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吉尔吉斯斯坦事件，看中亚国家转型道路的得与失
作者：杨进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亚室副主任）
【原标题】杨进：中亚国家转型道路的得与失
10月15日，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宣布辞职，这意味着现政权已经倒台。从10月4日以来，吉尔吉斯斯坦因为 议会选举“不公”出现政治动荡，选举结果公布当天，人们走上街头，以暴力形式攻占了总统和议会大楼以及其他重要国家机关，总统热恩别科夫一度“失踪”。经多方博弈，现任总理、议长和其他一些高官相继辞职。
回顾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的历史，相似一幕曾经反复上演。
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爆发所谓“郁金香革命”，时任总统阿卡耶夫在形势突变后第一时间出走他国，从而使反对派很快掌权。此后的吉尔吉斯斯坦似乎进入政治死循环。
2010年，该国再次爆发“街头革命”，“革命”以民选总统巴基耶夫再次狼狈出走国外和政权倒台而告终。
后来吉尔吉斯斯坦通过改制，逐步走上总统议会制道路。政治精英们本以为新分权体制可能带来“成熟民主”，确保国家政治生活走上法治化和正常化轨道。但此次议会选举中被确证的贿选和其他舞弊行为再一次证明，吉尔吉斯斯坦仍未找到“成熟”道路。
一方面，分权体制并没有确保各派别政治家们按照公认的政治伦理或规则去获取权力，另一方面，反对派很容易找到反对现政权的充分理由并在法律框架外进行暴力对抗。于是，混乱政局在所难免。
如果把视野放在整个中亚地区，吉尔吉斯斯坦的情况并非个例。尽管中亚各国国情存在很大差异，但是从政治视角看，它们都属于苏联解体后获得主权独立并走向全面转型的国家。其中，政治转型始终与独立国家的全面构建相伴相随，中亚各国面临选择政治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复杂挑战。
首先，在中亚地区，部族政治、地域派别、裙带关系和强人崇拜等传统政治文化存在感很强。关键时期，真正对权力逻辑发挥作用的恰恰是这些传统政治文化，而不是体现现代性的某种体制。
在这个阶段，可能更加需要一个有智慧并具有高超政治操作能力的领导人来设计政治现代化道路，以确保民主有序推进并提供可预见性。如哈萨克斯坦所经历的从纳扎尔巴耶夫到托卡耶夫的政权延续模式，无论从经济发展绩效还是从政治稳定绩效看，在中亚地区都是一面旗帜。而在吉尔吉斯斯坦，多党制已经发展到无以复加并且不再是保证社会不同阶层或人群利益的政治手段。甚至一些政治家开始把政党作为谋求私利获得权力的工具。没有像样的党纲，也没有忠诚的信仰，每到政治选举期，一些党派领导人会为了私利随意转党，或者分裂旧党。显然，当年被欧美赞誉为“中亚民主岛”的吉尔吉斯斯坦还没有完成具有真正现代民主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转型。
其次，必须看到的是，转型国家如果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领域，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经济改革，则政治改革很难获得民众支持。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经济发展状况一直不理想。2019年，吉人均国民总收入仅为1240美元，和2010年相比只增加了390美元。低迷经济形势下，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加之今年疫情下从国外返回的劳动移民大多处于失业状态，社会不满情绪持续增长，这是反对派发动街头运动最大的社会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次议会选举导致的政权更迭，并非反对派精心谋划，而是他们利用了民众情绪顺势而为。
如果看相反的例子，中亚地区另外两个大国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情形就非常不同。在哈萨克斯坦，无论是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执政时期，还是托卡耶夫总统新政，哈萨克斯坦始终把经济和社会改革放在靠前位置。从《2030战略》到《2050战略》，经济和社会改革始终是哈萨克斯坦领导人最重视的领域。2019年，哈萨克斯坦人均GDP初值高达9683美元，在整个独联体名列前茅。乌兹别克斯坦在米尔济约耶夫总统执政之初就开启了全面改革，改革领域也主要集中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促进经济发展提高民众福祉是其改革主要目标。尽管其经济数据没有哈萨克斯坦亮眼，但是民众社会福利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满意程度令人瞩目。较高水平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是哈、乌两国保持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哈、乌两国都面临着各自的难题，它们的转型之路也还远称不上成功。
不过，从这次吉尔吉斯斯坦政局演变过程，也能看到该国政治转型进程中的某些进步。
首先，国家元首面临骚乱不再是抛弃职责跑路，确保了未来政局走向具备一定可控性。尽管热恩别科夫“神秘失踪”一段时间，但是局势缓和后他很快现身并呼吁在法律框架内解决危机。
其次，强力部门中立，执行了维持社会秩序、防止乱局扩大的职责。
最后，没有发生全国性暴乱，暴力被限制在一定范围，而且精英们在认真讨论如何在法治秩序下寻求新的权力分配格局。对转型之路的探索，仍然任重道远。
（本文转载自“丝路新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