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雨 编译
【文献来源】Egger Clara and Magni Berton Raùl,“The Role of Islamist Ideology in Shaping Muslims Believers’Attitudes toward Terrorism: Evidence from Europe,”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Vol.44, No.7, 2021, pp.581-604.
一、研究背景
伊斯兰暴力事件是世界上发生数量最多、最致命的袭击事件。自2001年“9·11”袭击以来，伊斯兰暴力已经成为塑造全球恐怖主义模式的重要因素。据估计，2015年74%的恐怖袭击源于以下四个团体：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博科圣地（Boko Haram）、塔利班（Taliban）和“基地”组织（Al Qaeda）。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他们的政治议程各不相同，但均动员了伊斯兰教来支持他们的暴力活动。但这种全球趋势隐藏了特定的区域模式。尽管欧洲的恐怖主义暴力事件相比亚洲、中东较少，但是从2015年后突然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发生在比利时、法国、德国和英国的“本土恐怖主义”袭击引起了媒体和政府前所未有的关注，人们开始意识到，欧洲“本土恐怖主义”的源头在于欧洲穆斯林的激进化，并认为穆斯林信徒激进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宗教信仰。
到目前为止，关于伊斯兰政治暴力产生的原因，基本形成了两种竞争的评估机制：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伊斯兰意识形态是导致穆斯林民众激进化的直接原因。一些极端主义团体主张使用暴力来支持宗教议程，少数穆斯林的激进化似乎是因为与这些群体的定期接触（在清真寺或通过互联网）所推动的；另一方面，其他学者认为，伊斯兰暴力占主导地位的原因是激进分子越来越多地转向伊斯兰教，即伊斯兰教为激进分子的需求和议程提供了框架。总的来看，上述两种解释都只得到了有限的实证检验。鉴于此，本文试图从两个方向对这场争论解释做出贡献。首先，本文旨在评估伊斯兰团体的影响力是否可以追溯到普通穆斯林对暴力的态度。穆斯林对恐怖主义的态度是否与其他宗教团体的态度不同？然后，本文调查了伊斯兰团体在普通穆斯林激进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两种渠道：其一，伊斯兰团体可以直接影响普通信徒的信仰和意见；其二，伊斯兰团体可以反过来吸引激进分子，从而使其采用和扩展伊斯科教的宗教活动。
本文的论证基于一种经验策略，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独创性。第一，现有关于伊斯兰暴力研究主要关注特定背景或伊斯兰团体的小样本案例，而作者使用的是通过国际调查收集的大样本数据。这样做能够区分穆斯林在任何地方所共有的政治态度和他们在特定社会政治背景下所形成的态度。第二，为考察极端宗教信仰在普通穆斯林信徒激进化中的作用，本文只关注普通民众，而不关注极端分子。本文假设，伊斯兰团体对宗教原则解释的影响可以追溯至普通穆斯林对待政治暴力的态度中去。因为通过研究普通人的观点，可以确定在极端主义的特殊情况下被放大的信仰。第三，本文研究侧重欧洲国家的居民。迄今为止，关于穆斯林对政治暴力态度的大规模研究主要集中在穆斯林占多数的中东国家，而这些研究的结果不一定能解释穆斯林占少数的民主国家发生“本土恐怖主义”的原因。
二、研究设计
关于穆斯林宗教信仰和激进主义之间关系，现有的一般性解释是：伊斯兰团体的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和动员激进分子的独特能力，同时，激进分子则利用伊斯兰原则主张使用暴力来保护穆斯林。然而，现有研究并未对这一关系的程度和性质做出清楚的解释。鉴于此，本文作者旨在建立一种分析框架，通过使用数据集以及输出变量和解释变量来解释上述问题。分析框架由两组假设构成：一是评估激进信仰在普通穆斯林中的传播水平（H1和H2），二是从理论上分析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作用性质（H3和H4）。第一组假设揭示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差异，第二组侧重于分析穆斯林之间的意见分歧。
l研究假设
H1普遍关系假说：无论穆斯林住在哪里，他们都更有可能为恐怖主义辩护。
H2有条件或虚假的关系：穆斯林只在一些表现出相同特征的国家，为更多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辩护。
H3直接影响假说：与其他信仰相比，更高程度的伊斯兰实践导致更高水平的暴力辩护。
H4自我选择假说：与其他信仰相比，生活中有更多伊斯兰宗教实践的人更有理由为恐怖主义辩护。
图1总结了H3和H4提出的作用机制：
图1将宗教实践与激进主义联系起来的机制
l经验数据和变量
为验证上述假设，作者使用了一个相当独特的数据集——聚焦于45个欧洲国家的2008年欧洲价值观调查收集的数据。之所以选择这一数据集，原因是在马德里（2004年）和伦敦（2005年）遭遇恐怖袭击之后，2008年开启了欧洲恐怖袭击下降的四年期，逮捕和定罪的数量也在下降。然而，在随后的2012-2016年间，欧盟成员国遭遇伊斯兰政治暴力事件的数量急剧增加。鉴于这一转变，2008年可以被视为与理解本土伊斯兰暴力形成的基础条件有关的时期。该地区是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滋生地，并且当代伊斯兰恐怖袭击的肇事者当时大多是青少年，他们可能会受到这一时期情绪的影响，可以由此捕捉到助长伊斯兰暴力上升的过程。
l数据集和输出变量
作者通过使用数据集以及输出变量的方法来调查21个国家收集的穆斯林数据样本。在调查过程中，受访者被要求在两种说法中做出选择（当然，受访者也可回答“两个都不是”或直接拒绝回答）：
A.在某些情况下，恐怖主义可能是正当的；
B.无论出于何种动机的恐怖主义都必须受到谴责。
拒绝回答的人数为1693人，占调查对象的4.8%；大多数人（91.7%）谴责恐怖主义，而3721人（5.9%）认为恐怖主义在某些情况下是正当的。因此，输出变量是一个哑变量（即虚拟变量），当人们认为恐怖主义是正当的时，这个哑变量等于1，当人们不认为恐怖主义是正当的时，哑变量等于0。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个问题使用了“恐怖主义”这样一个非常负面的词，因此。虽然研究的是一小部分人，但他们的观点非常强烈。
数据集中纳入特定国家的标准有两个：首先，如果问及恐怖主义的正当性问题，应该包括该国。第二，作者只保留了国家样本中穆斯林占全国人口1%以上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与现有数据相比，欧洲价值观调查中的穆斯林比例几乎处处被低估。
表1描述了21个被纳入的国家，作者将其分为三组。第一组包括9个国家，在这些国家中，穆斯林因移民潮而成为少数民族。其中，作者单列了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四个西欧国家。这四个国家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一直是恐怖袭击的主要目标，且自2014年以来为ISIS提供了最大份额的外国武装分子，但每个国家的穆斯林人数都相当低。第一组的9个国家中共有308名受访者，其中近一半（155人）生活在上述四个国家。第二类国家是那些穆斯林长期以来一直是少数民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样本中，这组国家共有1305名穆斯林受访者。第三组包括四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或地区），包括阿尔巴尼亚、阿塞拜疆、科索沃和北塞浦路斯，这组国家（或地区）占样本中穆斯林比例最大（3647名，占样本的69%）。
l变量操作化
1、解释变量
为检验H1和H2，作者使用了两个衡量标准：一个是类别变量，用于将穆斯林与每个其他宗教团体进行比较；一个是虚拟变量。其中1表示“穆斯林”，0表示所有其他团体。作者还评估了宗教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具体体现为四个选项（非常重要，重要，不是非常重要，一点也不重要）。如果穆斯林与其他信仰的人以明显不同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特别是当他们认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很重要时，他们可能会被认为更有理由实施恐怖主义。
为了检验H3，作者引入一种接触伊斯兰团体信息的方法——宗教实践，记录了受访者与自己的宗教团体成员接触的频率，以及接触不同宗教领袖话语的机会。这个问题是这样表述的：“除了婚礼、葬礼和洗礼，现在你多久参加一次宗教仪式？”。对于该问题设置了七个选项：“一周一次以上”、“一周一次”、“一个月一次”、“仅在特定的神圣日子”、“一年一次”、“不经常”和“从来没有，实际上从来没有”。
为了检验H4，作者设定了一个变量，当2008年的受访者比他们童年时期更善于观察时（占样本数量的21.7%）取值1，当宗教实践水平不变时（占样本数量的41.7%）取值0，当受访者在一生中变得更不善于观察时（占样本数量的36.5%）取值-1。作者认为激进的人更容易被伊斯兰主义所吸引，因此变得更善于观察。
2、控制变量
作者认为先前研究的证据表明，年龄、婚姻状况和性别等社会人口变量与支持恐怖主义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具体而言，女性、老年人、已婚、有孩子并有工作的群体对恐怖主义的支持程度更低。此外，教育、收入也是相关因素，因此在模型中包括了上述所有变量。此外，作者还对被调查者父母来源进行了变量控制：当父母都不是出生在这个国家时，变量取值1，否则取值0。作者还纳入了两个与解释支持恐怖主义特别相关的态度变量：对政府认可的标准（10分制）和对北约的信任度（10分制），纳入这两个变量的理由是：其一，既有研究指出，对恐怖主义的认可和辩护与反美主义以及认为西方大国的外交政策对伊斯兰教构成威胁的看法密切相关；其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北约向来是美国用来推进其中东外交政策目标的主要依靠，因此，作者预计，鉴于大多数圣战分子反对美国和西方的干涉主义，对北约的低信任度可能会让普通民众觉得对北约成员国的袭击是合理的。
表2列出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受访者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分为三组国家：接纳少数有移民背景的穆斯林的国家（第1组）；长期存在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国家（第2组）；最后是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第3组）。这一分析表明，当穆斯林属于少数群体时，他们表现出的社会人口特征可能会增加他们为恐怖主义辩护的程度。
三、实证分析
1.Logit回归：检验假设H1和H2
穆斯林更倾向于为恐怖主义辩护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者展示了六个模型来检验穆斯林和为政治暴力辩护之间的关系（表3）。
作者发现，模型1、2、3表明，2008年穆斯林比其他宗教团体更倾向于为恐怖主义辩护，尤其是当他们认为宗教非常重要的时候。当穆斯林是少数民族时（模型4和5），结果与模型3中显示的结果一致，穆斯林对宗教的重视导致其更容易为恐怖主义辩护——即使是在那些有新进穆斯林移民背景的国家。然而，当穆斯林是多数群体时，会出现不同的结果——穆斯林比其他宗教和非宗教人士更容易为恐怖主义辩护；但当宗教对他们很重要时，情况则会不同。因此，在这些国家，那些不冷不热的穆斯林更容易为恐怖主义辩护。因此假设H2比H1得到了更好的支持：信仰伊斯兰教和为政治暴力辩护之间的关系受到背景效应的制约。
2.Logit回归：检验H3和H4
为什么穆斯林比其他宗教团体更容易为恐怖主义辩护？表4显示了H3和H4的统计检验结果，有以下5种模型。
模型1表明这两个假设都是无效的。虽然穆斯林更有可能为恐怖主义辩护，但他们目前的宗教活动水平和宗教活动的增加都不会影响这种关系。我们只观察到，一个人在一生中变得更加虔诚，其为恐怖主义辩护的可能性就会更低，而穆斯林在这方面与其他宗教团体没有什么不同。当省略交互项时，这些系数保持不变。这一结果几乎适用于所有国家，除了两个例外情况。首先，在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模型4），作者观察到，非穆斯林受访者的宗教实践水平增加了为恐怖主义辩护的可能性，但这种影响不适用于穆斯林受访者。这一发现表明，接触少数宗教的信息可能会导致人们采纳更激进的观点。第二，模型5表明，在四个西欧国家中，自我选择假说与结果是一致的。只有在一生中不断提高宗教实践水平的穆斯林才特别有可能为恐怖主义辩护。就优势比而言，与包括其他穆斯林在内的其他宗教人士相比，这些穆斯林为恐怖主义辩护的可能性是后者的四倍。这表明，在这些国家，由于伊斯兰团体的激进主义，伊斯兰教在2008年对激进分子特别有吸引力，但这并非普遍现象。
四、结论
文章旨在实证评估宗教信仰和激进主义之间的关系。为此，作者重点关注伊斯兰团体在塑造普通穆斯林对恐怖主义的态度方面发挥的作用。文章提出了两种机制：第一种是直接影响机制，即极端伊斯兰团体通过在穆斯林中获得受众和合法性，使普通信徒的观点变得激进。第二种是自我选择机制，即由于政治或经济因素而变得激进的人由于极端主义团体的活动而选择加入伊斯兰教，结果增加了他们的宗教实践。
然后，本文利用在21个国家收集的调查数据，调查了宗教信仰在引导欧洲穆斯林为恐怖主义辩护方面发挥的作用。结果显示，导致穆斯林为恐怖主义辩护的因素因背景而异。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地方，这种可能性随着受访者对宗教的重视程度提高而降低，而在穆斯林占少数的地方，这种可能性会增加。作者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支持伊斯兰宣传导致普通信徒激进化的论点。然而，作者观察到，在受本土恐怖主义影响的西方国家，为恐怖主义辩护与宗教实践的增加密切相关，这支持了伊斯兰团体正在吸引伊斯兰激进分子的论点。
综上所述，这些结果表明，信仰伊斯兰教和为政治暴力辩护之间的联系机制是多种多样的。作者还发现，在收集数据时，赋予宗教的重要性与高水平的宗教实践无关，这表明宗教（而不是虔诚的宗教信仰）是穆斯林集体身份的粘合剂。特别是在西欧国家，虽然宗教实践的水平与更大的政治暴力合理化趋势无关，但宗教实践的增加却与之有关。因此，这样的结果往往证实，当代伊斯兰激进分子既不是在严格遵守宗教戒律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也不是专门接触伊斯兰信息的。由于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经历，他们觉得政治暴力是正当的，他们以某种方式重新激活了他们的穆斯林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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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简介
梅雨，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于安徽工业大学金融学专业。本科期间，获得校级特等奖学金一次、一等奖学金一次和二等奖学金两次，荣获校级优秀学生干部、校三好学生和校级2020届“优秀毕业生”等。研究生期间，担任院秘书部部长、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班团支书，至今为止在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荣获研究生二等学业奖学金一次。
校对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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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霞，中共党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本科和硕士分别就读于兰州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期间发表学术论文三篇，主持校级科研项目一项。
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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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梅雨
校对：陈明霞
审校：王术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