三、为什么是本体安全的关系理论？
通过对先前有关本体安全理论研究的回顾，作者提出了弱化本体安全研究中的心理和情感因素，从而发展本体安全的关系理论的两个理由。
第一，对心理和情感因素的研究要求研究人员假设行为体以某种可靠的方式传达他们的真实信念和感受。然而，这些假设往往是有问题的。政治精英们通常可以高度意识到形象管理的必要性，且极富掩饰、混淆或对冲方面的实践经验。因此，政治精英们的“自我”展示往往是不真实的，他们的陈述亦可能是不可靠的。作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顾虑：本体安全视角的有效性，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是否信任行为体的道德或情感表达，因此，单是出于资料可靠性问题，也将使得本体安全可能不适用于某些研究。
第二，行为体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以本体安全分析的方式进行思考和感觉。研究本体安全的学者已经开始质疑他们的方法是否适合社团行为体（CorporateActor）的研究，这种怀疑得到了对国家拟人化观点持批评态度人群的支持。对社团行为体的分析强调自我的关系特征，但这仍然需要基于行为体心理上明确的、有效的前提。另一种是将本体安全分析仅限于个体。然而，即使仅关注那些有影响力的特定个体也可能有问题；且个体的自我形式可以在不同环境中表现不同，并随之变化。这是本体安全的心理学理论所存在的一个更大的问题：必然将个体置于中观层面的社会环境之上。
至此，作者认为，既有的本体安全研究存在方法论缺陷——过于强调心理和情感因素。因此，当下的本体安全研究面临两个问题：第一，可替代方法增加的解释性价值是什么？第二，即使替代性方法很有价值，但这样的方法能一以贯之吗？在不考虑元理论前提赋予这些因素有效性的前提下，还可以对本体安全和安全寻求进行分析吗？简而言之，作者提出的根本性问题是：追踪心理和情感过程对自我安全的影响，应该是本体安全研究的基础吗？
对于第一个问题，作者认为，学者从事本体安全研究的关键在于解释为什么国际行为体（如国家或决策者）的行为显得代价高昂和危险？对此，权威的本体安全的解释是，行为体必须首先维持他们的社会存在，而后才能采取其他行为。这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分析主题：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那些关于安全、战略、目的、自私自利的词汇，被用来解释一个建构主义的、以文化和历史为背景的叙事，而这种叙事又反过来破坏了理性主义理论的相关假设。换言之，国际关系领域的本体安全研究只是偶然性地与心理和情感因素联系在一起。由于强调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上述方法论问题，因此，本体安全研究将通过提供一种替代性方法来改进——通过不同的理论词汇来维持其关键干预，这有可能开辟一个更广泛的理论视野。
对于第二个问题，可以通过检验本体安全作为一个概念的理论目的来回答。在吉登斯看来，本体安全的社会学功能在于：给予行为体在社会生活中对稳定的需求，来解释结构和系统的恒常性。对于吉登斯及那些对这一概念研究更为深入的学者来说，本体安全之所以能实现，是因为人类需要自我表达和自我感知的稳定和值得信赖的常规。如果其他的非心理机制也可以解释社会环境的恒常性，以及行动者确保自己存在的连续性，学者们将不需要对观念和知觉进行复杂解释。作者认为，这种机制确实存在，但要理解它们，学者们必须转向不同的元理论词汇。关系社会学的概念和理论方法使人们以突出思想和情感的细节作为解释的重点来讨论本体论安全成为可能。
四、本体安全关系视阈的内涵
本体论安全的关系视阈认为，无论自我的特定形式、实质和表达方式是什么，自我的安全只有在持久的社会安排的背景下才能被想象。虽然“关系”是一个广泛而普遍的理论概念，并且已经存在于本体安全文献中，但是，通过一个特定的思维传统来接近这个概念，其含义将变得更加清晰。这种思维传统就是关系社会学，其特点是关注过程（Process），并受到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关系社会学提供了一种绘制和建立关系维度的方法，这种方法虽然已经存在于本体安全的主要研究议题中，但并未得到强调和重视。
在作者提出的关系视阈中，本体安全的参照不是自我，而是社会安排。所谓社会安排，指的是行为体之间交易的结构化配置，它既作为行动发生的社会环境，又为行为体（即作为具有性格和能力的主体）提供使其得以构成行为体的社会材料。这种参照上转变的含义是，行为体并不是试图确保自我身份的连贯性，而是注重更广泛的社会背景的连贯性和稳定性。为了理解行为体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应该记住关系社会学的三个原则：
第一，社会安排是一个整体。行为体为追求本体安全而采取的行动，必须放在广泛的社会背景下，并被理解为复杂的制度和文化背景的一部分；
第二，自我是过程的——也就是说，认知和情感是从一个展开的行动过程中产生的；
第三，能动性是相互作用的。能动性产生于行为体和世界之间的互构过程。因此，寻求或维持本体安全的行动不仅是离散的选择或常规的习惯，而且是“情境结构而不是个体的反射、心理联系或重复的行动”。
这三个原则共同意味着，本体安全与社会稳定是分不开的。因此作者认为，应当有一种理论化本体安全的方法，这种方法使得在定义特定自我时不受经验或概念问题的限制，也不依赖于对心理或情感因素的参考。这种方法就是借助关系机制建构本体安全的解释框架。
在借助关系机制构建本体安全解释框架时存在两种方法论路径。第一种也是最重要的是依赖于场域理论（FieldTheory），虽然有几种不同的场域理论，但他们的观点交汇于一处——将场域视为一种或多种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多个行为体基于对场域的目的、场域中的关系（包括谁拥有、以及为何拥有权力）、行为合法化的规则等事物的共有理解（共有理解并不意味着一致同意）而彼此互动。依据场域理论，作者提出的三种机制——仲裁、表演性顺从和阻塞性抵抗——提供了解释离散争论事件的起源和结果的方法。
第二种方法是基于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Elias）的“构型”（Figuration）概念：“构型”就是生活在同一种生活方式中的个体的复杂交织，以习惯或人格结构的社会和历史特定形式为特征。场域和符号的区别既在于某些本体论前提，也在于二者所应用的案例的时间和空间的广度。场域研究大多数聚焦于行为体对于地位和权力的短期的、战术上的竞争，相反，构型研究大多更关注长时段的历史性的变化。本体安全研究的构型路径将拓宽其理论化的视野。因为关系机制是本体安全的重要工具，审视其历史演变将为安全与冲突的历史研究带来新的经验领域。
五、本体安全的三个关系机制及其理论发展
当行为体不是直接当事人或明显利害相关者而选择干预争端、迫使有关人员遵守现有的规范安排，或是保留这些规范安排作为未来行动的背景时，就会发生仲裁。仲裁行为体可以通过下述方式使自己成为调解者：纯粹的强制、宣称自己是合乎现有规范的合法调解者、或者是两者的结合。
当行为体公开表示尊重现存的规范安排，支持这些安排，并做出遵守这些安排的可信承诺时，就会发生表演性顺从。从本质上讲，表演性顺从只是表明对维护规范的承诺，并不存在任何必要的信念，或认为规范是绝对合法和激励性质的，因为如果不维护规范将威胁到既定生活方式更广泛的规范基础。
当行为体通过阻止改变现状的行动来阻碍改变社会安排的尝试时，就会发生阻塞性抵抗（ObstructiveResistance）。这可能涉及反动的暴力，例如针对叛乱运动的镇压。当然，它也存在于群体抵制“上方”变革的“被动”尝试中，比如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描述的村民们试图阻止国家治理而又不引发暴力对抗的“拖后腿”（foot-dragging）行为。虽然阻塞性抵抗绝不是一个新颖的概念，但把它看作是一种寻求本体安全的方式，将使其散发新的光芒。
上述三种机制都在不强调信念、激情与焦虑的情况下为本体安全提供了解释，并为看似不理性的行为建立了合理的、因果性的基础。本体安全研究的关系分析方法，其重点在于理解特定行为如何影响更广泛的社会环境。当这成为分析的重点，行为体是否“真的相信/感觉”规范、身份或常规的道德和形而上学的真理就会消失。总之，本体安全理论发展的结果形式将是在行为体相互作用（Transactional）和时间（Temporal）的尺度上超越特定行为体的动力机制。
六、结论
作者提出了一种本体论安全研究的关系视阈，其前提是行为体试图在整体意义上确保他们的社会安排，并将其作为下一步行动的先决条件。作者提出的方法扩展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现有的本体安全研究对话中可用的元理论资源，为其他学者进行理论研究提供了广泛的“关系”基础。同时，这种方法也有助于构建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该领域的许多关系叙述都是通过社会理论术语进行的，这使得研究很难找到行动的创造力和不确定性。虽然这些术语并不完全排除对能动性的有效讨论，但那些涉及本体安全关系理解的术语能更全面的地强调能动性和偶然性。此外，作者提出的方法更突出了关系社会学的实用主义维度，虽然这一维度受到的关注相对有限。最后，相比于其他有关安全和本体安全的研究，作者基于关系视阈的研究议程挑战了以往学者的传统研究。换句话说，作者将本体安全和关系社会学的研究进行融合，详细阐述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扩展和提升了本体安全理论的适用范围和敏感性。
编译者简介
张峻溯，中共党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曾任兰州大学副班主任，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办公室助理、学生会主席、本科生党支部副书记等职务。在校期间参与、主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两项；发表学术论文一篇；曾获校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三等奖学金，兰州大学“优秀学生会干部”、兰州大学“优秀副班主任”、兰州大学“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校对者简介
陈明霞，中共党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本科和硕士分别就读于兰州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期间发表学术论文三篇，主持校级科研项目一项。
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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