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的问题意识与政治学研究的“社会”转向
罗轶轩
2020年6月19日上午9:00，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兰州大学中亚所主办的首届“学术活动月”系列第九场讲座如期进行。罗轶轩老师在此次讲座中作了题为《孟德斯鸠的问题意识与政治学研究的“社会”转向》的线上学术讲座。讲座由我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陈科睿主持，校内外300余名师生通过知网直播平台观看了此次讲座。
罗老师此次讲座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孟德斯鸠：现代分权理论的奠基者？第二，孟德斯鸠对契约论自由主义的修正；第三，孟德斯鸠政体学说的内在结构；第四，孟德斯鸠论民族一般精神。
首先，罗老师以“孟德斯鸠能否称得上现代分权理论的奠基者？”这一问题为切入点开始本次讲座。在罗老师看来，孟德斯鸠虽然对西方政治理论作出巨大贡献，但在其享誉世界的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仅11章的第6节论述了其分权政体学说。所以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仅凭借其分权理论学说，孟德斯鸠并不能处于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决定性位置。尽管罗老师在这一问题上给出了否定答案，但罗老师并不否认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对于政治学的卓越贡献。
随后，罗老师为我们详细讲述了孟德斯鸠对英国政体的讨论，以及“孟德斯鸠式的修正”。孟德斯鸠认为，包括分权制度在内的政治制度不应作为单独的个体被孤立的考虑，而应该将其纳入政治思想领域进而放置于更大的框架中才更有意义。同时，对于气候、商业、宗教等民族因素的考量也极为关键。因此，孟德斯鸠选择了对传统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为切入点而进一步展开自己的理论学说。虽然，他与洛克、霍布斯均认为，政治的目的应为合理充分的保障人们的自由、生命等权利，但三者对于政治目的实现途径却存在较大差异。另外，三人的理论不约而同地描述了人类从自然状态转向社会状态的动机与过程，并对于“法律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状态的有力保障”这一论述持赞同态度，但孟德斯鸠却提出了“政治国家”与“公民国家”的概念，其核心在于民族秉性，这是不同于洛克与霍布斯的政治学说。在他看来，民族秉性是一个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象征与统一意志的体现，从根本上决定了政治意志与政体偏好。这一理论的提出将洛克、霍布斯等人忽略的历史、经验、民族等因素重新纳入到了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学方法论革命。
再次，罗老师详细为我们介绍了孟德斯鸠的民族秉性理论。第一，在孟德斯鸠看来，民族秉性体现了民族意志的不同，而民族意志则进一步决定了该民族的制度选择与权力偏好。因此，在建制立宪之时，需要了解自身民族特性，将历史与经验融入民族特性进而展开研究。第二，关于什么政治制度能够最大程度的保障民众的生命、安全、自由等权利。孟德斯鸠认为，需要用非演绎的方式对人类历史与制度经验进行一般性比较才能得出结论。为此，孟德斯鸠以民族秉性为基础阐释其政体学说。他认为，君主制与共和制等制度存在着先天性失效的风险，而混合政体却能以自由精神为动力，以分权为基础带来良好的政治效力，由此突出了英国政体在当时的比较优势。
最后，罗老师借用孟德斯鸠“政体的运转要存在源自特定民族的一般精神”，特意强调此次讲座的核心概念，即民族秉性与政体的同质性原则。这也意味着，立法者首先应让民众在精神上做好准备，而不是进行立刻的制度改革，政体必须与民众激情相符才能实现成功立法。罗老师谈到：“《论法的精神》一书并不是写给大众，而是写给立法者的立法指南、立法知识与立法原则。因此，希望各位同学能够细细品味这本著作，相信大家定会有所收获。”
撰稿：魏宸宇
审定：宁 彧
