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与国际关系”系列学术研讨会之
“兰大论坛”成功举办
2020年7月18日，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以拼音为序）联合主办的“新冠疫情与国际关系”系列学术研讨会之“兰大论坛”在腾讯会议平台成功举办。此次会议由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承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协办。
近年来，区域国别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成为一门“显学”。相关研究机构层出不穷，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扩散，不仅给国际格局造成了严重冲击，也给区域国别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我们迫切需要深入探讨新冠疫情究竟给区域国别研究造成了哪些影响、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哪些值得关注的新议题、它又如何改变了世界上诸多区域的地区发展动力等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有必要反思国内区域国别研究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为此，本次会议设定的主题为“新冠疫情与区域国别研究”。会议分为以下四个议题：一是“新冠疫情对区域国别研究带来的影响”，二是“新冠疫情与地区安全、地区合作的关联”，三是“新冠疫情背景下区域国别研究与中国外交”，四是“推动区域国别研究中实现理论与方法创新的路径”。来自五所会议主办高校的专家学者参与了此次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言，同时有120余名师生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聆听了此次会议。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李益斌副教授主持了会议开幕式。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曾向红教授代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汪金国教授说明了此次会议的举办背景和主题，并在开幕式上致辞。
主旨演讲环节由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李益斌副教授主持。
第一位发言人是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杨恕教授。杨恕教授作了题为“国际关系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异同”的发言。杨恕教授指出，国际关系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存在以下四个问题：第一，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在区域国别研究上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第二，国内外对于区域国别研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第三，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定位不清楚、学科归属不明、学科边界模糊。第四，学术界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学科组成的争议较大。杨恕教授认为，目前区域国别研究建立一级学科存在条件不足、经验不足、人才不足等问题，学术界仍需要多加探索、多做讨论，其中，用什么方式和内容培养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才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能将建立一级学科的目标放在人才培养的目标之上。关于建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建设，杨恕教授提出了以下建议：第一，区域国别研究涉及到的交叉学科需要具有包容性；第二，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不能过分强调学科边界；第三，双一流学科评估应更多地鼓励学科交叉。
第二位发言的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王正毅教授。王正毅教授作了题为“地区与地区主义”的发言。王正毅教授首先指出，中国学术界存在地区国别史专家，但没有世界史专家，因此应以学科为支撑来做地区国别研究，而不是与此相反。关于比较地区研究，王正毅教授提倡通过比较差异性来寻找出共同性。对于如何推进地区比较研究，王正毅教授建议：第一，研究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在多领域多层面的互动；第二，研究地区大国和地区主义的关系；第三，研究成员国退出地区合作机制的影响。最后，王正毅教授还勉励学术界要加大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力度，且明确学术研究是服务国家战略的前提，不能本末倒置。
议题一为“新冠疫情对区域国别研究带来的影响”，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戴长征教授主持。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郑春荣教授作了题为“新冠疫情背景下德国在欧盟的领导角色”的发言。郑春荣教授表示，经历了欧债危机后，法国实力相对衰落，德国在欧盟中的领导角色愈加重要。首先，郑春荣教授将领导角色从领导力的类型进行划分，分为结构性领导、企业性领导、理论性领导和方向性领导。德国应对新冠疫情期间，前期并没有发挥领导作用，在后期主动提供医疗物资，积极帮助成员国应对疫情，体现了方向性领导的角色。在经济复苏时期，德国发挥领导力，与法国共同提出经济复兴计划，维护了欧盟的团结和凝聚力。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李皖南副教授作了题为“印度尼西亚疫情防控及影响”的发言。李皖南副教授有如下观点：第一，印尼的“大规模社区限制政策”（PSBB）措施不同于中国的“封城”措施；第二，过早减轻防控举措（放松PSBB）给印尼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第三，疫情对印尼政治稳定的影响逐步显现；第四，疫情对印尼经济的影响可能超过亚洲金融危机。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梁朕朋博士作了题为“新冠疫情下俄罗斯对塔吉克斯坦外交政策的调整”的发言。梁朕朋博士认为，疫情给俄罗斯的发展与稳定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俄罗斯担心如果对外政策不及时作出调整，俄罗斯将会陷入更大的危机之中。疫情期间，俄罗斯将驱逐塔吉克斯坦移民改为不驱逐政策，并联合塔吉克斯坦共同处理边境安全问题，这样的变化将会是可持续性的、长期性的。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邓应文副教授作了题为“后新冠时期东南亚及新冠正在进行时的南亚地区外交政策、经济的变化探究”的发言。邓应文副教授认为，疫情的到来使东南亚国家作出比较理性的思考，各国对于作出外交政策的警惕性很高。东南亚各国在疫情期间，并没有积极与中国进行“抗疫”的合作，其原因主要是东南亚各国在中美竞争中持观望状态，在等待中美竞争最后会形成什么样的局面，因此宁愿不与中国合作，也不愿破坏微妙的平衡关系。
议题二为“新冠疫情与地区安全、地区合作的关联”，由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张振江教授主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学系主任熊李力教授作了题为“新冠疫情下的申根机制：局限与前景”的发言。熊李力教授认为，人员自由流动和物资自由流动的申根区在疫情期间并没有有效防控疫情。申根机制的内部边界的临时管控机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申根机制国家自由裁量权到底有多大、如何处理边界管控的道德压力与不管制的公民安全矛盾、成员国自身在某些方面的局限性使申根机制处于失灵状态。申根机制外部边界的一体化管理能力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欧盟和申根区的地理范围并不是完全重合的、中东国家加入欧盟给申根机制外部边界一体化管理带来了新的问题、各国执行申根机制外部管理的力度存在差异性。最后，熊李力教授提出，申根机制的发展主要依赖于申根机制制度的完善和成员国本身的支持度的提升。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赵宁宁副教授作了题为“特朗普政府对北极事务的安全化分析”的发言。赵宁宁副教授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北极“美国有限、战略竞争”理念认为北极地区攸关美国国家安全，否定应对气候变化是北极事务的优先领域，强调大国竞争，对北极事务的“安全化”成为特朗普政府北极政策的新方向。特朗普政府安全化北极事务的路径主要包括：第一，密集发布北极文件，强调维护北极传统安全利益；第二，排斥把应对气候变化视为北极治理的核心议题；第三，强化对俄罗斯的军事博弈，恶化北极安全环境；第四，污名化和安全化中国北极政策。特朗普政府安全化北极事务的影响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北极治理进程造成冲击，二是对中国北极行动造成一定程度的制约。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王勇辉副教授作了题为“新冠疫情以来印尼对纳土纳争议海域的政策动态”的发言。王勇辉副教授认为，新冠疫情以来印尼对纳土纳争议海域的政策调整主要考量的因素是印尼对自身中等强国、海洋强国、东盟领袖角色的追求和在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采取的对冲战略。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韦进深副教授作了题为“新冠疫情与上合组织公共卫生安全议题的兴起”的发言。韦进深副教授认为，新冠疫情的爆发将提高公共卫生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显著性，将触发上合组织公共卫生议程设置，对于推动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和上合组织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议题三为“新冠疫情背景下区域国别研究与中国外交”，由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胡宗山教授主持。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王传兴教授作了题为“新冠疫情下美国对华战略带来的挑战”的发言。王传兴教授认为，新冠疫情下美国对华战略带来四大挑战。第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已经、并且还将继续受到实质性冲击；第二，维护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稳定性已经、并且还将继续受到实质性冲击；第三，避免大国之间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国际政治新格局受到挑战；第四，防止美国“阶级利己主义、民族扩张主义和国家霸权主义”受到挑战。综上所述，归根结底，美国对华战略对中国新时代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构成了严峻挑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宏禹副教授作了题为“疫情影响下的中欧经济外交”的发言。王宏禹副教授认为，新冠疫情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促进了中欧经济合作。因为在疫情的影响下，中欧在经济合作共赢、全球多边主义、全球治理、环境保护等议题领域合作都是符合中欧双方利益的。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张弦博士作了题为“‘Systemic Rival’但不必然‘Systematic Rivalry’——新冠疫情后欧盟新的中国观评析”的发言。张弦博士认为，近年来，欧盟对中国的认知出现明显变化，不再一味强调合作而更加重视竞争，甚至将中国定义为“制度对手”。新冠疫情的出现加剧了欧盟对华的疑虑和防范。尽管如此，由于双方在多个领域具有合作的意愿和能力，后疫情时代中欧仍将深化互利合作，这不仅符合各自利益，也有益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议题四为“推动区域国别研究中实现理论与方法创新的路径”，由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门洪华教授主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董青岭教授作了题为“大数据时代的疫情政治：恐慌的跨界传播与反华情绪”的发言。董青岭教授认为，在此次疫情的预防和管控当中，大数据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国崛起为全球经济和军事强国之际，其亚洲邻国以及西方的竞争对手已经感到不安，而新冠病毒放大了人们对中国的潜在歧视。与中国有关的广泛政治、经济对峙和忧虑也加剧了反华心理，恐慌扩散的浪潮有时远远超出了实际问题。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暨南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副主任贺喜副教授作了题为“理论视野与案例分析：当下拉丁美洲研究的问题与机遇”的发言。贺喜副教授认为，90年代以来，拉美史这门年轻的学科出现了萎缩现象，陷入了困境状态。其原因主要是：第一，对策研究一窝蜂，基础研究不牢靠；第二，重视当代拉美问题研究，忽视五百年拉美近现代史及几千年拉丁美洲通史研究；第三，在一些现实问题上未能作出前瞻性判断；第四，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内部的“次区域”问题关注不够；第五，拉美研究内部国别研究分布不均衡；第六，微观研究及个案研究严重不足；第七，研究方法和范式深受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忽视了拉丁美洲自身的特殊性。拉丁美洲研究的机遇主要有：拉美研究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重视，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有大量的咨政报告需求，中企走出去需要智库支撑。另外，双一流学科建设以来，拉美研究丰富了很多高校“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研究范围。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丁榕俊助理教授作了题为“新冠疫情与韩国外交的机遇与挑战”的发言。丁榕俊助理教授认为，受疫情影响，美国继续要求韩国提高“防卫费分担”比例和“责任分担”是美韩同盟体系的延续，韩美联合防卫态势有所恶化和韩国自主国防能力与决心的提高是美韩同盟体系的转型，“一带一路”建设短期内存在一定政治和经济负担、东南亚地区合作面临一定困难是中韩关系的挑战，“新北方政策”的地区合作、“新基建”经济合作、共同防疫的外交合作是中韩关系的机遇。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曾向红教授作了题为“比较区域研究视域下的中亚研究”的发言。曾向红教授主要讲了四部分内容：第一，中亚研究现状与比较区域研究。曾向红教授认为西方的中亚研究已成为一个相对自主的研究领域，中国学术界在中亚问题研究上取得了明显进展；第二，中亚研究与区域内比较。曾向红教授认为由于中亚仅涵盖五个国家，样本量太小，故对这些现象予以研究主要采用求同法与求异法等常用的质性研究方法；第三，中亚研究与跨区域比较。曾向红教授认为跨区域比较强调情景化比较，要求研究者对不同区域尤其是尝试比较对象有较为深入和全面的了解，否则很容易出现“错置的比较”的情况；第四，中亚研究与区域间比较。曾向红教授认为区域间比较需要对本身具有存在诸多内在差异性和多元性的地区特征进行宏观提炼和总结，然后再与其他地区进行对照和比较，以发现这些地区在发展动力、机制、模式等方面的异同及彼此间可能具有的内在关联。
闭幕式环节由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曾向红教授主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戴长征教授致辞。戴长征教授感谢与会专家学者的支持、五校师生的热情参与。他表示，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贡献了真知灼见，令人受益匪浅。未来希望更多同仁参与研讨，集思广益。
供稿：曹佳鲁
校对：陈科睿
审定：李益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