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ic Rival”但不必然“Systematic Rivalry”
——新冠疫情与欧盟对华政策调整
张弦，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博士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欧洲政治与外交、人权与国际政治等。
疫情前欧盟对华政策变化
中欧关系已走过45周年，近年来欧盟主动调整对华认知。2019年3月12日发表的《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文件，虽然不否认《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所明确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突出强调了对中国的现实评估，判断对华关系中“机遇与挑战的平衡已经发生改变”。欧盟认为，中国不应再被视为发展中国家，而是一个关键的全球行为体（global actor）和主导性的技术力量。欧盟的对华政策应发展出一套更加现实、自信和多面向的综合性应对方法。
欧盟认为，中国不仅仅只是合作伙伴，其身份具有多重性：在维护多边主义、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中国的确是可以合作或谈判的伙伴（cooperation or negotiating partner）；但在经济和科技领域，中国是欧盟的竞争者（competitor）；在政治价值和治理模式方面，中国则是制度对手（systemic rival）。
新冠疫情加剧欧盟对华认知调整
欧盟调整对华认知，既因为大的全球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也与2019年12月1日新上任的欧盟领导团队有关。无论是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强调要塑造“更强势的欧洲”，还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主张“更自信的外交政策”，新一届欧盟团队的领导风格跟上届有明显不同，强调欧洲自主性及对华强硬的声音有所抬头。
自新冠疫情蔓延欧洲并造成多国重大损失后，欧盟内部一方面出现了批评中国防疫不利的声音，另一方面则对中国向意大利等东南欧国家提供援助保持警惕。再加上后期出现的香港国安立法和新疆再教育营等问题，疑虑和防范的心态加剧了业已存在的对华认知调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ph Borrell）在多个场合、通过各种形式，表达了对中国的怀疑和批评。譬如，其在3月23日撰文，抨击中国通过在疫情期间散布假消息（disinformation）和发动舆论战对欧盟进行“叙事的全球作战”（global battle of narratives），指责中国通过援助物资给特定欧盟国家推行“慷慨政治”（politics of generosity）进而分化欧盟；5月15日，博雷利表示，欧盟和中国的合作基础必须基于“信任、透明和互惠”。他认为欧盟以往的对华政策往往进退失据，矢言将正视与中国关系的复杂性，努力寻求连贯一致的对华政策。
“Systemic Rival”但不必然“Systematic Rivalry”
作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最高代表，教授出身的博雷利在挑选外交辞令时十分仔细，注重语言使用的准确性。虽然他在讲话中多次将中国定义为试图“向外推行国家治理模式”的制度对手（systemic rival），认为中欧在政治制度以及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观念上有着明显差异。然而，他却明确否定欧洲将与中国进行“系统性对抗”(systematic rivalry)。
5月29日，在一场与欧盟成员国外长的视频连线中，博雷利与外长们讨论了欧洲对华定位的认知，双方到底是盟友（ally）、伙伴（partner）、竞争者（competitor）还是对手（rival）？答案是全都是，但是分别处于不同的领域和层面上；6月9日，在与王毅部长进行完欧中战略对话接受记者采访时，博雷利表示，中国没有意图威胁世界和平，欧盟必须基于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开展对华合作从而实现全球目标；6月16日，在率欧盟27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进行视频会议的前一天，博雷利撰文表示，欧盟无意选边站联美制中，欧洲外交的目标是促进多边主义和全球合作。他特别强调，欧盟对中国“制度对手”的定位只是一种客观描述，欧盟没有任何意愿与中国进行“系统性对抗”(…It doesn’t mean that we are embarking on a systematic rivalry)。
后疫情时代中欧关系的发展
根据“语言政治学”（language politics）理论，在一定意义上，政治行为就是一种言语行为。言语并不仅仅只是语义的表达，言语本身亦是一种实践行动，具有丰富的政治意涵。从语义上分析，博雷利多次将制度对手（systemic rival）这一静态、客观性的描述与动态、有组织的“系统性对抗”(systematic rivalry)进行有意识的精确区分，从中我们可以听出许多弦外之音：欧盟尽管调整了对华定位与认知，凸出了应对中国竞争和挑战的一面，但管控纷争、深化合作依然是今后中欧关系的发展方向，“脱钩”（decoupling）和对抗不是欧盟的政策选项。
经济和贸易方面，欧盟已经连续十六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在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的情况下，双方已经达成（产品）地理标志协定并加紧于2020年底前完成投资协定，这将解决欧盟长期关切的对华市场准入、政府采购、技术转让等问题；政治和安全领域，在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霸权政策下，国际多边机制和贸易秩序濒临崩溃，区域安全热点问题一触即发，中欧双方都有合作的意愿和动力；在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仍在持续的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全球治理短板尤其是公共卫生方面的缺陷凸显，需要中欧双方携手推动国际合作、完善全球治理。
值得关注的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长期是默克尔政府的内阁部长，而德国从7月1日起也成为欧盟的轮值主席国。可以想见，德国尤其是默克尔本人在今后一段时间将对欧盟的各项重大决策发挥关键影响力。作为一名冷静务实的政治家，默克尔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也比较理性。近期她多次呼吁，欧盟成员国应该统一对华立场，用“一个声音”说话，努力找到共同的对华政策和共同答案。默克尔认为，中国已经是全球玩家（global player），欧中双方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背对对方互不理睬绝对是一个坏主意，后疫情时代欧盟与中国携手合作具有“战略利益”。
综上，中欧关系已经进入新时代，未来前景可期，挑战也前所未有。新冠疫情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欧盟业已存在的对华认知调整，但也为中欧双方开辟了新的合作领域，提供了新的合作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